为灵隐寺再书匾额
　　现在许多人对“海内榜书，沙老第一”的了解，大多是从20世纪50年代沙孟海替灵隐寺题写匾额“大雄宝殿”四字开始的。那庄重雄浑的榜书，不知使多少人看了后赞叹不已，可沙孟海自己对题写的匾额并不满意，当别人称赞时，他总是摆摆手说：“惭愧惭愧，实在写得不好。”
　　所以后来沙孟海提出，想重书“大雄宝殿”四字。1987年，沙老以八十岁高龄，拿起似椽巨笔，重新题写了这四个字。据说此笔是湖州笔厂特制的，每一个字写出来都有四张八仙桌那么大。每一个字写好后放一个房间，笔画过处，墨汁淋漓，过了八天才干。沙老每写一字手臂疼痛异常，字写好了，人也住进了医院。
　　为保俶塔考证


　　沙孟海说，五代时造塔之风盛行，而保俶塔是吴越王钱弘俶造的最后一座塔，说有“保俶（按：钱弘俶）平安”的意思，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王者至高无上的年代里，避讳尚且不及，怎么可能以王者之名来命一座塔？沙孟海曾在塔畔发现一块碑，为民国期间杭州市长赵志游所立，撰碑记的人叫程学銮。碑上记载塔名为“宝石塔”。这比称“保俶塔”合乎情理，因它建在宝石山上，而西湖对面的“雷峰塔”也是以山命名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沙孟海曾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要职，看到宋《咸淳临安志》一书上的附图，称此塔为“宝所塔”。咸淳年离五代末时间较近，当无误。但沙孟海仍不知“宝所”一名的出处。
　　有一天，沙孟海来到又一佛教圣地——天台国清寺，见寺中有一碑，上书：“真趋宝所”，看后不解其意，就问一和尚，和尚回答：“宝所是佛教中提到的名称，与常说的天堂、极乐世界意思一样。”在佛教盛行的五代，以佛教名称命塔，那是很普遍的事，“宝所塔”之名的疑团至此方才解开。
　　为《富春山居图》找归宿
　　元代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现在一半藏在浙江博物馆，一半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半卷）能够入藏浙江博物馆，沙孟海起了重要作用。
　　《富春山居图》留存大陆的半卷被称为《剩山图》。1938年，上海收藏名家吴湖帆卧病家中，一天有人来看望吴，随身带了一张破旧的《剩山图》，吴湖帆看了之后爱不释手，几经交涉，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认为国宝名画以个人的能力极难保存下来，只有国家来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多次往返于杭沪之间，与吴湖帆商洽，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为沙孟海的真诚感动，终于同意割爱。
　　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图上火迹斑斑，还有不少破洞，所以后来又做了精心修补。《剩山图》长50多厘米，台湾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约600厘米，而原作是近七米的长卷。
　　全力振兴西泠印社
　　为了弘扬民族传统艺术，搞好印学研究，沙孟海提出：“印学是一门比较冷僻的学问，搞不热闹，所以用书画来配合，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印社，书画应当配合印学来搞。”他的话对于办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沙孟海主持西泠印社的工作后，使它从恢复到发展，并在国内外获得盛誉。他一再说：“西泠印社这块牌子还很响，这很不容易，应该在学术研究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全国印社很多，我们当老大哥，光年纪大没有用，不把学术研究搞起来是不行的。光刻刻写写，大家也会搞，这样的老大哥靠不住。”他认为应该以印学为主，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规定每年的清明、重阳举行雅集。一时之间，名声远扬，当时有国内外社员五百多人。西泠印社还创办了社刊。爱社如家的印社社员在沙孟海的影响下，表现出奉献精神，许多社员无偿捐献印章、图书、印谱。经过悉心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和印学图书馆则是当今国内外首家全面展示中国印文化的窗口，其中沙孟海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有一次，沙孟海写了一篇介绍西泠印社的文章，他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将“金石书画”一说改成“篆刻书画”，并向人解释修改的理由：“清朝的时候，金石很吃香，瞧不起篆刻，认为是雕虫小技，因此称自己是‘金石家’，其实‘金石’指的是钟鼎碑刻，故金石家不一定是篆刻家。现在不同了，篆刻家有地位了，不用冒人家金石家的牌子了。”沙孟海修订的稿子照排后，反复校对三四遍，才送他审阅，他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反复看了才同意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