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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横空出世。“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任何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
毛泽东是语言和行动的巨人，尤其擅长政治修辞，堪称语言大家。1965年9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改词时，批写道：“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这里所说的“新词”，主要指新的词汇。对于词语，他有一种求新的欲望、创新的本事、制造的技巧。他将许多深奥的政治语言，意识形态的大词，官场的专业术语，与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农民的语言结合起来，揉搓一番，幽深者曲折以明之，微妙者譬喻以形之，“横空盘硬语”，捏出一个又一个新词：敲打世界的词，引人上进的词，清洗思想的词，直指人心的词，自我游戏与游戏人间的词。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毛泽东是新词汇新概念的创造者，他的许多词语具有原创性，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点江山”、“只争朝夕”、“朝气蓬勃”、“三個世界”等等。毛泽东是语言的统帅，常常出其不意地率领一群词语占领理论要塞，抵达思想制高点，从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以十分简朴、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极其复杂的思想、让词语真正地为其思想服务的非凡能力。这方面，东土几无人，国民党人不行，中共党内的许多人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在变化与创造中为语言招魂，为时代立心。“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等，字字句句，若网得纲，为共产党人立心。他倡导“孺子牛”，藐视“纸老虎”，号召“打老虎”。毛的这些词语，影响了一大片人，影响了一个时代，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毛泽东的语言根源之一，是底层与民间。李后主敢于以俚语入歌，毛泽东更是善于将民间语言、民族语言、中国语言拿来表述他的政治思想。黑格尔曾说：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这话说得何其自信。毛泽东亦有这样的自信跟能耐，他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说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像“愚公移山”、“治病救人”、“夹着尾巴做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等等，信手拈来，挥洒成譬，有从书本学来的，更多的是从民间学来的，不过他巧妙地在其中衔入自己的思想，构成新的气象。毛泽东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的语言扎根于民间，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让从西方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使用中国的民间话语，深入浅出地与中国老百姓对话，从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难怪文学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感叹：毛泽东“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
语言是抵达意义的工具。大多数人往往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的陈词滥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固然能使人听懂，但人们不一定听得进、记得住，更不会转化为世界观方法论，因为大家对陈词滥调已经麻木了。
毛泽东不用套语老调，他善于通过创造能够产生震撼力的新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狄德罗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句话中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要让语言太顺溜。过于顺溜的话，容易一个耳朵进来另一个耳朵出去，停不下来，过眼或者过耳就忘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在政治言说中，不仅使用“奇怪的词儿”，还会说会写“漂亮句子”，自然形成刺激，方便入耳入脑入心，可以长久地在人们的思想里停留。比如，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纠正错误也没有办法。”……这些话，活泼泼的，大词与小词搭配，所以与毛泽东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只能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颠覆了一些词。他与一些词语搏斗。“斗争哲学”，原来是国民党骂共产党的话，不少共产党人很反感这个词，毛泽东把它拿来用了，作为自己的哲学，用得淋漓尽致。这就好比一只对方射过来的利箭，他潇洒地接过来，为我所用，顺手投向对方，置对方于死地。
毛泽东救活了一些词。像“实事求是”、“愚公移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旧词新用，借尸还魂，起死回生。他在对许多已经固定或死亡、毫无生气的词语的扬弃中，使之获得活力。一些陈词滥调，在他的舌下笔下复活如初。
毛泽东挪用了一些词。禅家说，“百草头上祖师意”。在毛泽东那里，许多描写自然现象的词汇，像“毒草”、“鱼水”、“东风、西风”、“百花齐放”等等，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以前的词义被大大拓展延伸，甚至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当然，不是心里的每一个词都能落实在言语中，正如不是每一棵种子都能够发芽一样。毛泽东也有遇到语言障碍的时候，也有词不从心的时候，也有面临语言黑洞的时候。某些思想沉睡在他的身体里，这时候需要一个让思想动情并为之“私奔”的词语来唤醒，可是那个撩动思想的词语始终没有出场。我猜想，晚年毛泽东，心中有些深奥、深刻的思想要表达，但是词不出现、词不答应。词不答应的时候，嘴也好，笔也好，都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他的许多思想无法与人共享。面对金针无法度人的困境，他只好借助一些近似的词语，比如形容词，或者引用古人的话来表达他的思想，有时候他还放手让手下的“笔杆子”去表达、传达他的想法。
毛泽东的语言是诗性的语言。中国人是很欣赏和强调语言中的诗性的，诗性是汉语独特的光彩。但诗性语言往往是缺乏逻辑的、模糊的、非理性的，有的人认为这是语言之病。对于政治人物必须严谨地表达政治思想来说，这一点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毛泽东不以为然，不以为病。——语言上的病与不病，见仁见智。毕竟，诗性的语言往往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毛泽东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构建起了毛家语言的寺庙。他是语言的创造者。他是语言的再造者。他使用的词语是他的战士、号角、投枪、匕首。他的“毛式语言”成就甚大，变成一种概念、一种说话、一种口气、一种方式、一种习惯。
毛泽东的许多词语具有耐磨损性。他创造了一些没有时间，也就是说可以在时间中长期穿行的词。比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半边天”等。
毛泽东的词语，许多曾经流行的，现在已经从政治中、从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场了，慢慢消失了，这也正常。词语也需要清场，不然词典受不了。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词。词语的流失也就是某种思想的流失，或者暂时消失。当然，没准哪一天它会死而复生，如同一棵老树枯萎了，过了若干年，忽然又冒出了新绿。
词语的影响力就是人的影响力。刘亚洲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毛泽东流传下来的话，好话，或者被一些人认为的不那么好的话，那就太多了。所以，本书在收集毛泽东的词语之外，还收集了一些因毛泽东而流行的格言式的短句。
毛泽东的词语仍在敲打和影响着我们——在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上，在周围人们的言说中。今生与他及他的词语相遇，是命里缘分。如今，我们或者喜欢地使用着他创造的词语、他的语言；或者很小心地避开与躲着，却仍在不可避免地使用他的词语他的语言……“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当今中国，遍地都是毛氏词语犁过的田地，谁都绕不过去。他的词语已经进入我们的阅读，进入我们的生活，溶于中国文化的血脉，成为旺盛的汉语生命力的一部分。有论者称：“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升华成一种文风、一种语态，被过去及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窃慕、模仿、袭蹈。用毛的口吻说话、用毛的风格措辞、用毛的逻辑论说，成为不少人的语言潜意识，成为他们所陶醉、愉悦的语言境界——这是许多文学‘大师’都没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也只有鲁迅堪与比肩。”诚哉斯言。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八十八个
关键词》后记
胡松涛
从毛泽东创造的词语、流行语入手，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以及语言现象，我是从2008年开始的。此处入手，鲜有其人。承载思想的词语常常被思想遮蔽，我要一只眼看思想，一只眼看词语；我要一手拨开思想看词语的本来面目，一手摆弄词语看思想如何让词语怀孕及出生。一些不成熟的片段，以《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为名，在《书屋》杂志连载，数家报刊转载，我欣欣然。我计划写上一百条左右的“毛氏词语”，通过研究毛泽东创造的词语，更加深入地学习、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当我把自己的愿望说给几位朋友时，他们都鼓励我赶快写出来。可是，惭愧得很，因为恒心与功力不足，写了二三十则就停了下来。
真正集中时间写作，是2013年8月之后。在一次闲聊中，我趁着几分酒劲，又一次大言说出我准备写一百则“毛氏词语”的想法。朋友们哼哼哈哈地应付着我，环顾左右而言他。我猛然想到，这样的话从我嘴中已经说过几次了，却没有真正埋头下手去做。我不能空言失信，更不能让朋友们对我失望。于是，集中时间、加班加点赶写。尽管我为这个题目的写作进行了大量阅读，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振奋起这只笔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集中写作近百篇文章，常有捉襟见肘之窘境。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集大成”式的人物，借《文赋》上的话说，他的言语“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博大精深。吾辈慧浅而学短，对于毛泽东的词语，窥其义趣而逮其幽远，阐其流源而脉络皎然，开合广大而不离其宗，我感到十分彷徨和艰难。王夫之曰：“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真是悟道之言。但是，既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
正在为难之际，“天”成全了我。一纸命令宛如命运之神，指引我从北京来到陕西某部任职。我心里暗自高兴：天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情！从此我知晓一个“秘密”：组织的安排就是“天”的安排，组织的任命就是“天”给我的命。
陕北，正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构建时期，是毛泽东的词语大创造、大发展、大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在这里苦心经营十三年，创造了一批具有革命风格、时代特色、民族气派的崭新词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到了陕西，我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思考。延安及周边布满了革命历史的胜迹。在这里的游历，让我对毛泽东词语的认识更加深入。我曾徘徊在毛泽东当年创造词语的地方，像“纸老虎”谈话之处、“为人民服务”演讲之处、“三大纪律大项注意”发布之地、《沁园春·雪》的写作之地……置身于这样的环境，现场感很强，感受是亲近而生动的。读其书，游其地，思所演，悟其义，念兹在兹，常常感到毛泽东的声音就在我的左右回旋，毛泽东的灵魂跟光辉就在我的头顶上面照耀。词语与环境、词语与思想、词语与人物、词语与形势任务、词语与风土人情……我像陕北老人清点山坡上的羊群那样，重新盘点那些甜蜜而苦涩的词语。在陕北，我想到了在北京的书房中没有想过的许多问题，每每激动不已，伏案兴会淋漓。同时，面对丰厚的革命文化资源，我愈发感到自己的肤浅：以有限的知识储备和拙劣的笔墨，竟敢下笔评说无限广大的毛泽东词语，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当然，我亦坦然平静，毕竟，毛泽东他老人家一生都是鼓励小人物、提携小人物的，他一生都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提倡大无畏精神的。
贺敬之歌曰“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如今我在延安。唐朝乐队唱道“梦回唐朝”，如今我走在西安的大街上不小心就碰到了李白、王维、唐诗跟唐朝。北京——西京的阅历，成全了这本书，尽管它仍是简陋的——简陋就意味着具有巨大的修补空间。
显然，我对毛泽东湛深微妙词语的解读与研究，浮光掠影多，简单阐释多，逐字推索不够，详审慎择不够，深入挖掘不够，都是些皮相之见，不透不通甚至疏虞之处也是自然的。还有，毛泽东创造和使用的许多改变中国甚至世界的词语还没有写出来。比如：支部建在连上、农村包围城市、自力更生、解放军、生命线、大跃进、大民主、提高警惕、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
诗人臧克家说：“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毛泽东词语亦复如是。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金刚经》等经典著作问世以来，注家蜂起，字字追究，词词探讨，既“照着讲”，又“接着讲”，甚至于“添字注经”，尽管不同的时代关注的内容和重點不同，不同的学者治学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千家竞注”，促进了“经世致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立足原创性文本，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梳理、提炼和诠释，自觉地对经典著作中的词语、概念、范畴、原理和思想进行当代化的表达，用新的语言去诠释和宣传，有利于经典的彰显与继承。我相信，“千家注毛”、大家辈出的生动局面一定会出现。
我以惴惴之心将书稿送给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的李师东先生，请他指正。我与他早就相识，心心相印，远远关注，很少联系，庄子说的“相忘于江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李师东先生对书稿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甚至动员了他的夫人出谋划策，令人感动。经他的指点，许多篇目为之一新了。
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他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大家，专著等身。在百忙之中他为本书作序，使拙著骤然生辉。他说“该书仿佛画出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这是鞭策和鼓励，也为我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借大山的托举，我以野人献曝之诚，拿出这本薄薄的册子，呈现于方家面前，内心是诚惶诚恐的。好在，毛泽东国柱宗风，他的词语不会因为我的画蛇添足而增，也不会因为我的指手画脚而减。正所谓，巍巍文化昆仑，不增不减是也。
毛泽东是语言和行动的巨人，尤其擅长政治修辞，堪称语言大家。1965年9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改词时，批写道：“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这里所说的“新词”，主要指新的词汇。对于词语，他有一种求新的欲望、创新的本事、制造的技巧。他将许多深奥的政治语言，意识形态的大词，官场的专业术语，与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农民的语言结合起来，揉搓一番，幽深者曲折以明之，微妙者譬喻以形之，“横空盘硬语”，捏出一个又一个新词：敲打世界的词，引人上进的词，清洗思想的词，直指人心的词，自我游戏与游戏人间的词。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毛泽东是新词汇新概念的创造者，他的许多词语具有原创性，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点江山”、“只争朝夕”、“朝气蓬勃”、“三個世界”等等。毛泽东是语言的统帅，常常出其不意地率领一群词语占领理论要塞，抵达思想制高点，从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以十分简朴、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极其复杂的思想、让词语真正地为其思想服务的非凡能力。这方面，东土几无人，国民党人不行，中共党内的许多人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在变化与创造中为语言招魂，为时代立心。“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等，字字句句，若网得纲，为共产党人立心。他倡导“孺子牛”，藐视“纸老虎”，号召“打老虎”。毛的这些词语，影响了一大片人，影响了一个时代，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因枝以振叶，沿波而讨源。毛泽东的语言根源之一，是底层与民间。李后主敢于以俚语入歌，毛泽东更是善于将民间语言、民族语言、中国语言拿来表述他的政治思想。黑格尔曾说：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这话说得何其自信。毛泽东亦有这样的自信跟能耐，他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说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话。像“愚公移山”、“治病救人”、“夹着尾巴做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等等，信手拈来，挥洒成譬，有从书本学来的，更多的是从民间学来的，不过他巧妙地在其中衔入自己的思想，构成新的气象。毛泽东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的语言扎根于民间，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让从西方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使用中国的民间话语，深入浅出地与中国老百姓对话，从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难怪文学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的信中感叹：毛泽东“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
语言是抵达意义的工具。大多数人往往使用大家都在使用的陈词滥调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固然能使人听懂，但人们不一定听得进、记得住，更不会转化为世界观方法论，因为大家对陈词滥调已经麻木了。
毛泽东不用套语老调，他善于通过创造能够产生震撼力的新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狄德罗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多的东西。”这句话中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不要让语言太顺溜。过于顺溜的话，容易一个耳朵进来另一个耳朵出去，停不下来，过眼或者过耳就忘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在政治言说中，不仅使用“奇怪的词儿”，还会说会写“漂亮句子”，自然形成刺激，方便入耳入脑入心，可以长久地在人们的思想里停留。比如，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纠正错误也没有办法。”……这些话，活泼泼的，大词与小词搭配，所以与毛泽东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只能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颠覆了一些词。他与一些词语搏斗。“斗争哲学”，原来是国民党骂共产党的话，不少共产党人很反感这个词，毛泽东把它拿来用了，作为自己的哲学，用得淋漓尽致。这就好比一只对方射过来的利箭，他潇洒地接过来，为我所用，顺手投向对方，置对方于死地。
毛泽东救活了一些词。像“实事求是”、“愚公移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旧词新用，借尸还魂，起死回生。他在对许多已经固定或死亡、毫无生气的词语的扬弃中，使之获得活力。一些陈词滥调，在他的舌下笔下复活如初。
毛泽东挪用了一些词。禅家说，“百草头上祖师意”。在毛泽东那里，许多描写自然现象的词汇，像“毒草”、“鱼水”、“东风、西风”、“百花齐放”等等，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以前的词义被大大拓展延伸，甚至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当然，不是心里的每一个词都能落实在言语中，正如不是每一棵种子都能够发芽一样。毛泽东也有遇到语言障碍的时候，也有词不从心的时候，也有面临语言黑洞的时候。某些思想沉睡在他的身体里，这时候需要一个让思想动情并为之“私奔”的词语来唤醒，可是那个撩动思想的词语始终没有出场。我猜想，晚年毛泽东，心中有些深奥、深刻的思想要表达，但是词不出现、词不答应。词不答应的时候，嘴也好，笔也好，都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他的许多思想无法与人共享。面对金针无法度人的困境，他只好借助一些近似的词语，比如形容词，或者引用古人的话来表达他的思想，有时候他还放手让手下的“笔杆子”去表达、传达他的想法。
毛泽东的语言是诗性的语言。中国人是很欣赏和强调语言中的诗性的，诗性是汉语独特的光彩。但诗性语言往往是缺乏逻辑的、模糊的、非理性的，有的人认为这是语言之病。对于政治人物必须严谨地表达政治思想来说，这一点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毛泽东不以为然，不以为病。——语言上的病与不病，见仁见智。毕竟，诗性的语言往往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毛泽东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构建起了毛家语言的寺庙。他是语言的创造者。他是语言的再造者。他使用的词语是他的战士、号角、投枪、匕首。他的“毛式语言”成就甚大，变成一种概念、一种说话、一种口气、一种方式、一种习惯。
毛泽东的许多词语具有耐磨损性。他创造了一些没有时间，也就是说可以在时间中长期穿行的词。比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半边天”等。
毛泽东的词语，许多曾经流行的，现在已经从政治中、从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场了，慢慢消失了，这也正常。词语也需要清场，不然词典受不了。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词。词语的流失也就是某种思想的流失，或者暂时消失。当然，没准哪一天它会死而复生，如同一棵老树枯萎了，过了若干年，忽然又冒出了新绿。
词语的影响力就是人的影响力。刘亚洲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毛泽东流传下来的话，好话，或者被一些人认为的不那么好的话，那就太多了。所以，本书在收集毛泽东的词语之外，还收集了一些因毛泽东而流行的格言式的短句。
毛泽东的词语仍在敲打和影响着我们——在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上，在周围人们的言说中。今生与他及他的词语相遇，是命里缘分。如今，我们或者喜欢地使用着他创造的词语、他的语言；或者很小心地避开与躲着，却仍在不可避免地使用他的词语他的语言……“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当今中国，遍地都是毛氏词语犁过的田地，谁都绕不过去。他的词语已经进入我们的阅读，进入我们的生活，溶于中国文化的血脉，成为旺盛的汉语生命力的一部分。有论者称：“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升华成一种文风、一种语态，被过去及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窃慕、模仿、袭蹈。用毛的口吻说话、用毛的风格措辞、用毛的逻辑论说，成为不少人的语言潜意识，成为他们所陶醉、愉悦的语言境界——这是许多文学‘大师’都没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也只有鲁迅堪与比肩。”诚哉斯言。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八十八个
关键词》后记
胡松涛
从毛泽东创造的词语、流行语入手，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以及语言现象，我是从2008年开始的。此处入手，鲜有其人。承载思想的词语常常被思想遮蔽，我要一只眼看思想，一只眼看词语；我要一手拨开思想看词语的本来面目，一手摆弄词语看思想如何让词语怀孕及出生。一些不成熟的片段，以《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为名，在《书屋》杂志连载，数家报刊转载，我欣欣然。我计划写上一百条左右的“毛氏词语”，通过研究毛泽东创造的词语，更加深入地学习、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当我把自己的愿望说给几位朋友时，他们都鼓励我赶快写出来。可是，惭愧得很，因为恒心与功力不足，写了二三十则就停了下来。
真正集中时间写作，是2013年8月之后。在一次闲聊中，我趁着几分酒劲，又一次大言说出我准备写一百则“毛氏词语”的想法。朋友们哼哼哈哈地应付着我，环顾左右而言他。我猛然想到，这样的话从我嘴中已经说过几次了，却没有真正埋头下手去做。我不能空言失信，更不能让朋友们对我失望。于是，集中时间、加班加点赶写。尽管我为这个题目的写作进行了大量阅读，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振奋起这只笔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集中写作近百篇文章，常有捉襟见肘之窘境。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集大成”式的人物，借《文赋》上的话说，他的言语“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博大精深。吾辈慧浅而学短，对于毛泽东的词语，窥其义趣而逮其幽远，阐其流源而脉络皎然，开合广大而不离其宗，我感到十分彷徨和艰难。王夫之曰：“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真是悟道之言。但是，既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
正在为难之际，“天”成全了我。一纸命令宛如命运之神，指引我从北京来到陕西某部任职。我心里暗自高兴：天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情！从此我知晓一个“秘密”：组织的安排就是“天”的安排，组织的任命就是“天”给我的命。
陕北，正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构建时期，是毛泽东的词语大创造、大发展、大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在这里苦心经营十三年，创造了一批具有革命风格、时代特色、民族气派的崭新词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到了陕西，我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思考。延安及周边布满了革命历史的胜迹。在这里的游历，让我对毛泽东词语的认识更加深入。我曾徘徊在毛泽东当年创造词语的地方，像“纸老虎”谈话之处、“为人民服务”演讲之处、“三大纪律大项注意”发布之地、《沁园春·雪》的写作之地……置身于这样的环境，现场感很强，感受是亲近而生动的。读其书，游其地，思所演，悟其义，念兹在兹，常常感到毛泽东的声音就在我的左右回旋，毛泽东的灵魂跟光辉就在我的头顶上面照耀。词语与环境、词语与思想、词语与人物、词语与形势任务、词语与风土人情……我像陕北老人清点山坡上的羊群那样，重新盘点那些甜蜜而苦涩的词语。在陕北，我想到了在北京的书房中没有想过的许多问题，每每激动不已，伏案兴会淋漓。同时，面对丰厚的革命文化资源，我愈发感到自己的肤浅：以有限的知识储备和拙劣的笔墨，竟敢下笔评说无限广大的毛泽东词语，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当然，我亦坦然平静，毕竟，毛泽东他老人家一生都是鼓励小人物、提携小人物的，他一生都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提倡大无畏精神的。
贺敬之歌曰“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如今我在延安。唐朝乐队唱道“梦回唐朝”，如今我走在西安的大街上不小心就碰到了李白、王维、唐诗跟唐朝。北京——西京的阅历，成全了这本书，尽管它仍是简陋的——简陋就意味着具有巨大的修补空间。
显然，我对毛泽东湛深微妙词语的解读与研究，浮光掠影多，简单阐释多，逐字推索不够，详审慎择不够，深入挖掘不够，都是些皮相之见，不透不通甚至疏虞之处也是自然的。还有，毛泽东创造和使用的许多改变中国甚至世界的词语还没有写出来。比如：支部建在连上、农村包围城市、自力更生、解放军、生命线、大跃进、大民主、提高警惕、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
诗人臧克家说：“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毛泽东词语亦复如是。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金刚经》等经典著作问世以来，注家蜂起，字字追究，词词探讨，既“照着讲”，又“接着讲”，甚至于“添字注经”，尽管不同的时代关注的内容和重點不同，不同的学者治学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千家竞注”，促进了“经世致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立足原创性文本，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梳理、提炼和诠释，自觉地对经典著作中的词语、概念、范畴、原理和思想进行当代化的表达，用新的语言去诠释和宣传，有利于经典的彰显与继承。我相信，“千家注毛”、大家辈出的生动局面一定会出现。
我以惴惴之心将书稿送给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的李师东先生，请他指正。我与他早就相识，心心相印，远远关注，很少联系，庄子说的“相忘于江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李师东先生对书稿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甚至动员了他的夫人出谋划策，令人感动。经他的指点，许多篇目为之一新了。
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先生，他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大家，专著等身。在百忙之中他为本书作序，使拙著骤然生辉。他说“该书仿佛画出一幅别开生面的‘语言地图’”，这是鞭策和鼓励，也为我今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借大山的托举，我以野人献曝之诚，拿出这本薄薄的册子，呈现于方家面前，内心是诚惶诚恐的。好在，毛泽东国柱宗风，他的词语不会因为我的画蛇添足而增，也不会因为我的指手画脚而减。正所谓，巍巍文化昆仑，不增不减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