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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的变化不断带来各种机会，这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转型大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区别之一。这是我反复向外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强调的一点，而我的个人经历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时光倒流，岁月穿梭。
二十年前（1998年），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当一名大学教授和经济学者。作为一个出生于贫困农村的人，我小时候的最大梦想是将老家对面的山坡改造为一个现代化农庄，进入人民大学读本科之后的最大梦想是巡牧一方。
十年前（2008年），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去哈佛留学。哈佛、MIT、耶鲁、斯坦福，这都是无数经济学子心中的学术圣殿。我更没有想到一年后居然有机会在哈佛师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
五年前（2013年），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参与创办一个大学智库，并有幸成为这家国家高端智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那时，我还在准备破格申请教授。刘元春教授在人大明德广场上遇到我两次，邀请我参与创办一个研究机构，负责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便欣然同意。不久，在前后几任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于2013年6月29日正式成立，之后快速发展，并且在2015年年底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今天的人大国发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二级学院。它拥有专职人员30来名，兼职人员200多名，下辖20个研究中心和2个地方分院。最近几年，人大国发院平均每年向中央提交内参和报告200多篇，每年举办各类会议100多场。说实话，我从未想到人大国发院会发展到今天的巨大规模，否则我当初可能没有信心来承担如此重任。
哈特教授曾很好奇地问我，像我这样的大学教授去做一个智库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当时可谓百感杂陈，一时竟默默无语。2018年6月29日是人大国发院成立五周年，我觉得是时候做一番检讨和反思。吾等愚拙，虽不能一日三省，五年一省，犹未为晚。是为此文。
做智库的成本和收益
世间万物，无非成本收益而已，经济学可谓抓住了根本。根据经济学原理，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或者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对不同的人来说，成本和收益的表现形式不同。有些事情对有些人是成本，对另一些人则是收益；有些事情对有些人收益大，对另一些人则收益小。
先说大学教授做智库的成本。
对于大学教师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永远是发论文和评职称，除此之外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成本。做智库（政策研究）与做学术研究不同：一是政策研究强调抓热点，学术研究可以“炒冷饭”；二是政策研究强调实用性，学术研究强调理论价值；三是政策研究强调综合性，学术研究强调某个方面的创新性；四是政策研究在表达方式上要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学术研究要求严谨的表达。因此，虽然学术研究可以为政策研究提供基础，但是要转化成合格的政策研究成果（内参或研究报告）仍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及时收集各类政策法规，到政府、企业里或社会上调研，到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学习相关背景知识，撰写媒体文章或接受记者采访，以及撰写政策研究报告并与有关部门保持联系。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很多时间成本都是固定成本甚至是沉没成本。此外，智库研究的时效性很强，往往要求在短期内提交成果。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处于评职称的关键时期，或者还有一堆学术论文没有写完或修改，却要优先考虑撰写内参或研究报告，内心的焦虑如同饮冰。越是学术研究做得好的年轻学者，做智库研究的机会成本越高；越是处于学术上升时期的学者，做智库研究的机会成本越高。如果一个学者对现实问题非常感兴趣，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冲动，又熟悉智库研究的基本规则，那么中等水平的学者做智库研究的机会成本可能是最低的。研究水平较低的学者，与其去做智库研究，不如去做学术研究，至少造成的负外部性更小。当然，机会成本高低与智库研究水平高低并无对应关系。在我们人大国发院，有少数几个研究水平一流的成熟学者，其智库成果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以上成本只是作为一个智库研究者的主要成本，作为智库管理者还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和大多数高校的行政管理岗位一样，智库管理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管理和服务三类群体：一是管理行政人员，二是服务研究人员，三是协调有关部门。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差别太大了。随便列举几个方面：一是做行政管理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强调“寸有所长”，才能人尽其才，做学术研究要看到已有文献的短处，强调“尺有所短”，这样才能创新；二是做行政管理要会团结大多数人，做学术研究可以是孤家寡人；三是做行政管理要遵循体制的既定规则，不能随心所欲，做学术研究可以天马行空；四是做行政管理要理解人性，做学术研究只要理解被研究对象；五是做行政管理不能追求完美，做学术研究应该（至少可以）追求完美。不夸张地说，其实大部分学者不太适合做行政管理，导致人才错配。因此，我个人主张“教授治学，专家治校”。没有强大的行政力量支持，普通教授治理不了学校。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行政人员的专业价值。其实，越是懂行政管理的人，越是会看重行政人员和教授两边的互补价值，而不是仰赖一方。
对我个人而言，这五年的确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来做智库，主要是行政成本很高。高峰期，我每天要参加三个会议，白天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我目前还能坚持每年撰写一两篇自认为不错的学术论文，一学期教一两门课，每周参加学术讨论，指导10个学生，我相信这是我这类行政管理者的极限了。
下面说说大学教授做智库的收益。以我个人的感受，做智库对做研究是有补充价值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對现实问题更为敏感。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企业理论的（不是企业管理），主要是做数学模型，属于非常纯粹的理论研究。这些年，我开始转向应用研究。我现在做学术研究，包括指导学生做研究，都要求从现实中找“真问题”，而不是从学术文献中找问题。我认为，好的学术研究首先是找到真问题，其次才是找到理论解释或解决办法。我非常赞成张五常的一句话：最蠢的行为是去解释一个不存在的现象。一个好的真问题，既要重要，又要有趣。可惜，现在大部分经济学论文难以满足这个标准。经济学论文把太多时间花在讨论所谓“因果关系”或“内生性”这类技术性问题上，而忽略问题本身是否重要甚至问题是否存在。我无比赞同竞争战略之父、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的一句话：“要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就要看这个理论是否同时适用于政策决策者、经济学者以及企业经理人。”除了极少数纯理论研究者，大部分经济学者应该勇敢地走出书斋。我更愿意参加社会学、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些会议，至少它们提供了一些真实世界的案例。 二是对体制运行更为了解。除了市場上的价格机制，权力是配置资源的最重要手段。当今世上最火爆的经济学家、MIT教授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经济学对于权力太不够重视了，因此难以解释很多政治经济学现象。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权力及其运行机制，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现象。从事智库研究和管理智库，使我有一些机会更深刻地观察体制运行。如果说五年智库工作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作为一个研究组织经济学的人，终于有机会切身体验“权力”的逻辑了。
三是有更多机会观察政府和企业。转型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政府和企业。凭借国家高端智库的平台优势，人大国发院跟很多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过去五年里，我们得以近距离地参与很多政府内部的决策咨询和企业的调研。在2017年，我至少去过10家企业。作为一个脑子里装满了组织经济学文献的学者，一旦接触企业，就能够进行理论与现实的碰撞，然后找出思想的火花，那绝对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也经常给企业或政府讲授企业管理或政商关系的课程，背后的底气除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主要就是自己去过大量企业深入调研，了解了企业的现状和问题。
四是有更多机会学以致用。资中筠先生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士人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始终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理想进阶。经济学家虽然对政府政策充满警惕，但是一旦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变成政策，我相信谁都不会拒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Laffont）生前就表示，很希望自己的规制理论能够运用于现实世界。哈特教授虽然是研究纯理论的，但是他告诉我，他也很看重自己理论的用武之地，并曾参加了国会听证。然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如今，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投入了大量资源，这是学者们学以致用的良机。而且，我一再强调，好的学术研究与好的智库研究是可以兼容的。一个学者，若是经年累月研究了一个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同时能够通过内参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引起政府重视（例如高层领导批示），从而推动政策变迁，提升社会福利，我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己的好事。
热门问题回答
1.你认为年轻老师是否应该做智库？
答：年轻老师刚起步时可以以理论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之后可以逐步增加应用研究（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比重。一旦涉及中国问题，适当地参与智库研究，特别是将学术论文转化为智库成果，不会耽误太多时间，而且有助于学术研究。
2.年轻学者做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边界在哪里？
答：任何时候，大学的年轻学者都应当以学术研究为主。当然，如果你不再年轻了，请忽略这句话。因此，一旦智库研究阻碍了学术研究，那就是边界了，请不要再投入更多时间。
3.我是做纯理论研究的，有必要做智库研究吗？
答：基本上没有必要。
4.你说的“年轻”老师有多年轻？
答：40岁以下。
5.你认为年轻老师应该做行政工作吗？
答：在欧美大学，每个老师都要分担一点行政事务或社会服务，只是多少有别。年轻老师可以适当参与一些行政事务，包括担任行政职务。40岁以下，担任副处级职务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但是担任单位正职领导或主持工作，要耽误很多时间，请慎重考虑；40岁以上，可以多做一点行政工作。
6.如何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能够保持学术上的丰富成果？
答：恕我眼拙，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
7.你得过领导人的批示吗？真的能变成政策吗？
答：得过很多批示，但未必都能变成政策。中国的高层政策是集体决策的结果，不是某个人可以轻易改变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时光倒流，岁月穿梭。
二十年前（1998年），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当一名大学教授和经济学者。作为一个出生于贫困农村的人，我小时候的最大梦想是将老家对面的山坡改造为一个现代化农庄，进入人民大学读本科之后的最大梦想是巡牧一方。
十年前（2008年），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去哈佛留学。哈佛、MIT、耶鲁、斯坦福，这都是无数经济学子心中的学术圣殿。我更没有想到一年后居然有机会在哈佛师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
五年前（2013年），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参与创办一个大学智库，并有幸成为这家国家高端智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那时，我还在准备破格申请教授。刘元春教授在人大明德广场上遇到我两次，邀请我参与创办一个研究机构，负责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便欣然同意。不久，在前后几任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于2013年6月29日正式成立，之后快速发展，并且在2015年年底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今天的人大国发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二级学院。它拥有专职人员30来名，兼职人员200多名，下辖20个研究中心和2个地方分院。最近几年，人大国发院平均每年向中央提交内参和报告200多篇，每年举办各类会议100多场。说实话，我从未想到人大国发院会发展到今天的巨大规模，否则我当初可能没有信心来承担如此重任。
哈特教授曾很好奇地问我，像我这样的大学教授去做一个智库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当时可谓百感杂陈，一时竟默默无语。2018年6月29日是人大国发院成立五周年，我觉得是时候做一番检讨和反思。吾等愚拙，虽不能一日三省，五年一省，犹未为晚。是为此文。
做智库的成本和收益
世间万物，无非成本收益而已，经济学可谓抓住了根本。根据经济学原理，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或者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对不同的人来说，成本和收益的表现形式不同。有些事情对有些人是成本，对另一些人则是收益；有些事情对有些人收益大，对另一些人则收益小。
先说大学教授做智库的成本。
对于大学教师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永远是发论文和评职称，除此之外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成本。做智库（政策研究）与做学术研究不同：一是政策研究强调抓热点，学术研究可以“炒冷饭”；二是政策研究强调实用性，学术研究强调理论价值；三是政策研究强调综合性，学术研究强调某个方面的创新性；四是政策研究在表达方式上要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学术研究要求严谨的表达。因此，虽然学术研究可以为政策研究提供基础，但是要转化成合格的政策研究成果（内参或研究报告）仍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及时收集各类政策法规，到政府、企业里或社会上调研，到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学习相关背景知识，撰写媒体文章或接受记者采访，以及撰写政策研究报告并与有关部门保持联系。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很多时间成本都是固定成本甚至是沉没成本。此外，智库研究的时效性很强，往往要求在短期内提交成果。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处于评职称的关键时期，或者还有一堆学术论文没有写完或修改，却要优先考虑撰写内参或研究报告，内心的焦虑如同饮冰。越是学术研究做得好的年轻学者，做智库研究的机会成本越高；越是处于学术上升时期的学者，做智库研究的机会成本越高。如果一个学者对现实问题非常感兴趣，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冲动，又熟悉智库研究的基本规则，那么中等水平的学者做智库研究的机会成本可能是最低的。研究水平较低的学者，与其去做智库研究，不如去做学术研究，至少造成的负外部性更小。当然，机会成本高低与智库研究水平高低并无对应关系。在我们人大国发院，有少数几个研究水平一流的成熟学者，其智库成果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以上成本只是作为一个智库研究者的主要成本，作为智库管理者还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和大多数高校的行政管理岗位一样，智库管理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管理和服务三类群体：一是管理行政人员，二是服务研究人员，三是协调有关部门。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差别太大了。随便列举几个方面：一是做行政管理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强调“寸有所长”，才能人尽其才，做学术研究要看到已有文献的短处，强调“尺有所短”，这样才能创新；二是做行政管理要会团结大多数人，做学术研究可以是孤家寡人；三是做行政管理要遵循体制的既定规则，不能随心所欲，做学术研究可以天马行空；四是做行政管理要理解人性，做学术研究只要理解被研究对象；五是做行政管理不能追求完美，做学术研究应该（至少可以）追求完美。不夸张地说，其实大部分学者不太适合做行政管理，导致人才错配。因此，我个人主张“教授治学，专家治校”。没有强大的行政力量支持，普通教授治理不了学校。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行政人员的专业价值。其实，越是懂行政管理的人，越是会看重行政人员和教授两边的互补价值，而不是仰赖一方。
对我个人而言，这五年的确耗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来做智库，主要是行政成本很高。高峰期，我每天要参加三个会议，白天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我目前还能坚持每年撰写一两篇自认为不错的学术论文，一学期教一两门课，每周参加学术讨论，指导10个学生，我相信这是我这类行政管理者的极限了。
下面说说大学教授做智库的收益。以我个人的感受，做智库对做研究是有补充价值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對现实问题更为敏感。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企业理论的（不是企业管理），主要是做数学模型，属于非常纯粹的理论研究。这些年，我开始转向应用研究。我现在做学术研究，包括指导学生做研究，都要求从现实中找“真问题”，而不是从学术文献中找问题。我认为，好的学术研究首先是找到真问题，其次才是找到理论解释或解决办法。我非常赞成张五常的一句话：最蠢的行为是去解释一个不存在的现象。一个好的真问题，既要重要，又要有趣。可惜，现在大部分经济学论文难以满足这个标准。经济学论文把太多时间花在讨论所谓“因果关系”或“内生性”这类技术性问题上，而忽略问题本身是否重要甚至问题是否存在。我无比赞同竞争战略之父、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的一句话：“要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就要看这个理论是否同时适用于政策决策者、经济学者以及企业经理人。”除了极少数纯理论研究者，大部分经济学者应该勇敢地走出书斋。我更愿意参加社会学、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些会议，至少它们提供了一些真实世界的案例。 二是对体制运行更为了解。除了市場上的价格机制，权力是配置资源的最重要手段。当今世上最火爆的经济学家、MIT教授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经济学对于权力太不够重视了，因此难以解释很多政治经济学现象。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权力及其运行机制，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现象。从事智库研究和管理智库，使我有一些机会更深刻地观察体制运行。如果说五年智库工作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作为一个研究组织经济学的人，终于有机会切身体验“权力”的逻辑了。
三是有更多机会观察政府和企业。转型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政府和企业。凭借国家高端智库的平台优势，人大国发院跟很多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过去五年里，我们得以近距离地参与很多政府内部的决策咨询和企业的调研。在2017年，我至少去过10家企业。作为一个脑子里装满了组织经济学文献的学者，一旦接触企业，就能够进行理论与现实的碰撞，然后找出思想的火花，那绝对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也经常给企业或政府讲授企业管理或政商关系的课程，背后的底气除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主要就是自己去过大量企业深入调研，了解了企业的现状和问题。
四是有更多机会学以致用。资中筠先生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士人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始终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理想进阶。经济学家虽然对政府政策充满警惕，但是一旦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变成政策，我相信谁都不会拒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拉丰（Laffont）生前就表示，很希望自己的规制理论能够运用于现实世界。哈特教授虽然是研究纯理论的，但是他告诉我，他也很看重自己理论的用武之地，并曾参加了国会听证。然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如今，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投入了大量资源，这是学者们学以致用的良机。而且，我一再强调，好的学术研究与好的智库研究是可以兼容的。一个学者，若是经年累月研究了一个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同时能够通过内参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引起政府重视（例如高层领导批示），从而推动政策变迁，提升社会福利，我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己的好事。
热门问题回答
1.你认为年轻老师是否应该做智库？
答：年轻老师刚起步时可以以理论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之后可以逐步增加应用研究（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比重。一旦涉及中国问题，适当地参与智库研究，特别是将学术论文转化为智库成果，不会耽误太多时间，而且有助于学术研究。
2.年轻学者做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边界在哪里？
答：任何时候，大学的年轻学者都应当以学术研究为主。当然，如果你不再年轻了，请忽略这句话。因此，一旦智库研究阻碍了学术研究，那就是边界了，请不要再投入更多时间。
3.我是做纯理论研究的，有必要做智库研究吗？
答：基本上没有必要。
4.你说的“年轻”老师有多年轻？
答：40岁以下。
5.你认为年轻老师应该做行政工作吗？
答：在欧美大学，每个老师都要分担一点行政事务或社会服务，只是多少有别。年轻老师可以适当参与一些行政事务，包括担任行政职务。40岁以下，担任副处级职务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但是担任单位正职领导或主持工作，要耽误很多时间，请慎重考虑；40岁以上，可以多做一点行政工作。
6.如何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能够保持学术上的丰富成果？
答：恕我眼拙，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
7.你得过领导人的批示吗？真的能变成政策吗？
答：得过很多批示，但未必都能变成政策。中国的高层政策是集体决策的结果，不是某个人可以轻易改变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