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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５周年之际，人们决不会忘记开国的１９４９年，更不会忘记开国领袖毛泽东。可以说，在１９４９年，为新中国的成立日夜操劳而又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些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人们奋勇前进。
指挥战略大决战取得人间奇迹，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战略大决战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组成。三大战役从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开始，到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结束，历时１４２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１５４万多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军事家的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决战开始时，国民党 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均占优势。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３／４的地区和２／３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全面被动的地位，而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冷静分析客观形势，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略大决战。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他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先打东北。因为在全国５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当时，东北野战军约７０万人，另有地方部队３３万人。国民党军队虽仍有５５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的地区内。长春、沈阳、锦州这３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呢？毛泽东决定先打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由于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个英明战略部署，整个战役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４７．２万人，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兵力下降到２９０万人；人民解放军则增加到３１０万人。至此，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这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得到改变，大大加速了胜利的进程。
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采纳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建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作出发起淮海战役这个决策，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当时，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达８０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只有约６０多万人，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在正式发动淮海战役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作出战略决策。毛泽东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便考虑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并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５人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实行统筹领导。实践证明，这些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正如邓小平引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淮海战役历时６６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５５．５万多人，这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根本改观。
就在淮海战役激战期间，处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虽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仍认为，在辽沈战役这样的大仗刚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不可能立即入关。因此，傅作义部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是坚守平津还是西撤或南逃犹豫不决，一直未下最后决心。针对华北国民党军队的上述动向，毛泽东决定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立即秘密入关，出其不意地将敌分割包围，断其逃路。同时，为迷惑和稳住敌人，又命令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并且命令淮海战场的华东野战军暂缓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部作最后歼灭。在平津战役的打法上，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高超艺术。比如，一开始，他指示对张家口、新保安等地方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对平、津、通州等地方的基本原则是隔而不围。在完成上列部署后，毛泽东又指示人民解放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最后使孤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完全陷入绝境，不得不放下武器，接受北平和平解放。由于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东北、华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历时６４天的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５２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战略决战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以及随后在和平解放绥远西部地区中产生的“绥远方式”，成为解决残存国民党军队问题的基本方式。
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的图谋，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策划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争取喘息时间，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１９４９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暴露了他求和的虚伪性。国民党掀起的这场“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１９４９年１月６日至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同时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能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一声明，是对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的有力揭露。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１月２１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职务。１月２２日，李宗仁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是想守江谋和，划江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４月１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经过半个月的协商，４月１５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８条２４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宣布４月２０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到４月２０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随即，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东、西路突击集团分别于４月２０日晚和２１日晚发起渡江战役并胜利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４月２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贺电，并高兴地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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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风采
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图谋终于彻底破产。
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为筹建新中国而奋斗。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１９２７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此外，报告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并且提出“两个务必”，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于３月２５日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也先后从各地到达北平。在这里，毛泽东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共商建国大计。他要求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６月１５日至１９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６个小组，分别完成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了阐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毛泽东于６月３０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经过３个月的紧张准备，９月１７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了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９月２１日至３０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５６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２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下午３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在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１／４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一次成功访问苏联，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它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
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毛泽东带领随行人员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清楚，这次苏联之行重任在身，因为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方面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仗打胜了，他们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的一些不平等情况。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
１２月１６日中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中，谈到贷款问题时，进展很顺利，但对中苏条约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却只字不提。为此，毛泽东对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发了一通火：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实际上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一个星期后，斯大林观点改变了，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和毛泽东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称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同意了。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举行。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斯大林，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把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中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１９４９年６月提出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之前，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这三个方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国
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失业众多。１９４９年的特大洪水，更是雪上加霜。１９４９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大约下降２５％。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能否尽快渡过，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８０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０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１９４９年７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迅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在平抑物价方面，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可是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０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２００余人逮捕法办，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银元之战”以后，投机商不甘心失败，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展开了“粮棉之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纱和煤炭的调运和集中。当１１月２５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到１２月１０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资本家对我们搞经济的能力也开始翘大拇指了。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事后说：“６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到１９５０年３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共和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从此，在中国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日战争以来连续１２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认为共产党搞不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开国之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纪念建国５５周年的时候，我们无限怀念开国领袖毛泽东。
指挥战略大决战取得人间奇迹，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战略大决战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组成。三大战役从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开始，到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结束，历时１４２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１５４万多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军事家的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决战开始时，国民党 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均占优势。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３／４的地区和２／３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全面被动的地位，而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冷静分析客观形势，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略大决战。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他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先打东北。因为在全国５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当时，东北野战军约７０万人，另有地方部队３３万人。国民党军队虽仍有５５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的地区内。长春、沈阳、锦州这３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呢？毛泽东决定先打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由于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个英明战略部署，整个战役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歼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４７．２万人，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兵力下降到２９０万人；人民解放军则增加到３１０万人。至此，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这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得到改变，大大加速了胜利的进程。
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采纳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建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作出发起淮海战役这个决策，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当时，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达８０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只有约６０多万人，数量少于敌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对方。在正式发动淮海战役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及时地调整部署，作出战略决策。毛泽东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便考虑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这两支大军并肩作战，并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５人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实行统筹领导。实践证明，这些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正如邓小平引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淮海战役历时６６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５５．５万多人，这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根本改观。
就在淮海战役激战期间，处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虽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仍认为，在辽沈战役这样的大仗刚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不可能立即入关。因此，傅作义部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是坚守平津还是西撤或南逃犹豫不决，一直未下最后决心。针对华北国民党军队的上述动向，毛泽东决定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立即秘密入关，出其不意地将敌分割包围，断其逃路。同时，为迷惑和稳住敌人，又命令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并且命令淮海战场的华东野战军暂缓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部作最后歼灭。在平津战役的打法上，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高超艺术。比如，一开始，他指示对张家口、新保安等地方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对平、津、通州等地方的基本原则是隔而不围。在完成上列部署后，毛泽东又指示人民解放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最后使孤守北平的傅作义部完全陷入绝境，不得不放下武器，接受北平和平解放。由于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东北、华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历时６４天的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５２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战略决战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以及随后在和平解放绥远西部地区中产生的“绥远方式”，成为解决残存国民党军队问题的基本方式。
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的图谋，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策划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争取喘息时间，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１９４９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暴露了他求和的虚伪性。国民党掀起的这场“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１９４９年１月６日至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同时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能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一声明，是对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的有力揭露。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１月２１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职务。１月２２日，李宗仁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是想守江谋和，划江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４月１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经过半个月的协商，４月１５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８条２４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宣布４月２０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到４月２０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随即，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东、西路突击集团分别于４月２０日晚和２１日晚发起渡江战役并胜利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４月２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贺电，并高兴地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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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风采
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图谋终于彻底破产。
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为筹建新中国而奋斗。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１９２７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此外，报告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并且提出“两个务必”，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于３月２５日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也先后从各地到达北平。在这里，毛泽东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共商建国大计。他要求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６月１５日至１９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６个小组，分别完成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了阐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毛泽东于６月３０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经过３个月的紧张准备，９月１７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了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９月２１日至３０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５６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２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下午３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在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１／４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一次成功访问苏联，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它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
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毛泽东带领随行人员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清楚，这次苏联之行重任在身，因为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方面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仗打胜了，他们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的一些不平等情况。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
１２月１６日中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中，谈到贷款问题时，进展很顺利，但对中苏条约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却只字不提。为此，毛泽东对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发了一通火：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实际上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一个星期后，斯大林观点改变了，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和毛泽东同斯大林等举行会谈。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称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同意了。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举行。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斯大林，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把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中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的到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１９４９年６月提出的“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之前，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这三个方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国
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失业众多。１９４９年的特大洪水，更是雪上加霜。１９４９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大约下降２５％。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能否尽快渡过，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８０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０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１９４９年７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迅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在平抑物价方面，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可是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０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２００余人逮捕法办，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银元之战”以后，投机商不甘心失败，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展开了“粮棉之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纱和煤炭的调运和集中。当１１月２５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到１２月１０日，“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资本家对我们搞经济的能力也开始翘大拇指了。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事后说：“６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到１９５０年３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共和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从此，在中国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日战争以来连续１２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认为共产党搞不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开国之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纪念建国５５周年的时候，我们无限怀念开国领袖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