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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云南省漾濞县的调研，探讨在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群众工作对干部素质能力提出的挑战，以及干部如何提升自身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时代要求，为全方位推动群众工作迈上新台阶进行有益探索。
关键词：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群众工作；干部；素质能力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39-02
一、研究概况
课题组成员到云南省漾濞县以问卷、座谈、访谈等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单位和地点有县委保密局、群众工作局、文明办，县政府民政局、教育局、农业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太平乡和平坡镇。向县局（委办公室）机关干部、乡镇干部、村级干部共发放153份调查问卷，收回153份，回收率100%；访谈干部9人，访谈群众家庭11户；座谈1次。调查问卷的基本信息为：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为男89人，女63人，1人漏填此项；民族构成：白族32人，傣族1人，汉族21人，回族7人，傈僳族2人，苗族2人，纳西族2人，彝族81人，有5人漏填这一项；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22人，群众20人，其他11人。另外，访谈干部涉及漾濞县教育局、县委保密局、县民政局、县委群众工作局、县委文明辦、县农业局、太平乡政府、太平乡箐口村等干部；访谈农户集中在太平乡太平村和箐口村；在县教育局座谈1次。
二、面临的挑战
1.基层政权财力掣肘。在太平乡的调查过程中，有的农户反映“……一个问题是缺水，人畜饮水解决了，但是灌溉用水没有解决；水源是有的，但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没有水管，也砌不起塘子储水，水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村与村之间分布较为零散，距离也是远近不等。有的村离水源地近些，就近就便获益明显；有的村离水源地较远，偏偏户数很少，且每家贫富不等，因而在面对于大家都有益的事物时，各自的意愿和能力难以整齐划一。所以，即便有的农户观察到有潜在的水源能为本村造福时，也很想将想法变成现实，无奈能力有限，也只能“望水兴叹”。而基层政权也身处尴尬。其实有的乡干部早就听说本乡群众反映的问题，也有心为群众解决问题，但就是为本级财力所制约，“办群众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无形中成为一种奢望，群众在经历由希望到失望的转变过程中，政府威信难免受损。[1]但问题在于一般农村群众并不知道基层财政的实际运行情况，而且经常碰到的都是乡镇、村级干部，问题反映之后未见成效，很有可能就归因在干部个人的能力问题，为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加了潜在的阻力。
2.农村群众权益观念的变化为开展群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林权划分中比较明显。举例来讲，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有专家认为征地补偿标准会提高10倍，再通过媒体的报道，农村群众迅速了解了这一信息，并转化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利器，直接表现就是群众碰上征地、拆迁时原先5万元左右一亩的征地补偿费用飙升10倍以上，少了就不答应。漾濞县委群众工作局不时会接到农村群众上访，都与土地赔偿费有关。当前信息传播手段的深远变化、信息传播速度的大大提升，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浪潮翻腾，农村群众自身的权益观念已然发生深刻转变，农村干部如果自己对政策还仅仅是一知半解，或者不具备相适应的素质能力，就很有可能在群众工作中陷于被动，裹足不前。
3.党情变化给干群关系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我们党从民主革命时期的险恶环境到和平建设环境的变化，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变化，[2]导致一些干部太平盛世之下危机感、忧患意识有所减弱，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等“必修课”的色彩有所降低，结果易造成干群关系的疏离。在漾濞县太平乡太平村、箐口村的调研过程中，有的农户反映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乡镇干部，就连村干部进屋唠家常的次数也是很少；有的农户反映在近些年来基本看不到县领导来农户家调研了，然而“……1996年老县委书记衣服打补丁，跋山涉水来调研，了解民情，开展工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土地划线纠纷、土地征收、灌溉水源不足、病虫防治、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等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障碍。而如果干部没有深入基层、亲临一线，就很难了解到这些“个性”因素，因而制定出来的政策其针对性就可能被打折扣。另一方面，干部队伍年轻化不免对群众工作产生微妙影响。现阶段年轻干部的比重在逐渐增大，而且学历在提升。以本次问卷调查为例，20~29岁14人，30~39岁65人，40~49岁40人，累计119人，占到被调查总人数153人的77.8%；学历方面，专科59人，本科53人，合计112人，占73.2%。年轻干部无疑有其优势，学历高、脑子灵、有冲劲，善于利用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如微博、微信、飞信等），这对了解舆情、扩充资讯很有帮助，而且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作开展。但很多年轻干部跨出家门进入校门，跨出校门进入机关门，缺少基层历练，就不易设身处地、角色互换去构建与群众共同的情感纽带，所以有时即便劳心费神推进工作，结果却不及预期。
4.对民俗、民族语言等的掌握尚待加强。在153名被调查的干部中，仅有89人（58.2%）既熟悉当地民族风俗、历史文化，又熟悉或能讲当地民族语言；熟悉当地民族风俗、历史文化但不能讲当地民族语言的有50人（32.7%）；既不熟悉当地民族风俗、历史文化，又不会讲当地民族语言的有4人（2.6%）。碰上林权纠纷、社保宣传、土地征用、资源争夺等问题时，会讲当地民族话，又了解风俗、历史文化无疑有利于沟通、交流，可视作推进工作的“润滑剂”。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素质能力提升的途径
1.带着真实深厚的感情开展群众工作。只要心里真正装着老百姓，端正了态度，就有可能去克服群众工作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新挑战。以干部自身相对有限的素质和能力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境况时，出现某些不适应在所难免，是可以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得以改善的。但是要产生如此的效果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就是干部自身在面对群众工作时要有强烈的意愿和动机去改善、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剧变，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加上干部队伍自身的结构性变化，“一门心思为群众”的理念和宗旨似乎碰上了某些阻力。在调查中，干部经常采用的群众工作方式最多的就是公开接访（75人，占49%），而仅有26人（占17%）采用“家访”形式。另外，在问及“您联系群众的常用方式或活动”时，选择“走村入户”的有85人（占55.6%），“电话交流”的有49人（占32%），“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仅有26人（占17%）。通过电话固然可以体察民情，但有的事情非亲临不能彻查，无法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把握问题，也就缺乏相应的空间去较好地驾驭群众工作的走向。这些看起来涉及到工作的方式方法，但进一步思考可发现实际的支配因素是面对群众工作时的情感、意愿和动机。
2.加强学习。一是自学，二是培训，三是观摩交流。自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学习一般性的群众工作理论知识和具有特殊性的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民族语言。不了解当地民风、语言，碰上村中邻里纠纷、林权划分、土地征用等问题时连沟通都困难，工作开展更是无从下手；而一定的能力需要以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积淀为基础，学习群众工作理论即着眼于此。培训方面，当前很多干部日益重视培训，希望整合“外脑”和“内脑”以开创更好的工作局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组织培训时，主讲人和内容的甄选应注重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漾濞县委访谈时了解到，以前请过一些大专院校的专家开讲座，但是发现有些讲座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某些讲座内容很少接“地气”，无法应用到现实工作中。后来请州委党校的老师来培训后，局面有所改善。实践丰富和理论深湛的复合型讲师应作为首选。应特别注意的是，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地方在填写《云南省民族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时，在某些方面的论证尚存缺陷和不足，需要请有关专家进行专门辅导，以此提高立项几率。在观摩交流方面，可考虑挑选骨干到其他地方培训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举例来讲，上海松江区创新了土地使用机制，改转让土地使用权为向企业出租标准或特定设计的厂房，并依据此原则来建立新的经济园区，结果每一单位用地的产值和税收都大大增加，成为集约用地的典范。[3]将好的经验运用到本土征地、拆迁等问题中，为农村经济工作的开展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
3.创新工作方式和载体。在很多文献中都提到要想把群众工作做好，需要领导干部重心下移，主动下访群众，以了解民情。可借鉴浙江省慈溪市设立“民情驿站”的做法，[4]以增强干群之间的沟通。可考虑根据各农村所处地形、总居住户数等要素设立民情驿站，每一个民情驿站设置一名站长，该站长持有《民情驿站工作记录薄》，负责记录来访村民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初次整理。之后各村干部定期到民情驿站收集《民情驿站工作记录薄》，并汇总、整理、分类，本级能处理的问题就快就便解决，解决不了的报上一级，或者由上一级干部定期下访收集。同理，上一级干部在汇总全乡（镇）民情时，整理出本级力所能及的问题，集中力量办理，无法办理的上报上一级或由上一级定期下访收集。依此类推。这样利于各级干部于千头万绪中抽丝剥茧，分离出那些牵涉面大、带动性强的问题，尽可能先办急办快办重办，让群众见到实效，在充分吸收民间力量和民间智慧的同时，倒逼群众工作机制的升级优化，增强按需服务群众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恩施州委农村工作调查组.恩施州农村群众工作问题调查报告[J].恩施州党校学报，2005，（2）.
[2]黄米富.新时期群众工作面临的五大挑战[EB/OL].（2013-04-17）.http：//zj.people.com.cn/cpc/n/2013/0417/c337202-18480396.html.
[3]《中華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经讨论通过[EB/OL].（2012-11-30）http：//www.shcgb.com.cn/info_open/show.php?itemid=6883..
[4]杨利登.人际和谐：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战略开发区——和谐社会视野里慈溪群众工作案例研究[J].宁波通讯，2011，（21）.
[5]廖雄军.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模式研究——兼论领导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提升[J].探求，2011，202（5）.
[6]孙铁民.困境与方略：新时期年轻干部提高群众工作本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路[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6）.
[7]刘军汉.新时期农村群众工作思考[J].学习论坛，2012，28（8）.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党建研究会“提高做好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工作的能力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俞群俊（1977-），男，云南昆明人，硕士，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邵维庆（1970-），男，云南保山人，在读博士，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和党建研究。
关键词：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群众工作；干部；素质能力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39-02
一、研究概况
课题组成员到云南省漾濞县以问卷、座谈、访谈等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单位和地点有县委保密局、群众工作局、文明办，县政府民政局、教育局、农业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太平乡和平坡镇。向县局（委办公室）机关干部、乡镇干部、村级干部共发放153份调查问卷，收回153份，回收率100%；访谈干部9人，访谈群众家庭11户；座谈1次。调查问卷的基本信息为：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为男89人，女63人，1人漏填此项；民族构成：白族32人，傣族1人，汉族21人，回族7人，傈僳族2人，苗族2人，纳西族2人，彝族81人，有5人漏填这一项；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22人，群众20人，其他11人。另外，访谈干部涉及漾濞县教育局、县委保密局、县民政局、县委群众工作局、县委文明辦、县农业局、太平乡政府、太平乡箐口村等干部；访谈农户集中在太平乡太平村和箐口村；在县教育局座谈1次。
二、面临的挑战
1.基层政权财力掣肘。在太平乡的调查过程中，有的农户反映“……一个问题是缺水，人畜饮水解决了，但是灌溉用水没有解决；水源是有的，但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没有水管，也砌不起塘子储水，水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村与村之间分布较为零散，距离也是远近不等。有的村离水源地近些，就近就便获益明显；有的村离水源地较远，偏偏户数很少，且每家贫富不等，因而在面对于大家都有益的事物时，各自的意愿和能力难以整齐划一。所以，即便有的农户观察到有潜在的水源能为本村造福时，也很想将想法变成现实，无奈能力有限，也只能“望水兴叹”。而基层政权也身处尴尬。其实有的乡干部早就听说本乡群众反映的问题，也有心为群众解决问题，但就是为本级财力所制约，“办群众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无形中成为一种奢望，群众在经历由希望到失望的转变过程中，政府威信难免受损。[1]但问题在于一般农村群众并不知道基层财政的实际运行情况，而且经常碰到的都是乡镇、村级干部，问题反映之后未见成效，很有可能就归因在干部个人的能力问题，为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增加了潜在的阻力。
2.农村群众权益观念的变化为开展群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林权划分中比较明显。举例来讲，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有专家认为征地补偿标准会提高10倍，再通过媒体的报道，农村群众迅速了解了这一信息，并转化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利器，直接表现就是群众碰上征地、拆迁时原先5万元左右一亩的征地补偿费用飙升10倍以上，少了就不答应。漾濞县委群众工作局不时会接到农村群众上访，都与土地赔偿费有关。当前信息传播手段的深远变化、信息传播速度的大大提升，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浪潮翻腾，农村群众自身的权益观念已然发生深刻转变，农村干部如果自己对政策还仅仅是一知半解，或者不具备相适应的素质能力，就很有可能在群众工作中陷于被动，裹足不前。
3.党情变化给干群关系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我们党从民主革命时期的险恶环境到和平建设环境的变化，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变化，[2]导致一些干部太平盛世之下危机感、忧患意识有所减弱，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等“必修课”的色彩有所降低，结果易造成干群关系的疏离。在漾濞县太平乡太平村、箐口村的调研过程中，有的农户反映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乡镇干部，就连村干部进屋唠家常的次数也是很少；有的农户反映在近些年来基本看不到县领导来农户家调研了，然而“……1996年老县委书记衣服打补丁，跋山涉水来调研，了解民情，开展工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土地划线纠纷、土地征收、灌溉水源不足、病虫防治、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等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障碍。而如果干部没有深入基层、亲临一线，就很难了解到这些“个性”因素，因而制定出来的政策其针对性就可能被打折扣。另一方面，干部队伍年轻化不免对群众工作产生微妙影响。现阶段年轻干部的比重在逐渐增大，而且学历在提升。以本次问卷调查为例，20~29岁14人，30~39岁65人，40~49岁40人，累计119人，占到被调查总人数153人的77.8%；学历方面，专科59人，本科53人，合计112人，占73.2%。年轻干部无疑有其优势，学历高、脑子灵、有冲劲，善于利用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如微博、微信、飞信等），这对了解舆情、扩充资讯很有帮助，而且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作开展。但很多年轻干部跨出家门进入校门，跨出校门进入机关门，缺少基层历练，就不易设身处地、角色互换去构建与群众共同的情感纽带，所以有时即便劳心费神推进工作，结果却不及预期。
4.对民俗、民族语言等的掌握尚待加强。在153名被调查的干部中，仅有89人（58.2%）既熟悉当地民族风俗、历史文化，又熟悉或能讲当地民族语言；熟悉当地民族风俗、历史文化但不能讲当地民族语言的有50人（32.7%）；既不熟悉当地民族风俗、历史文化，又不会讲当地民族语言的有4人（2.6%）。碰上林权纠纷、社保宣传、土地征用、资源争夺等问题时，会讲当地民族话，又了解风俗、历史文化无疑有利于沟通、交流，可视作推进工作的“润滑剂”。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素质能力提升的途径
1.带着真实深厚的感情开展群众工作。只要心里真正装着老百姓，端正了态度，就有可能去克服群众工作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新挑战。以干部自身相对有限的素质和能力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境况时，出现某些不适应在所难免，是可以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得以改善的。但是要产生如此的效果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就是干部自身在面对群众工作时要有强烈的意愿和动机去改善、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剧变，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加上干部队伍自身的结构性变化，“一门心思为群众”的理念和宗旨似乎碰上了某些阻力。在调查中，干部经常采用的群众工作方式最多的就是公开接访（75人，占49%），而仅有26人（占17%）采用“家访”形式。另外，在问及“您联系群众的常用方式或活动”时，选择“走村入户”的有85人（占55.6%），“电话交流”的有49人（占32%），“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仅有26人（占17%）。通过电话固然可以体察民情，但有的事情非亲临不能彻查，无法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把握问题，也就缺乏相应的空间去较好地驾驭群众工作的走向。这些看起来涉及到工作的方式方法，但进一步思考可发现实际的支配因素是面对群众工作时的情感、意愿和动机。
2.加强学习。一是自学，二是培训，三是观摩交流。自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学习一般性的群众工作理论知识和具有特殊性的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民族语言。不了解当地民风、语言，碰上村中邻里纠纷、林权划分、土地征用等问题时连沟通都困难，工作开展更是无从下手；而一定的能力需要以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积淀为基础，学习群众工作理论即着眼于此。培训方面，当前很多干部日益重视培训，希望整合“外脑”和“内脑”以开创更好的工作局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组织培训时，主讲人和内容的甄选应注重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漾濞县委访谈时了解到，以前请过一些大专院校的专家开讲座，但是发现有些讲座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某些讲座内容很少接“地气”，无法应用到现实工作中。后来请州委党校的老师来培训后，局面有所改善。实践丰富和理论深湛的复合型讲师应作为首选。应特别注意的是，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地方在填写《云南省民族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时，在某些方面的论证尚存缺陷和不足，需要请有关专家进行专门辅导，以此提高立项几率。在观摩交流方面，可考虑挑选骨干到其他地方培训交流，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举例来讲，上海松江区创新了土地使用机制，改转让土地使用权为向企业出租标准或特定设计的厂房，并依据此原则来建立新的经济园区，结果每一单位用地的产值和税收都大大增加，成为集约用地的典范。[3]将好的经验运用到本土征地、拆迁等问题中，为农村经济工作的开展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
3.创新工作方式和载体。在很多文献中都提到要想把群众工作做好，需要领导干部重心下移，主动下访群众，以了解民情。可借鉴浙江省慈溪市设立“民情驿站”的做法，[4]以增强干群之间的沟通。可考虑根据各农村所处地形、总居住户数等要素设立民情驿站，每一个民情驿站设置一名站长，该站长持有《民情驿站工作记录薄》，负责记录来访村民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初次整理。之后各村干部定期到民情驿站收集《民情驿站工作记录薄》，并汇总、整理、分类，本级能处理的问题就快就便解决，解决不了的报上一级，或者由上一级干部定期下访收集。同理，上一级干部在汇总全乡（镇）民情时，整理出本级力所能及的问题，集中力量办理，无法办理的上报上一级或由上一级定期下访收集。依此类推。这样利于各级干部于千头万绪中抽丝剥茧，分离出那些牵涉面大、带动性强的问题，尽可能先办急办快办重办，让群众见到实效，在充分吸收民间力量和民间智慧的同时，倒逼群众工作机制的升级优化，增强按需服务群众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恩施州委农村工作调查组.恩施州农村群众工作问题调查报告[J].恩施州党校学报，2005，（2）.
[2]黄米富.新时期群众工作面临的五大挑战[EB/OL].（2013-04-17）.http：//zj.people.com.cn/cpc/n/2013/0417/c337202-18480396.html.
[3]《中華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经讨论通过[EB/OL].（2012-11-30）http：//www.shcgb.com.cn/info_open/show.php?itemid=6883..
[4]杨利登.人际和谐：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战略开发区——和谐社会视野里慈溪群众工作案例研究[J].宁波通讯，2011，（21）.
[5]廖雄军.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模式研究——兼论领导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提升[J].探求，2011，202（5）.
[6]孙铁民.困境与方略：新时期年轻干部提高群众工作本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路[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6）.
[7]刘军汉.新时期农村群众工作思考[J].学习论坛，2012，28（8）.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党建研究会“提高做好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工作的能力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俞群俊（1977-），男，云南昆明人，硕士，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研究。
通讯作者：邵维庆（1970-），男，云南保山人，在读博士，昆明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和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