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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原本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我班时,无论学习成绩还是人气指数都是班里其他同学无法与之相比的——为此,全班同学一致选他为纪律委员。但到七年级下学期,他背上了思想包袱。由于竞争激烈,同学们的学习气氛异常紧张,杨红的前八名位置时时都在受到威胁。为了保住前八名的一席之地,他使尽了浑身解数,甚至不惜牺牲睡眠时间。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所花费的这些力气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那不该有的偏科现象反而在这时开始显现出来,英语和数学在多次考试中竟然没有及格。
为了不使他过早地败下阵来,我经常找他谈话,鼓励他,要他别紧张,尽量放松些,同时要把欠缺的地方补起来,力争保住第八名,向前五名、前三名靠拢。他确实很努力,甚至连课余时间都没舍得浪费,也经常找同学、找老师给他补外语、数学。可结果非但没保住第八名,反而退到十名以外。考完试后,看他非常沮丧的样子,我也替他难过。便又及时把他找来稳定情绪,帮他找原因、鼓勇气,激励他只要认真学习,前八名还是有他的份。他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希望,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但不管怎么样,情绪仍然紧张,学习仍然不得要领。待到八年级结束时,成绩已退到三十多名。他终于没能熬出头,九年级刚上半学期,就选择了放弃,只身外出打工去了。
杨红的失学外出,应该说与我诱导不当和鼓励过激是有着直接关系的。面对中学生,一味强调“唯有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才会有好成绩、好出路”是不科学的,它无疑会给学生增加思想负担:一味追求名次、在乎荣誉是不明智的,也无疑会使学生产生无形的精神压力。杨红与其说是迫于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才选择放弃学习、外出打工,不如说是迫于思想负担过重、精神压力过大才选择不辞而别的。据此,我从杨红身上悟出一些感受。
廉价的思想教育会给学生造成心理负累
我们有许多老师一谈到给学生做思想教育工作,就专挑老幼尊卑、仁义礼智之类滔滔不绝地给学生们谈上一整节课,不厌其烦地择取家国孝道、遵纪守法之类给说上无数遍,根本不顾及学生们会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反应。长此下去,培养人才的圣殿——班级最终只能演绎出两种结果来:一是学生们因无法承受空洞枯燥的说教而使其逆反情绪剧增;二是易使本已诚实守纪、胆小怕事的学生更加养成循规韬矩、唯命是从的心理。这岂不是与新教育理念中最大限度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格格不入吗?
过剩的情感教育会给学生带来思想负担
教师的情感投入要讲究得体得法。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情感便不会有教育,但情感的布施从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更为注重的是方法和分寸。”
所谓得体,就是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通过情感教育使学生能喜其形、悦其色、乐其事,没有紧张、压抑的感觉。如果情感教育出现过剩的现象,事事为其,时时为其,那些自尊心较强的学生就会时常滋生愧疚的心理,甚至有紧张、恐慌的心理产生。
所谓得法,就是要讲究好方法,掌握好时间,哪怕是入耳的话语,也要说得是时候,否则学生不会接受。为学生办事情,绝不能有施恩求报的心态或以搞好学习作筹码,不然,学生同样会觉得有心理负担。学生一旦学习上掉队,便会有对不起老师的感觉,轻松愉快的学习兴趣便会被沉重的思想包袱所取代,长此以往,在漫漫读书路上就只能制造出若干个“杨红”来。
鼓励失时、失量、失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正常发展
有不少老师认为,对学生的鼓励最适当的时机是在课堂上或各种活动前夕,认为此时的鼓励是在关键时刻给学生增添营养,吸收快、见效快。考试前给学生打打气,比赛初给学生鼓鼓劲,明确一下考试要拿的名次,规定一下比赛必夺的奖牌,这样才能将学生的潜能最大地发挥出来。我看此时的鼓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鼓励,这根本就是要求,简直就是命令。鼓励带给学生的本应是轻松愉快,而这种临战前的所谓要求、命令式的鼓励带给学生的只能是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真正意义上的鼓励应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不经意的一次谈话时、平常的课堂中、日常生活里,时时不忘给学生送去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亲切的话语、一副慈爱和蔼的面容——这或许能让学生本也沉重的心愉快一整天,难忘一辈子。
同样,鼓励失量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在教育过程中试图通过频繁的鼓励以达到某种目的和愿望是错误的,因为频繁的鼓励不仅让学生感到焦虑紧张,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失量的频繁鼓励在较长时间里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抵触情绪,使鼓励这一原本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本达不到目的。这正应验了人们所说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另外,我们有些老师在鼓励学生时总是擅长拿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诱导,给人一种无法企及的感觉,这样的鼓励不仅在眼下不能见效,就是在长时间里也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鼓励失度。给学生的鼓励不能大而空,最好实际一些,要让学生有盼头,通过努力后有收获。这样的鼓励学生才会欣然接受。
为师者务求于在教育过程中,既要努力作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又不至于给学生造成心理负累;既要注重情感教育,向学生播撒真挚的爱,又不至于给学生带来繁重的思想负担;既要不忘随时给学生一份鼓励,又要掌握好分寸,不至于因鼓励失时、失量、失度,反而给学生造成伤害。
为了不使他过早地败下阵来,我经常找他谈话,鼓励他,要他别紧张,尽量放松些,同时要把欠缺的地方补起来,力争保住第八名,向前五名、前三名靠拢。他确实很努力,甚至连课余时间都没舍得浪费,也经常找同学、找老师给他补外语、数学。可结果非但没保住第八名,反而退到十名以外。考完试后,看他非常沮丧的样子,我也替他难过。便又及时把他找来稳定情绪,帮他找原因、鼓勇气,激励他只要认真学习,前八名还是有他的份。他为了不辜负老师的希望,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但不管怎么样,情绪仍然紧张,学习仍然不得要领。待到八年级结束时,成绩已退到三十多名。他终于没能熬出头,九年级刚上半学期,就选择了放弃,只身外出打工去了。
杨红的失学外出,应该说与我诱导不当和鼓励过激是有着直接关系的。面对中学生,一味强调“唯有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才会有好成绩、好出路”是不科学的,它无疑会给学生增加思想负担:一味追求名次、在乎荣誉是不明智的,也无疑会使学生产生无形的精神压力。杨红与其说是迫于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才选择放弃学习、外出打工,不如说是迫于思想负担过重、精神压力过大才选择不辞而别的。据此,我从杨红身上悟出一些感受。
廉价的思想教育会给学生造成心理负累
我们有许多老师一谈到给学生做思想教育工作,就专挑老幼尊卑、仁义礼智之类滔滔不绝地给学生们谈上一整节课,不厌其烦地择取家国孝道、遵纪守法之类给说上无数遍,根本不顾及学生们会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反应。长此下去,培养人才的圣殿——班级最终只能演绎出两种结果来:一是学生们因无法承受空洞枯燥的说教而使其逆反情绪剧增;二是易使本已诚实守纪、胆小怕事的学生更加养成循规韬矩、唯命是从的心理。这岂不是与新教育理念中最大限度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格格不入吗?
过剩的情感教育会给学生带来思想负担
教师的情感投入要讲究得体得法。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情感便不会有教育,但情感的布施从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更为注重的是方法和分寸。”
所谓得体,就是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通过情感教育使学生能喜其形、悦其色、乐其事,没有紧张、压抑的感觉。如果情感教育出现过剩的现象,事事为其,时时为其,那些自尊心较强的学生就会时常滋生愧疚的心理,甚至有紧张、恐慌的心理产生。
所谓得法,就是要讲究好方法,掌握好时间,哪怕是入耳的话语,也要说得是时候,否则学生不会接受。为学生办事情,绝不能有施恩求报的心态或以搞好学习作筹码,不然,学生同样会觉得有心理负担。学生一旦学习上掉队,便会有对不起老师的感觉,轻松愉快的学习兴趣便会被沉重的思想包袱所取代,长此以往,在漫漫读书路上就只能制造出若干个“杨红”来。
鼓励失时、失量、失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正常发展
有不少老师认为,对学生的鼓励最适当的时机是在课堂上或各种活动前夕,认为此时的鼓励是在关键时刻给学生增添营养,吸收快、见效快。考试前给学生打打气,比赛初给学生鼓鼓劲,明确一下考试要拿的名次,规定一下比赛必夺的奖牌,这样才能将学生的潜能最大地发挥出来。我看此时的鼓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鼓励,这根本就是要求,简直就是命令。鼓励带给学生的本应是轻松愉快,而这种临战前的所谓要求、命令式的鼓励带给学生的只能是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真正意义上的鼓励应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不经意的一次谈话时、平常的课堂中、日常生活里,时时不忘给学生送去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亲切的话语、一副慈爱和蔼的面容——这或许能让学生本也沉重的心愉快一整天,难忘一辈子。
同样,鼓励失量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在教育过程中试图通过频繁的鼓励以达到某种目的和愿望是错误的,因为频繁的鼓励不仅让学生感到焦虑紧张,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失量的频繁鼓励在较长时间里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抵触情绪,使鼓励这一原本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本达不到目的。这正应验了人们所说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另外,我们有些老师在鼓励学生时总是擅长拿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诱导,给人一种无法企及的感觉,这样的鼓励不仅在眼下不能见效,就是在长时间里也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鼓励失度。给学生的鼓励不能大而空,最好实际一些,要让学生有盼头,通过努力后有收获。这样的鼓励学生才会欣然接受。
为师者务求于在教育过程中,既要努力作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又不至于给学生造成心理负累;既要注重情感教育,向学生播撒真挚的爱,又不至于给学生带来繁重的思想负担;既要不忘随时给学生一份鼓励,又要掌握好分寸,不至于因鼓励失时、失量、失度,反而给学生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