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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关于“道歉”的词条是：道歉是人类社会的行为，是社交礼仪，也是做人处事的艺术。“道歉”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意味着承认犯错，然而，许多时候向他人道歉并不是件易事，这主要缘于维护自身自尊心的心理。不同社会和民族间也存在文化差异，有的国家可以否认自己的战争罪行，绝不道歉。
欠一声道歉，引发一场血案
由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内向，人际交往的内倾性、爱面子，对于身份与地位的病态追求，以及对于承担错责引起后果的恐惧等，因此对道歉往往有抗拒心理。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该道歉的一方拒不道歉，导致严重刑事案件发生的例子，不在少数。
报载：“2014年9月23日晚，走在大岭镇大街上的梁化青年钟某，与同样走在大街上的贵州青年吴某相遇。由于没有注意看路，钟某不小心踩到了吴某的脚，吴某当即要求他道歉，但倔强的钟某并没有做出礼貌性回应。两人随后起了口角，然后不欢而散。越想越气不顺的吴某，随后身藏利刃寻找钟20多小时，9月24日7時许在镇内一网吧将钟割喉致死。”
这个例子太过极端，也许并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况，但报道中提到的几个细节，对我们理解“私人道歉”的性质和内涵还是很有帮助的。这则报道里写道：“死者钟某的亲属们称，平日性格内向的钟某生前在大岭镇的鞋厂打工，除了上网之外没有其他爱好，因此很少与别人有矛盾。”而“吴某行凶之后，十分镇静地返回自己大岭镇洪达路的一家名为‘好运来’的出租公寓内休息，被抓时他十分淡定”。
在本起案例中，钟某只是“不小心踩到了吴某的脚”，看似伤害微小，但这也是对别人身体的冒犯，本应主动道歉，但“内向”的钟某可能并无道歉习惯，而对方的道歉要求，又很可能被他视作含有挑衅和威胁，这时候，为了表示“我并不怕你”和“你并不高我一等”，钟某继续拒绝道歉。
两个人吵了几句，不欢而散。钟某可能觉得这只是一起小冲突，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对这起“不道歉事件”的严重后果估计得严重不足。从报道里来看，“越想越气不顺的吴某，随后身藏利刃寻找钟20多小时”，这是一种典型的受到羞辱后的情感和行动反应。
但是，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当内心的困扰渐渐平静下来，当事人就会发现这些过激反应是不理智的，不恰当的——是愤怒使我们丧失了判断力。我相信吴某在高墙之内一定会为自己冲动之下的杀人而懊悔、内疚，但一切都悔之晚矣。
公众人物的道歉，取得公众谅解是关键
公众人物的道歉一般是公开道歉。在公开道歉中，道歉者是否发自内心地表示愧疚和歉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否被公众谅解和重新接纳，所以，成功的公众道歉就是一次漂亮的公关行动，而失败的公众道歉，就像阿娇说的——“我承认是好天真和好傻”，结果引来的不是同情和谅解，而是无数嘲笑和恶搞。
2014年7月和8月，张国立的儿子张默和成龙的儿子房祖名先后因吸食大麻或容留他人吸毒被拘，其中张默是“二进宫”。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约，破坏了他们和民众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事件发生后，房祖名的父亲成龙发表了致歉声明，而张默的父亲张国立早在2012年1月31日其子第一次吸毒被抓后，也发表过道歉声明。比较二人的声明，你会发现明显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张国立的道歉声明原文：“……作为一个父亲，我对此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愧疚，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儿子对他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一定会监督张默痛改前非、远离毒品，我会和张默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弥补！”
“我也恳求公众和媒体能够宽容待他，给一个迷途中的年轻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请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也请原谅一个儿子的错误。为此事本人已心力交瘁，请原谅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成龙道歉原文：“首先，谢谢所有朋友的关心。儿子房祖名出了这样的事，我感到非常愤怒，也非常震惊！作为公众人物，我很羞愧；作为父亲，我很心痛；尤其是他的母亲，更是心碎。希望青少年以祖名的教训为戒，远离毒品的侵害。在此，也对祖名说：做错了事，要承担后果。身为你的父亲，我愿意与你共同面对未来之路。最后，我教子无方，也要负起责任，并替祖名一起向社会公众，深深鞠躬道歉。谢谢大家！”
相同之处是，两人都表达了对儿子吸毒被抓这一事件的痛心、愧疚，认为儿子犯了错误，保证和儿子一起改正错误。
成龙明确地提到自己的错失：“我教子无方，也要负起责任。”以及明确地要求儿子“做错了事，要承担后果”，不为他找任何借口和理由。
而在张国立的声明中，却是迫不及待地“恳求公众和媒体能够宽容待他，给一个迷途中的年轻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请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也请原谅一个儿子的错误”。这些话，表现出道歉者对于羞辱的过分敏感，恳求“公众和媒体”不要继续这种羞辱，但它给公众的感觉，却是道歉者在为儿子的犯罪解释、辩解，找理由，因此道歉的诚意不足。而且很明显，他的儿子也并没有从此“改过自新”，而是在两年后因同样的行为再度触犯了法律。
公开道歉事先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之下，进行认真的前期准备，以精确的措辞做出书面道歉，并被记录在案，所以，它需要非常高超的公关技巧，而这是中国内地官员与公众人物并不习惯和熟练的。
涉及官司的道歉，当事者往往很慎重
几年前，笔者在兰州采访过一位大学老师邹世敏，起因是她与市热力公司的一场官司。2008年12月，兰州市大面积停暖八天，75岁的邹世敏因寒冷患肺炎住进医院，治疗一个多月。2009年4月，邹世敏将市热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共3.3万元。一审法院判邹世敏败诉，邹上诉。热力公司三次上门慰问她，口头道歉，并愿给她一笔钱。但邹世敏宁愿不要钱，也要对方书面道歉。二审邹世敏又败诉了。之后，她将官司情况详详细细写了四篇帖子，发到网上。
邹世敏又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她退休前任职的大学，这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地方，除了她的几个朋友外，没有一位老师、学生吭声，哪怕是在课堂上把这个案子当作案例讨论，倒有街边商贩对她表示无保留的支持。 热力公司为什么不愿書面道歉？因为当涉及官司时，书面道歉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如果邹世敏拿着书面道歉打赢了官司，会有无数兰州居民也来打官司，热力公司将难以招架，所以书面道歉就成为一种慎而又慎的事情。
另外的例子也有。五年前，我在山西太原采访过一起案子。该案大致情形如下：2007年8月，山西人陈某和吴某去清徐县法院打官司。陈某看到国旗落在法院地上，多次提醒法官未获理会。陈致电当地报社，将此事曝光。一个月后，陈、武二人再来清徐县法院，与副院长刘某发生争吵，陈某遭打，法院对他俩以“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冲击领导办公室”为由，行政拘留各15天。第一次拘留期满当日，法院再以“当事人并无委托陈某、吴某为代理人，委托手续系二人伪造，妨害民事诉讼，干扰法院的正常工作”为由，签署了两份拘留决定书，两人共被拘留30天。
2007年9月，两人走上上访之路。法院愿意道歉，愿意赔偿，就是不愿意撤销拘留决定书。陈某把生意停了，专门告状，前后进京上访十几次，自称“已成太原上访人员的领袖”。太原中级法院纪检副组长齐某曾致电记者，承认“国旗案”确有此事，清徐县法院处理有所不当，但陈某是上访户，也有夸大其辞等问题，希望记者理解。
中国式官员道歉
近年来，官员公开道歉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官员并不是不习惯道歉，事实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习惯于道歉，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老师的耳提面命之下学会了“写检讨”，这项技巧将会伴随一生。只不过“检讨”一般是对上道歉，是传达一种顺从、谦卑和温驯，是对自己卑微地位的进一步确认，而不是表达诚意，不是让受伤害者重新找到自身的价值，使双方站到同一个平面上。
随着中国的法治进程、文明进程都在不断进步，现在做错事的官员要被迫习惯公开向民众道歉了，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内心来说，某些官员是抗拒道歉的，尤其是在“官本位”思想作祟的前提下。道歉是一种“羞辱与权力的互换”。某些官员不道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掌权者，作为权力的体现之一，就是可以随意羞辱普通百姓。既然道歉体现了“羞辱与权力的互换”，这就是他们很难接受的。
报载，2011年6月中旬，四川凉山自治州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的一则新闻中使用了合成照片，照片中县领导“飘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图片说明称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成的通乡公路”。因为照片的PS痕迹过于明显，被称之为“悬浮视察照”，在微博上受到了广泛的嘲笑和恶搞。6月27日下午，会理县政府的官方微博发表道歉声明：“由于我县工作人员的失误，在政府网站上发表了一张PS过的照片，他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解有误，使得我县在网络上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此，会理县政府对于广大网友的关注表示理解，并希望对此事道歉，并澄清。”
这份短短的道歉声明里，有解释，有借口，却不见真诚，责任是一个“工作人员”的，县政府是无辜“受到了关注”的，既要道歉，还要“澄清”，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呼之欲出。因此，道歉声明一出，网友一片哗然。
官员并不是不习惯道歉，只不过他们习惯的是向上道歉，即“做检查”，这跟通常意义上的“道歉”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官员道歉变成了作秀，是辩解而不是道歉，是觉得“我没错”，是把自己当局外人；是对别人的道歉要求心怀怨恨，勉强作答。
在道歉中，解释是必要的，因为要使受害者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还会不会再发生？但是，过度解释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那就是越描越黑，使错误复杂化；更有些解释意在为伤害行为寻找理由，淡化侮辱，或者摆出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使受害者又一次感到羞辱。
为什么中国人不爱道歉
道歉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是困难的。在中国文化中，道歉往往被视为退让、示弱、低声下气、自贬自损等。人们习惯于命令弱者向强者道歉，以便重新确认他们的不平等地位，重新确立谁才是掌权者，以及借机羞辱道歉者。如此一来，道歉者更没有尊严了，更找不到自身的价值了，内心有了更多的负面评价，感觉自己的地位更低了……这也是中国人不愿意道歉的原因之一。
对于内心沉重的思想压力来说，道歉是一种解脱，但道歉也意味着尴尬、愧疚、羞怯。道歉的一个主题就是“羞辱与权力的互换”：先是伤害者对受害者进行羞辱，使他们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从而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侮辱。道歉的过程扭转了这种情况，将羞辱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到了伤害者的身上，这时后者就显得“很傻很天真”，很不体面或很不道德。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道歉，皇帝都会下“罪己诏”。但是，那种道歉，民众只是被动地围观，是“被道歉”。时代不同了，道歉不一样。道歉是对过去伤害行为的否定，无伤害则无道歉。道歉简单而复杂，重要而难能。要求道歉，是弱势群体在要求平等的权利，是解决问题的文明途径。受伤害者要借着对方的道歉来恢复尊严，消解恐惧，消除怨气；而伤害者要借着道歉来缓解愧疚，平息争斗，避免报复。道歉的力量，在于它能愈合伤口、重修旧好、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迈向和平、和谐之路。
欠一声道歉，引发一场血案
由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内向，人际交往的内倾性、爱面子，对于身份与地位的病态追求，以及对于承担错责引起后果的恐惧等，因此对道歉往往有抗拒心理。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该道歉的一方拒不道歉，导致严重刑事案件发生的例子，不在少数。
报载：“2014年9月23日晚，走在大岭镇大街上的梁化青年钟某，与同样走在大街上的贵州青年吴某相遇。由于没有注意看路，钟某不小心踩到了吴某的脚，吴某当即要求他道歉，但倔强的钟某并没有做出礼貌性回应。两人随后起了口角，然后不欢而散。越想越气不顺的吴某，随后身藏利刃寻找钟20多小时，9月24日7時许在镇内一网吧将钟割喉致死。”
这个例子太过极端，也许并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况，但报道中提到的几个细节，对我们理解“私人道歉”的性质和内涵还是很有帮助的。这则报道里写道：“死者钟某的亲属们称，平日性格内向的钟某生前在大岭镇的鞋厂打工，除了上网之外没有其他爱好，因此很少与别人有矛盾。”而“吴某行凶之后，十分镇静地返回自己大岭镇洪达路的一家名为‘好运来’的出租公寓内休息，被抓时他十分淡定”。
在本起案例中，钟某只是“不小心踩到了吴某的脚”，看似伤害微小，但这也是对别人身体的冒犯，本应主动道歉，但“内向”的钟某可能并无道歉习惯，而对方的道歉要求，又很可能被他视作含有挑衅和威胁，这时候，为了表示“我并不怕你”和“你并不高我一等”，钟某继续拒绝道歉。
两个人吵了几句，不欢而散。钟某可能觉得这只是一起小冲突，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对这起“不道歉事件”的严重后果估计得严重不足。从报道里来看，“越想越气不顺的吴某，随后身藏利刃寻找钟20多小时”，这是一种典型的受到羞辱后的情感和行动反应。
但是，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后，当内心的困扰渐渐平静下来，当事人就会发现这些过激反应是不理智的，不恰当的——是愤怒使我们丧失了判断力。我相信吴某在高墙之内一定会为自己冲动之下的杀人而懊悔、内疚，但一切都悔之晚矣。
公众人物的道歉，取得公众谅解是关键
公众人物的道歉一般是公开道歉。在公开道歉中，道歉者是否发自内心地表示愧疚和歉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否被公众谅解和重新接纳，所以，成功的公众道歉就是一次漂亮的公关行动，而失败的公众道歉，就像阿娇说的——“我承认是好天真和好傻”，结果引来的不是同情和谅解，而是无数嘲笑和恶搞。
2014年7月和8月，张国立的儿子张默和成龙的儿子房祖名先后因吸食大麻或容留他人吸毒被拘，其中张默是“二进宫”。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约，破坏了他们和民众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事件发生后，房祖名的父亲成龙发表了致歉声明，而张默的父亲张国立早在2012年1月31日其子第一次吸毒被抓后，也发表过道歉声明。比较二人的声明，你会发现明显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张国立的道歉声明原文：“……作为一个父亲，我对此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愧疚，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儿子对他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一定会监督张默痛改前非、远离毒品，我会和张默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弥补！”
“我也恳求公众和媒体能够宽容待他，给一个迷途中的年轻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请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也请原谅一个儿子的错误。为此事本人已心力交瘁，请原谅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成龙道歉原文：“首先，谢谢所有朋友的关心。儿子房祖名出了这样的事，我感到非常愤怒，也非常震惊！作为公众人物，我很羞愧；作为父亲，我很心痛；尤其是他的母亲，更是心碎。希望青少年以祖名的教训为戒，远离毒品的侵害。在此，也对祖名说：做错了事，要承担后果。身为你的父亲，我愿意与你共同面对未来之路。最后，我教子无方，也要负起责任，并替祖名一起向社会公众，深深鞠躬道歉。谢谢大家！”
相同之处是，两人都表达了对儿子吸毒被抓这一事件的痛心、愧疚，认为儿子犯了错误，保证和儿子一起改正错误。
成龙明确地提到自己的错失：“我教子无方，也要负起责任。”以及明确地要求儿子“做错了事，要承担后果”，不为他找任何借口和理由。
而在张国立的声明中，却是迫不及待地“恳求公众和媒体能够宽容待他，给一个迷途中的年轻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请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也请原谅一个儿子的错误”。这些话，表现出道歉者对于羞辱的过分敏感，恳求“公众和媒体”不要继续这种羞辱，但它给公众的感觉，却是道歉者在为儿子的犯罪解释、辩解，找理由，因此道歉的诚意不足。而且很明显，他的儿子也并没有从此“改过自新”，而是在两年后因同样的行为再度触犯了法律。
公开道歉事先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之下，进行认真的前期准备，以精确的措辞做出书面道歉，并被记录在案，所以，它需要非常高超的公关技巧，而这是中国内地官员与公众人物并不习惯和熟练的。
涉及官司的道歉，当事者往往很慎重
几年前，笔者在兰州采访过一位大学老师邹世敏，起因是她与市热力公司的一场官司。2008年12月，兰州市大面积停暖八天，75岁的邹世敏因寒冷患肺炎住进医院，治疗一个多月。2009年4月，邹世敏将市热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共3.3万元。一审法院判邹世敏败诉，邹上诉。热力公司三次上门慰问她，口头道歉，并愿给她一笔钱。但邹世敏宁愿不要钱，也要对方书面道歉。二审邹世敏又败诉了。之后，她将官司情况详详细细写了四篇帖子，发到网上。
邹世敏又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她退休前任职的大学，这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地方，除了她的几个朋友外，没有一位老师、学生吭声，哪怕是在课堂上把这个案子当作案例讨论，倒有街边商贩对她表示无保留的支持。 热力公司为什么不愿書面道歉？因为当涉及官司时，书面道歉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如果邹世敏拿着书面道歉打赢了官司，会有无数兰州居民也来打官司，热力公司将难以招架，所以书面道歉就成为一种慎而又慎的事情。
另外的例子也有。五年前，我在山西太原采访过一起案子。该案大致情形如下：2007年8月，山西人陈某和吴某去清徐县法院打官司。陈某看到国旗落在法院地上，多次提醒法官未获理会。陈致电当地报社，将此事曝光。一个月后，陈、武二人再来清徐县法院，与副院长刘某发生争吵，陈某遭打，法院对他俩以“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冲击领导办公室”为由，行政拘留各15天。第一次拘留期满当日，法院再以“当事人并无委托陈某、吴某为代理人，委托手续系二人伪造，妨害民事诉讼，干扰法院的正常工作”为由，签署了两份拘留决定书，两人共被拘留30天。
2007年9月，两人走上上访之路。法院愿意道歉，愿意赔偿，就是不愿意撤销拘留决定书。陈某把生意停了，专门告状，前后进京上访十几次，自称“已成太原上访人员的领袖”。太原中级法院纪检副组长齐某曾致电记者，承认“国旗案”确有此事，清徐县法院处理有所不当，但陈某是上访户，也有夸大其辞等问题，希望记者理解。
中国式官员道歉
近年来，官员公开道歉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官员并不是不习惯道歉，事实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习惯于道歉，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老师的耳提面命之下学会了“写检讨”，这项技巧将会伴随一生。只不过“检讨”一般是对上道歉，是传达一种顺从、谦卑和温驯，是对自己卑微地位的进一步确认，而不是表达诚意，不是让受伤害者重新找到自身的价值，使双方站到同一个平面上。
随着中国的法治进程、文明进程都在不断进步，现在做错事的官员要被迫习惯公开向民众道歉了，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从内心来说，某些官员是抗拒道歉的，尤其是在“官本位”思想作祟的前提下。道歉是一种“羞辱与权力的互换”。某些官员不道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掌权者，作为权力的体现之一，就是可以随意羞辱普通百姓。既然道歉体现了“羞辱与权力的互换”，这就是他们很难接受的。
报载，2011年6月中旬，四川凉山自治州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的一则新闻中使用了合成照片，照片中县领导“飘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图片说明称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成的通乡公路”。因为照片的PS痕迹过于明显，被称之为“悬浮视察照”，在微博上受到了广泛的嘲笑和恶搞。6月27日下午，会理县政府的官方微博发表道歉声明：“由于我县工作人员的失误，在政府网站上发表了一张PS过的照片，他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解有误，使得我县在网络上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此，会理县政府对于广大网友的关注表示理解，并希望对此事道歉，并澄清。”
这份短短的道歉声明里，有解释，有借口，却不见真诚，责任是一个“工作人员”的，县政府是无辜“受到了关注”的，既要道歉，还要“澄清”，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呼之欲出。因此，道歉声明一出，网友一片哗然。
官员并不是不习惯道歉，只不过他们习惯的是向上道歉，即“做检查”，这跟通常意义上的“道歉”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官员道歉变成了作秀，是辩解而不是道歉，是觉得“我没错”，是把自己当局外人；是对别人的道歉要求心怀怨恨，勉强作答。
在道歉中，解释是必要的，因为要使受害者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还会不会再发生？但是，过度解释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那就是越描越黑，使错误复杂化；更有些解释意在为伤害行为寻找理由，淡化侮辱，或者摆出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使受害者又一次感到羞辱。
为什么中国人不爱道歉
道歉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是困难的。在中国文化中，道歉往往被视为退让、示弱、低声下气、自贬自损等。人们习惯于命令弱者向强者道歉，以便重新确认他们的不平等地位，重新确立谁才是掌权者，以及借机羞辱道歉者。如此一来，道歉者更没有尊严了，更找不到自身的价值了，内心有了更多的负面评价，感觉自己的地位更低了……这也是中国人不愿意道歉的原因之一。
对于内心沉重的思想压力来说，道歉是一种解脱，但道歉也意味着尴尬、愧疚、羞怯。道歉的一个主题就是“羞辱与权力的互换”：先是伤害者对受害者进行羞辱，使他们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从而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侮辱。道歉的过程扭转了这种情况，将羞辱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到了伤害者的身上，这时后者就显得“很傻很天真”，很不体面或很不道德。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道歉，皇帝都会下“罪己诏”。但是，那种道歉，民众只是被动地围观，是“被道歉”。时代不同了，道歉不一样。道歉是对过去伤害行为的否定，无伤害则无道歉。道歉简单而复杂，重要而难能。要求道歉，是弱势群体在要求平等的权利，是解决问题的文明途径。受伤害者要借着对方的道歉来恢复尊严，消解恐惧，消除怨气；而伤害者要借着道歉来缓解愧疚，平息争斗，避免报复。道歉的力量，在于它能愈合伤口、重修旧好、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迈向和平、和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