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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德、蔡锷有知遇之恩
李经羲（1859-1925年），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又有仲宣、仲轩、宓生等称，晚号蜕叟。李鸿章弟李鹤章的第三子，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
1909年2月，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在任上，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开办了云南讲武堂，并兼任讲武堂总办。也正是在这所讲武堂里，一大批推翻清朝、甚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官被培养出来，其中一个叫朱德，一个叫蔡锷。
《李鸿章家族的上海轶事》中有这样一件事：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开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当场决定，破例录取。朱德后来多次跟人提起过此事。
对蔡锷，李经羲不光是知遇之恩，可以说是特别对待了。当年蔡锷不得志时，是李经羲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他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经羲把他召到了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蔡锷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元，并收过他的门生贴子，甚至将人家揭发蔡锷反朝廷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谨慎从事。
不做云南都督
其实不光是李经羲，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地方大员不少都是在镇压起义和纵容革命这种“夹缝”中求生存。
1911年10月30日，酝酿已久的云南起义爆发，李经羲终于不必承受“煎熬”了。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蔡锷的情和义》一文中称，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经羲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李经羲坚拒，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先请人去总督府把李经羲带到法国领事馆避难。总督离开之后，才向总督府开炮。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再次请李经羲出来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只好把李经羲全家送出云南。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了防止意外，他又派了一连士兵随车护送。
李经羲离开云南后，经过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刚下火车站，就被革命者的军队强行剪去了辫子。当时上海是革命的中心，李经羲在这里毕竟不自由，于是他和不少逊清遗老一样来到了青岛。
也正是在青岛，李经羲收到了袁世凯的橄榄枝。
一条辫子断送了前程？
尽管对袁世凯的种种行为有所不满，可李经羲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期间，一直活跃在仕途。
1917年，袁世凯去世才一年。黎元洪任总统后，为排除段祺瑞的勢力，特向国会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黎任命李组阁，是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因为李经羲在云贵总督任时，张勋是其下属。
6月14日李经羲在张勋陪同下乘专车到达北京。6月22日才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同时兼任财政总长。
然而张勋的意图在扶持清室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在养心殿叩见清逊帝溥仪，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身为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未曾表示反对，也未捞到任何好处。李经羲国务总理任期在理论上从1917年5月28日国会通过到7月2日止是35天，实际在任不到10天。
因为李经羲是和张勋一起进的北京，加上张勋是这场复辟的主谋，外界自然对李经羲泼了不少脏水。当时的小说家天忏生曾撰《复辟之黑幕》，讲述了这个掌故：刚做了几天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是因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但查阅史料，李经羲对复辟还是反对的，材料见之于其堂弟兄李经方和李经迈给张勋上书支持复辟时的信。这封信中附带讲：“再经方、经迈与仲轩（李经羲）手足至亲，闻其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所愧耻。其身败名裂不足惜，如天下公愤何！我公爱人以德，幸勿为先文忠（李鸿章）贻门户之玷。合并密陈。”以示划清界限。说李经羲“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际上说明了他不支持复辟的态度。
张勋复辟发生后，黎元洪逃入荷兰使馆中，李经羲亦避居江朝宗私宅，于第三天以炭灰涂面，“载煤一车自为御者，于一鞭残照中赴津”，乘上火车直奔上海。或许是受够了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再次来上海的李经羲，已是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
李经羲（1859-1925年），安徽合肥人，字仲山，又仲仙，号悔庵，又有仲宣、仲轩、宓生等称，晚号蜕叟。李鸿章弟李鹤章的第三子，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
1909年2月，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在任上，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开办了云南讲武堂，并兼任讲武堂总办。也正是在这所讲武堂里，一大批推翻清朝、甚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军官被培养出来，其中一个叫朱德，一个叫蔡锷。
《李鸿章家族的上海轶事》中有这样一件事：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开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当场决定，破例录取。朱德后来多次跟人提起过此事。
对蔡锷，李经羲不光是知遇之恩，可以说是特别对待了。当年蔡锷不得志时，是李经羲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他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经羲把他召到了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蔡锷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他也置若罔闻。蔡锷身处困境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元，并收过他的门生贴子，甚至将人家揭发蔡锷反朝廷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谨慎从事。
不做云南都督
其实不光是李经羲，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地方大员不少都是在镇压起义和纵容革命这种“夹缝”中求生存。
1911年10月30日，酝酿已久的云南起义爆发，李经羲终于不必承受“煎熬”了。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蔡锷的情和义》一文中称，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经羲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李经羲坚拒，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先请人去总督府把李经羲带到法国领事馆避难。总督离开之后，才向总督府开炮。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再次请李经羲出来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只好把李经羲全家送出云南。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了防止意外，他又派了一连士兵随车护送。
李经羲离开云南后，经过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刚下火车站，就被革命者的军队强行剪去了辫子。当时上海是革命的中心，李经羲在这里毕竟不自由，于是他和不少逊清遗老一样来到了青岛。
也正是在青岛，李经羲收到了袁世凯的橄榄枝。
一条辫子断送了前程？
尽管对袁世凯的种种行为有所不满，可李经羲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期间，一直活跃在仕途。
1917年，袁世凯去世才一年。黎元洪任总统后，为排除段祺瑞的勢力，特向国会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黎任命李组阁，是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因为李经羲在云贵总督任时，张勋是其下属。
6月14日李经羲在张勋陪同下乘专车到达北京。6月22日才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同时兼任财政总长。
然而张勋的意图在扶持清室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在养心殿叩见清逊帝溥仪，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身为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未曾表示反对，也未捞到任何好处。李经羲国务总理任期在理论上从1917年5月28日国会通过到7月2日止是35天，实际在任不到10天。
因为李经羲是和张勋一起进的北京，加上张勋是这场复辟的主谋，外界自然对李经羲泼了不少脏水。当时的小说家天忏生曾撰《复辟之黑幕》，讲述了这个掌故：刚做了几天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是因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但查阅史料，李经羲对复辟还是反对的，材料见之于其堂弟兄李经方和李经迈给张勋上书支持复辟时的信。这封信中附带讲：“再经方、经迈与仲轩（李经羲）手足至亲，闻其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所愧耻。其身败名裂不足惜，如天下公愤何！我公爱人以德，幸勿为先文忠（李鸿章）贻门户之玷。合并密陈。”以示划清界限。说李经羲“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际上说明了他不支持复辟的态度。
张勋复辟发生后，黎元洪逃入荷兰使馆中，李经羲亦避居江朝宗私宅，于第三天以炭灰涂面，“载煤一车自为御者，于一鞭残照中赴津”，乘上火车直奔上海。或许是受够了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再次来上海的李经羲，已是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