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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商业贸易在清代不仅得到了飞速发展，而且其空间布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通过收集相关资，料，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在概述这一时期商业发展状况后，分析了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即除了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还与清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有密切联系。并最终得出了新疆商业发展的地域分布特点：在一直与周边国家保持贸易往来的同时，其商业发展由伊犁、乌鲁木齐等北疆城市向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南疆城市发展；由城镇向乡村发展；由单个互不联系的绿洲向绿洲周围及各个不同绿洲之间密集发展的结论。
[关键词]清代；新疆商业；空间布局
[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8—0115—02
1、准噶尔汗国时期的商业布局状况
“准噶尔全境分四卫拉特，各有首领以雄踞之，尊其名曰大台吉，犹前代诸蕃郎主之号也”。在准噶尔汗国统治时期的新疆，实行了南北分治政策。“天山以北，准噶尔部居之。人皆强悍，逐水草，无城郭”。推行游牧封建制。“天山以南，回部居之，风气柔弱，有城郭，土田良沃，人习耕种”。推行封建农奴制辅以喀喇罕制的统治方法。这一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其商品交换也分为两类，即从事畜牧业的民族以外部交换为主，而从事农业的民族则以内部交换为主。
(1)内部交换。天山以北准噶尔部这种内部交换，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集市上进行。这种集市数量很少，目前仅发现在伊犁及亚梅什湖附近有。另一种是在节日或庙会上进行。每逢节日，各地信徒纷纷前往庙宇瞻礼膜拜，商人们也相继前往进行买卖。牧民们便乘机与之交换或彼此间相互易换。因此一次庙会，实际上便是一次商品交易会，人们既来拜佛，也相互进行易换。天山以南主要居住着维吾尔族人，他们分布在东起哈密，西至喀什噶尔的戈壁绿洲上，“其间大、小回城数十，回庄小堡千计”。商品交换大都于集市中进行，维吾尔语称其为“巴扎”。“日中之市，谓之八栅尔，每七日一集，五方之货，服食所需，均于八栅尔交易”。
(2)外部交换。对外贸易主要是同中原地区及相毗邻国家进行。同内地各族人民的贸易交换大体有三种形式，即“贡市”、进藏熬茶贸易和定期互市。“贡市”早在满族统治阶级入关以前就有了。“(康熙)二十二年，今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来使，酌量数人进关，其余停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交易，事毕随即遣回”。后期贡使往来更加频繁，“近观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来使，较前渐多，每一次，常至数百人”。在噶尔丹死后，贡市贸易时断时续，但1735年以后又出现了“贡献方物，问安之使，不绝于道”的局面。进藏熬茶是明清时信仰藏传佛教诸民族到西藏礼佛布施、晋谒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的形象称呼。凡到寺院布施者，都必须带茶叶供熬茶，并于僧众喝茶时布施。准噶尔人进藏熬茶，通常都须在青海西宁及东科尔等地贸易，“更换驼马”，又从当地购买各种日用必需品，再经多巴等地前往西藏。每次进藏熬茶，实际就是一次贸易交换。定期互市，因其贸易地点在肃州和青海东科尔市场，又称“肃州贸易”，在1744—1752年先后举行过5次，每次参加贸易的准噶尔商队人数都在100人以上，贸易额也由最初数万两增至十多万两。
与俄罗斯等国的贸易交换。最初与俄属西伯利亚各城市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托博尔斯克、塔拉及托木斯克三处地方。17世纪前期沙俄侵入亚梅什湖附近地区后，双方又于当地建立互市，届时成千上万的人云集到这里，同俄国人进行交易，出售马匹、奴隶，(甚至)中国货物。集市持续两三个礼拜。在与俄罗斯贸易的同时，当时与浩罕(安集延)、布哈拉及印度等地也有广泛的贸易联系，他们在北方同俄国在西伯利亚做买卖，在东方没有战争时同中国人做买卖，在南方同唐古特任做买卖。许多商人还前往印度河大布哈拉。
2、乾嘉时期的商业布局状况
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后，于1759年统一了天山南北。“各部来朝无定期，其贡亦无定物。自高宗纯皇帝平定西域，陆续通贡后，至今咸输诚劾顺”。然而，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在新疆社会经济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商品流通严重滞后。乾隆后期，采取一系列如减轻赋税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1)对内贸易。对内贸易以私营贸易为主，主要是民间商贾进行的贸易，地方性贸易在这一时期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繁荣，哈密、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市成为新疆境内地区性的商业中心。清政府采取鼓励内地商贾出关贸易的政策，使得内地商民不断流入新疆，“乾嘉之际……镇西当驰道之冲，关中商人所聚会，粟麦山积，牛马用谷量”。这一系列变化不仅促使新疆重要城镇逐渐形成统一的商品市场，还使新疆的商品市场同全国各省的商品市场联结起来，形成一个范围更广的统一市场。“西陲底定，自辟展、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均设市集”。
(2)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以官营贸易为主。最先与清朝政府建立贸易联系的是左、右部哈萨克。此后，东西布鲁特、浩罕、巴达克山、克什米尔等各部落也接踵而至，使得新疆的边贸活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活跃局面。哈萨克商队前来贸易的市场初设于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设立驻兵、屯田以后，又相继移于以上两地。布鲁特人因毗邻乌什和喀什噶尔，故其贸易地点主要在乌什和喀什噶尔。浩罕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小国，其贸易地点主要集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和阗、伊犁。19世纪前后，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和印度人也来新疆贸易，如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位阿达拉修教派的教士在叶尔羌、和阗和阿克苏曾经商多年而未受限制。
3、新疆建省后的商业布局状况
1875年，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力准备投入收复新疆之战。至1884年，刘锦堂被任命为新疆巡抚。次年，新疆省正式宣告设立。
(1)对内贸易。长期的战乱动荡使得新疆社会经济遭受了空前损失，“同治初元中更回乱旧时都会之地，夷为灰烬，商旅裹足，百年来民间元气雕翅尽矣。光绪十一年，改建行省，其时迪化城中疮痍满目，无百金之贾，千贯之肆”。左宗棠等人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恢复，在兴复屯田的同时，又派人劈山凿险，修葺城垣，整顿币制，以推进商品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随着交通运输和城镇的恢复，货币流通的加强，内地商民不断流入，各商帮的队伍也相继扩大，从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等地迅速扩展到焉耆、阿克苏、库车、喀什、莎车、和阗一带。而维吾尔人经战乱以后，从事商贩的人也明显有所增长。
(2)对外贸易。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时期新疆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商品往西，向俄国境内出口。“俄人以光绪七年条约准其在伊犁等处及天南山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 税之文，视新疆为无税口岸，奔走偕来，如水赴壑，进口货值由二十余万骤增至百二三十万。”沙俄对新疆的贸易无论是在草原或市场上，往往高价兜售商品，低价收购原料。这种不等价交换，使新疆各族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部分商品往南，向英印领地出口，大都集中于南疆各城镇。俄商和英商在新疆的“贸易”，遍布新疆南北各大城镇，给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综上所述，从准噶尔汗国至清政府收复新疆建立行省，新疆的商业发展已从最初绿洲内部之间的交换发展为以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伊犁、巴里坤、塔尔巴哈台和天山南路的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和阗为主的新兴商业城镇之间的交换。可以说这不仅与城镇人口的增长，自身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关，同时还与各个时期的统治政策以及国家实力有关。但我们还应看到南北疆各地城镇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行商多，坐商少，手工业品及日用必需品大都依赖于内地商民长途贩运。这也说明其市场发育，对内地商品经济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内地商品生产以及交通运输的制约。另外，新疆商业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大城镇都置有官营商铺，其于兵丁生机虽“大有裨益”，但大批商品被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不仅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育，还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一言以蔽之，清代新疆商业发展与城镇的成长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带动，其商业布局也摆脱了清初由单个的互不联系的绿洲向绿洲周围、各个绿洲之间以及境外密集发展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清]傅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
[2][清]魏源，圣武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3][清]椿园，西域总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清]乾隆官修，清朝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5][清]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清]阿克敦，德荫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9][俄]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0][清]托津等奉敕，钦定大清会典[M]，台湾：文海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李丽(1985－)，女，新疆喀什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地理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域南海史地研究。
[关键词]清代；新疆商业；空间布局
[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8—0115—02
1、准噶尔汗国时期的商业布局状况
“准噶尔全境分四卫拉特，各有首领以雄踞之，尊其名曰大台吉，犹前代诸蕃郎主之号也”。在准噶尔汗国统治时期的新疆，实行了南北分治政策。“天山以北，准噶尔部居之。人皆强悍，逐水草，无城郭”。推行游牧封建制。“天山以南，回部居之，风气柔弱，有城郭，土田良沃，人习耕种”。推行封建农奴制辅以喀喇罕制的统治方法。这一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其商品交换也分为两类，即从事畜牧业的民族以外部交换为主，而从事农业的民族则以内部交换为主。
(1)内部交换。天山以北准噶尔部这种内部交换，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集市上进行。这种集市数量很少，目前仅发现在伊犁及亚梅什湖附近有。另一种是在节日或庙会上进行。每逢节日，各地信徒纷纷前往庙宇瞻礼膜拜，商人们也相继前往进行买卖。牧民们便乘机与之交换或彼此间相互易换。因此一次庙会，实际上便是一次商品交易会，人们既来拜佛，也相互进行易换。天山以南主要居住着维吾尔族人，他们分布在东起哈密，西至喀什噶尔的戈壁绿洲上，“其间大、小回城数十，回庄小堡千计”。商品交换大都于集市中进行，维吾尔语称其为“巴扎”。“日中之市，谓之八栅尔，每七日一集，五方之货，服食所需，均于八栅尔交易”。
(2)外部交换。对外贸易主要是同中原地区及相毗邻国家进行。同内地各族人民的贸易交换大体有三种形式，即“贡市”、进藏熬茶贸易和定期互市。“贡市”早在满族统治阶级入关以前就有了。“(康熙)二十二年，今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来使，酌量数人进关，其余停在张家口、归化城等处交易，事毕随即遣回”。后期贡使往来更加频繁，“近观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来使，较前渐多，每一次，常至数百人”。在噶尔丹死后，贡市贸易时断时续，但1735年以后又出现了“贡献方物，问安之使，不绝于道”的局面。进藏熬茶是明清时信仰藏传佛教诸民族到西藏礼佛布施、晋谒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的形象称呼。凡到寺院布施者，都必须带茶叶供熬茶，并于僧众喝茶时布施。准噶尔人进藏熬茶，通常都须在青海西宁及东科尔等地贸易，“更换驼马”，又从当地购买各种日用必需品，再经多巴等地前往西藏。每次进藏熬茶，实际就是一次贸易交换。定期互市，因其贸易地点在肃州和青海东科尔市场，又称“肃州贸易”，在1744—1752年先后举行过5次，每次参加贸易的准噶尔商队人数都在100人以上，贸易额也由最初数万两增至十多万两。
与俄罗斯等国的贸易交换。最初与俄属西伯利亚各城市的贸易主要集中于托博尔斯克、塔拉及托木斯克三处地方。17世纪前期沙俄侵入亚梅什湖附近地区后，双方又于当地建立互市，届时成千上万的人云集到这里，同俄国人进行交易，出售马匹、奴隶，(甚至)中国货物。集市持续两三个礼拜。在与俄罗斯贸易的同时，当时与浩罕(安集延)、布哈拉及印度等地也有广泛的贸易联系，他们在北方同俄国在西伯利亚做买卖，在东方没有战争时同中国人做买卖，在南方同唐古特任做买卖。许多商人还前往印度河大布哈拉。
2、乾嘉时期的商业布局状况
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后，于1759年统一了天山南北。“各部来朝无定期，其贡亦无定物。自高宗纯皇帝平定西域，陆续通贡后，至今咸输诚劾顺”。然而，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在新疆社会经济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商品流通严重滞后。乾隆后期，采取一系列如减轻赋税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1)对内贸易。对内贸易以私营贸易为主，主要是民间商贾进行的贸易，地方性贸易在这一时期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繁荣，哈密、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市成为新疆境内地区性的商业中心。清政府采取鼓励内地商贾出关贸易的政策，使得内地商民不断流入新疆，“乾嘉之际……镇西当驰道之冲，关中商人所聚会，粟麦山积，牛马用谷量”。这一系列变化不仅促使新疆重要城镇逐渐形成统一的商品市场，还使新疆的商品市场同全国各省的商品市场联结起来，形成一个范围更广的统一市场。“西陲底定，自辟展、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均设市集”。
(2)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以官营贸易为主。最先与清朝政府建立贸易联系的是左、右部哈萨克。此后，东西布鲁特、浩罕、巴达克山、克什米尔等各部落也接踵而至，使得新疆的边贸活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活跃局面。哈萨克商队前来贸易的市场初设于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设立驻兵、屯田以后，又相继移于以上两地。布鲁特人因毗邻乌什和喀什噶尔，故其贸易地点主要在乌什和喀什噶尔。浩罕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小国，其贸易地点主要集中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和阗、伊犁。19世纪前后，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和印度人也来新疆贸易，如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两位阿达拉修教派的教士在叶尔羌、和阗和阿克苏曾经商多年而未受限制。
3、新疆建省后的商业布局状况
1875年，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力准备投入收复新疆之战。至1884年，刘锦堂被任命为新疆巡抚。次年，新疆省正式宣告设立。
(1)对内贸易。长期的战乱动荡使得新疆社会经济遭受了空前损失，“同治初元中更回乱旧时都会之地，夷为灰烬，商旅裹足，百年来民间元气雕翅尽矣。光绪十一年，改建行省，其时迪化城中疮痍满目，无百金之贾，千贯之肆”。左宗棠等人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恢复，在兴复屯田的同时，又派人劈山凿险，修葺城垣，整顿币制，以推进商品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随着交通运输和城镇的恢复，货币流通的加强，内地商民不断流入，各商帮的队伍也相继扩大，从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等地迅速扩展到焉耆、阿克苏、库车、喀什、莎车、和阗一带。而维吾尔人经战乱以后，从事商贩的人也明显有所增长。
(2)对外贸易。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时期新疆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商品往西，向俄国境内出口。“俄人以光绪七年条约准其在伊犁等处及天南山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 税之文，视新疆为无税口岸，奔走偕来，如水赴壑，进口货值由二十余万骤增至百二三十万。”沙俄对新疆的贸易无论是在草原或市场上，往往高价兜售商品，低价收购原料。这种不等价交换，使新疆各族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部分商品往南，向英印领地出口，大都集中于南疆各城镇。俄商和英商在新疆的“贸易”，遍布新疆南北各大城镇，给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综上所述，从准噶尔汗国至清政府收复新疆建立行省，新疆的商业发展已从最初绿洲内部之间的交换发展为以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伊犁、巴里坤、塔尔巴哈台和天山南路的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和阗为主的新兴商业城镇之间的交换。可以说这不仅与城镇人口的增长，自身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关，同时还与各个时期的统治政策以及国家实力有关。但我们还应看到南北疆各地城镇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行商多，坐商少，手工业品及日用必需品大都依赖于内地商民长途贩运。这也说明其市场发育，对内地商品经济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内地商品生产以及交通运输的制约。另外，新疆商业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大城镇都置有官营商铺，其于兵丁生机虽“大有裨益”，但大批商品被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不仅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育，还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一言以蔽之，清代新疆商业发展与城镇的成长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带动，其商业布局也摆脱了清初由单个的互不联系的绿洲向绿洲周围、各个绿洲之间以及境外密集发展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清]傅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
[2][清]魏源，圣武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3][清]椿园，西域总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清]乾隆官修，清朝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5][清]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清]阿克敦，德荫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9][俄]温科夫斯基，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0][清]托津等奉敕，钦定大清会典[M]，台湾：文海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李丽(1985－)，女，新疆喀什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地理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域南海史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