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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以这样一个角色进入表哥的人生。在喧嚣里活着，我早已习惯了简单，除了至爱的人，我从不愿以任何一种状态深入某一条生命。历经了生活的潮涨潮落，我已害怕将自己和太多的内容牢牢地捆绑。
我近乎孤独的处世哲学，注定了我和表哥之间的疏离。表哥是我六姨的大儿子，我乡下老家和表哥家仅仅隔着屈指可数的几道河湾，只是两家不属于同一个村庄。那时候的村庄是封闭的，大家各忙各的事，每一个村庄都像是贴上了专属标签，村庄之间隔着一道隐形藩篱，就算靠得再近，两个不同村庄的人也很少互相走动。
表哥大我十二岁，我还在村庄里泥一脚水一脚的时候，他已穿上军装去了南京。在偏僻的村庄里，能穿上軍装，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时候母亲说起表哥来，一改终日愁容，眼睛里燃烧着明艳的光辉。你表哥去南京当兵了，是坐火车走的，听说火车跑得比马还快。隔不久母亲又会说，你表哥这下好了，出息了。或者说你表哥可能不会回来了，就住在南京了。我不知道母亲再三说起这件事是否在暗示着什么，每次只要她说到表哥，我总会在心里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尽量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低下头一声不吭。
表哥回家探亲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去六姨家见过他一次。一身笔挺的军装，草绿色帽子上那颗红五星傲慢地俯视着一切。他像个首长一样，挺直腰板，忙着和亲戚朋友打招呼，说笑，举手投足之间意气风发，我甚至不敢与他对视，只是呆在一边远远地望着。在我心中，他的形象像村庄四周那些山峰，那样远、那样高大、那样遥不可及。偶尔碰上他的目光，我立即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逃开，似乎那是两根滚烫的铁条，只要轻轻一点，便会将我深度灼伤。
表哥回来的时候，六姨是最高兴的，脸上的笑从没断过，连走路的脚步声也比平时大了起来。六姨家的境况相当糟糕，自己一身病痛，长年汤药不断。姨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夸张点说，一根针掉到头上都会做几个晚上的噩梦。六姨生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是弱智，什么事也干不了，成天只知道傻笑。几间泥巴屋被一棵大樟树笼罩着，到了春天，墙上几乎能拧出水来，随时都有可能在风雨之后沦为一堆瓦砾。
我们也为六姨高兴，幸好表哥穿上了军装，给这个多风多雨的家注射了一支强心剂，让六姨感到希望的存在，看到了未来的日子里朦胧的曙光。
二
我和表哥自从见了那一面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见过。我在老家那个贫穷的村庄里，手忙脚乱地应付着紧锣密鼓的日子。关于表哥的一些事情，都是从母亲嘴里断断续续听到的。
母亲说，你表哥回来了，没吃成国家粮。
母亲说，你表哥要结婚了，听说那个妹子蛮漂亮，会绣花，以前当过老师。
母亲说，你表哥去外面做事了，应该能赚不少钱。
母亲每次说这些的时候，都会连带着叹息吁气或者欣喜之类富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表情，而每次，我都只是不冷不热地应着，并不附和。我的日子已经遭遇了太多的冷硬和不堪，我实在再也没有精力去为人家的生活或悲或喜。
后来我到城市里谋生，表哥的信息慢慢淡出了我的日子。表哥像是一只不守规则的候鸟，在我的天空迁徙过后，再也没有如期回来。
几年前一个冬天，我回乡下看望父母，六姨找上门来，说是特意来找我的。我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的忙。看着六姨一脸的紧张，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着急地等着她的下文。你表哥在工地上做事，包工头欠了他的工钱要不回来，我知道你是做记者的，一定有办法要到这笔钱。
表哥怎么去了建筑工地做事？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我知道，问这样的问题无异于用一种坚硬的利器去戳六姨心中的痛点。六姨并不知道，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而要从那个层层转包的工地拿到钱，简直是虎口夺食。但我不忍心把事情挑明让六姨难过，爽快地记下她报给我的电话号码，满口把事情应下来。
第二天回城吃过午饭后，我匆匆赶往表哥做事的工地，那里我相当熟悉，是一个浙江人开发的商住楼盘，取了个很不错的名字，叫梦想家园。我去的时候，楼盘快要封顶了，抬头望，高高的脚手架像雾中的梯田一样逐级伸向天空，上面晃动着一个个黑影，仿佛卡带的电影中怪诞的镜头。
我给表哥打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粗糙的声音，你到了啊，在门口等我，我就下来。一会儿工夫，表哥就出现在我面前，头发蓬乱，衣服上到处是水泥和沙子，一双粗糙的手上缠着雪白的胶布。我突然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年闰土，一时很难将眼前这个形象和当年那个军装笔挺的表哥连在一起。
为了掩饰内心的尴尬，我直接切入话题，是谁欠了你的钱？欠了多少？表哥抖抖索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一共欠了三千五，是包工头欠的。我接过纸条，一看就知道是从小学生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有几处被汗水濡湿过，已变得模糊不清。你能找到那个包工头吗？先去我住的地方坐坐，应该能找到。说完表哥领着我往里面走。
住的地方是一个简陋的工棚，几根木头支起的架子上罩着条形图案的雨布，一排木板和砖头搭就的床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被子、脏衣服和蛇皮袋。地面零乱的碎砖之间，滚着几个鸡蛋大的饭团，上面长满已经变得干燥的霉点。风像被割成了一绺一绺，亡命地把雨布的缝隙拉大，发出撕裂的尖叫，寒冷驱使我把身子尽量地缩紧。
我刚坐下，便有人陆续地钻了进来，他们都是在那里做事的民工，一个个蓬头垢面，从身上掏出欠条给我看，你是记者吧，你来了就好了，顺便帮我们把工钱也结了，我们还等着这钱明年买肥料农药呢。我让表哥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是五万多块钱。
钱算出来后，工棚里再没有人说话，大家低头抽闷烟，等着我开口。我被一股焦灼的情绪包围着，突然有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在这座城市里，卑微与我一直如影随形，而此刻我却被迫成为同是卑微者凭借的依靠，我感到现实像一堵冰冷的墙向我挤压过来，挤得我浑身疼痛却又无处可逃。
我说，大家别急，先把人找来再说。在一个民工的指引下，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包工头。那是个矮个中年男人，腆着个大肚子，腰上别着手机。也不知是谁跟他说了些什么，见到我后像企鹅般摇摇晃晃地迎了上来，吩咐一个娇小的女人递烟倒水，随后操着浓重的方言向我诉苦，欢迎记者同志来监督啊，这些兄弟的钱早该给了，我也是没法子，上面的钱没下来啊。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正在思量该怎么回话才得体。见我不开口，他连忙说，要不这样，你坐这等等，我现在就去借钱，今天一定把这几位兄弟的钱给付了，要不付我就是猪狗。不等我回话，他便摇晃着肥胖的身子出了门，慢慢拐过前面的一个墙角，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见他把话说得信誓旦旦，想想把钱拿到手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便满心欢喜坐下来等。可一直等了两个小时，连人影也没见到一个。我拨打他的手机，里面传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您呼叫的用户正在飞行途中。直到黄昏，那个用户仍在途中飞行。
暮色四起，冰冷的工棚随着天色渐暗变得更加阴冷。我站起身来跺跺脚对表哥说，走吧，不要再等了，先上我家再说。表哥收拾好东西，耷拉着脑袋默默地跟在我后面，其他人也相继散去，把几声冗长的叹息丢在冰冷的风中。我能理解表哥他们，我知道那些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回去的路上，我拨通了一个劳动局朋友的电话，朋友说不好办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几十上百万的都不少，何况你表哥那几万块钱？要不你先在你们的报纸上曝下光，然后我们这边再跟进看看行不行？我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把手机塞进裤兜。远处，灯一盏接一盏亮了起来，风像卡在了某一棵树上，干哑的叫声里透出针扎般的冷。我心里浮起一种隐隐的不安，表哥他们是怎样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沉埋在心中的卑微开始发酵，试图把我的躯体一点点蚕食，我甚至开始为我这个下午的举动感到后悔。
三
吃晚饭的时候，表哥依然闷闷不乐，我说我们喝一点酒吧。表哥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几杯酒下肚，表哥的脸开始泛红，话也多了起来。从他断断续续的话里，我拼凑出表哥那段绕开了我的生活。
从部队回来后，和他一起入伍的战友都分到了工作，多数去了公安局、公路局，再不济的也成了环卫工。他是农村户口，工作的事自然就没他的份。他最先是在煤矿挖煤，干了两年，因为身体无法适应，便到建筑工地做小工，挑沙浆和砖头，扛钢筋，背跳板，天天奔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没想到好端端的妻子竟莫名其妙得了精神病，在医院几进几出，钱花了不少，情况却越来越糟糕，后来成天不回家，在外面游荡，有时还脱得一丝不挂。表哥不忍心丢下她不管，最后只好把她长期送进七医院，每月支付近两千元的费用。
表哥的妻子我见过，拖着两根长辫子，文文静静，算是长得有模有样，好好的一个女人怎么会疯了呢？我心里满是疑惑，却又不好多问。
表哥咕咚喝了口酒，这些年我跑过南昌、赣州、武汉、郑州许多城市，从一个工地搬到另一个工地，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高高的空中来回。有时候晚上做梦，梦见自己一脚踩空，摔得血肉模糊，醒来后吓出一身冷汗。我说为什么不换份工呢？表哥摇头，换过，每个月两千多块钱，哪里够开销？在工地上干，至少能应付家里那一摊子。
我并不清楚表哥经历了这样多的事情，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只好不停地给他倒酒。来，喝酒，要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表哥“嗯”了一声，不管日子好坏，总得一天天过下去。表哥喝完一杯酒，长长地吐了口气，我想好了，明天去广州。你去广州干什么？听说那边不拖欠工钱。我身上还有五百块钱，做车费和伙食费足够了，我不求别的，只要能按时拿到工钱就行。身上就五百块钱，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该怎么辦呢？我本来想阻止他，可不去又能怎样？家里那情况，就像堤坝上巨大的窟窿，随时等着他去堵。生活的担子过早地压弯了他笔直的腰板，原本的军人气质最终没有敌过生活的斧钺。面对着他，我搜索了很久，竟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来，先不去想这些，我们喝酒。渐渐地，彼此都有了几分醉意，表哥的话里有了混音，不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一起身，撞翻了脚边的酒瓶，“当”的一声，酒瓶子翻了个跟斗，骨碌骨碌滚到了墙角。表哥弯腰想去捡，一个趔趄差点摔到地上。我说算了，睡吧，表哥踉跄了几步，倒在沙发上没了声响，不知是真醉了，还是睡着了。
我找来一床被子给他盖上，屋外，街灯早已灭了，四处一片漆黑，屋里门窗紧闭，但我依然能感到有寒风暗暗袭来。我走进书房，拧亮台灯，灯光爬上墙壁，影影绰绰地晃动，在沉暗多风的氛围里，我借着酒意，很快完成了为表哥他们讨薪的稿子。
第二天一早，我先赶去帮表哥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再折回报社交稿。总编看过我的稿子后，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你也干了好几年记者了，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快过年了，还给上面添乱。总编把稿子甩到我面前，不再说一句话。我没有一句争辩，拿着稿子转身离开。前几天，总编还在编前会上振振有词，快过年了，稿件更要贴近生活，要为底层的百姓排忧解难，要为他们鼓与呼。我感到我也像站到了高高的脚手架上，突然被整个架空。原本我应该把稿子撕成碎片，然后转身丢给他一个坚硬的背影，但我承认我是一个懦夫，生活的网令我窒息，而我却缺乏冲破的勇气。
火车在晚上七点半发车，那时候已没有客车去火车站，我叫了朋友的车去送表哥，我将他送进站台时，灯火已在头顶喧哗。他将头伸出窗外，没事，我一定能找到事做的。声音是那样平静。我塞给他五百块钱，说了声有事打电话，然后转身快速地离开。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像做了亏心事那样逃得如此匆忙。
从车站出来，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关上车窗，将哗哗的雨声和阵阵的寒意关在了窗外。车灯雪白，在雨中像两颗呼啸的子弹将夜幕击穿，但很快又遭到黑暗的围剿。我呆呆地坐着，看着夜色与灯光的搏弈和纠缠，想起表哥家破烂的泥巴屋，想起他被酒精涨红的脸，想起那个疯疯癫癫关在铁栅栏里的女人，想起灯火中的站台，站台上长长的火车，想起被火车丢在陌生里的表哥。这样多的画面在我眼前来回跳荡，而我，始终只能做一个无奈的看客。
四
很久没有了表哥的消息，我的日子又退回到从前，臣服于僵硬的规则，用虚妄的文字编织着大众眼里浮泛的生活。
去年五月的一天，我接到舅舅打来的电话，你表哥出车祸了，住在人民医院。我放下电话，赶去医院探望他。六姨正站在病房前的走廊上，两只眼睛哭得像两个即将溃烂的桃子。我问六姨是怎么回事，六姨告诉我，表哥在广州的一个工地上做事，从三楼摔了下来，工地上赔了他五万块钱，回来养好伤后，还剩了些钱，表哥不能去工地上做事了。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了台二手面包车，准备卖点水果和蔬菜维持生计。那天表哥去一个朋友家喝了点酒，回来的路上和另一台面包车撞在了一起，表哥左手骨折，多处受伤，对方车上三个人伤得厉害，其中一个断了六根肋骨。两台车都属于无牌无证，没有惊动交警。只是对方多次组织人上门吵闹，要求表哥付医药费。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对方吵闹几次无果，最后丢下一句话，下次再不拿钱，就要抄家伙了。 早知道不买车就好了，六姨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像是埋怨表哥，又像是埋怨自己。其实，我们谁都没有权利去苛责表哥，谁不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呢？
我安慰了六姨几句，便进病房去看表哥，表哥身上到处缠着绷带，看到我，勉强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我说，你没事吧？表哥摇摇头。我说人没事就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表哥点点头。
第二次去看表哥，他已经康复得差不多，快要出院了。打过招呼之后，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沉默过后，我问表哥，你出院后有什么打算？我想我还是去工地上做事，我就是那个命。好在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不用再挑沙子水泥上去，一切都是机器弄好了，只要将升降机上的水泥和砖头搬下来就行。
从医院出来后，表哥还是去了建筑工地，到底去了哪里，连六姨都不清楚。一个落叶的夜晚，我坐在灯下翻一本诗集，偶然读到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脚手架》，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难以实现的愿望啊！
机会岂能等同理想？
一只孩子玩的皮球，
蹦向高过我的愿望，
转得快过我的理想。
河水的波纹，如此轻微，
你们算不上波纹，
岁月时光，转瞬之间，
飘逝——恰恰是太阳，
在夷戮白雪或绿地。
我耗尽了不曾有的一切。
我比实际的我苍老许多。
幻想，一直支撑着我，
它只在舞台上才是女皇：
脱去戏装，便没有了王国。
我放下书，突然又想起脚手架上的表哥来。脚手架上的人，都是命运的流放者，流放是一种悲怆的刑罚。萨义德曾这样诠释流放的恐惧：“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
我百度了一下，得到了這样几个数字，全国有四千多万人穿梭在脚手架上，其中有12%的人一年到头未拿到一分钱的工资。他们远离了亲人和故乡，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流浪，高高的脚手架定义了家的内容。他们向脚手架交付自己，牢牢地绑定，构筑城市的高楼和版图，但灯火明媚的城市从来不曾属于过他们。他们渐渐老去，生活曾经给过他们太多的许诺，可真正兑现的却寥寥无几，而他们也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然被命运流放，只是将一切归咎于自身，一直在隐忍和想象中试图改变生命的格局。
五
去年年底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决定去看望一下表嫂。
车穿过大街，拐过浏阳河大桥，不到半个小时便到了七医院。医生把我领到一扇铁栅栏门前，透过栅栏，我看到了表嫂，衣着整洁，两条长辫子剪成了齐耳短发，稍微有些乱，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椅子上，正朝着不远处笑。
我问医生，可以打开门让我和她说几句话吗？她无法和你交流，再说，她的病随时都会发作，你这样进去很危险。医生委婉地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站在铁栅栏外，突然感到一种不真实。这个女人，已沉陷在无边的黑暗中，她的世界一片虚无，什么也没有，连自己也是虚无的存在。只是我想，在她意识稍许回归的时候，会不会记起脚手架上的表哥？而在脚手架上的表哥，会不会在擦拭汗水的间隙，想起这扇隔离在生活之外的疼痛的铁栅栏？
回去的路上，薄暮低垂，远处的桥上，行人埋头收紧身体匆匆赶路，像受寒的鸟迫切地靠近温暖的巢。CD正播放着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这支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曲子，我已听过无数遍，而这一次却仿佛听出了背后的内容，深沉、黑暗、烦忧、激荡，似乎有一种内省的挣扎，一种几近悲壮的突围。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来：“我们的嘴唇和眼神里有永恒，我们的眉弯里有至福”。虽然，这个句子不在现实里，而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
叔本华说，生活具有某种扑朔迷离的气质。生活有N种方式，既然生活判决我们活着，我们就有大于N种的方式去粉碎源自它们的障碍和伤害。
我打开车窗，风一拨一拨地挤进来，我仔细听，没有听到它们萧萧的回声。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以这样一个角色进入表哥的人生。在喧嚣里活着，我早已习惯了简单，除了至爱的人，我从不愿以任何一种状态深入某一条生命。历经了生活的潮涨潮落，我已害怕将自己和太多的内容牢牢地捆绑。
我近乎孤独的处世哲学，注定了我和表哥之间的疏离。表哥是我六姨的大儿子，我乡下老家和表哥家仅仅隔着屈指可数的几道河湾，只是两家不属于同一个村庄。那时候的村庄是封闭的，大家各忙各的事，每一个村庄都像是贴上了专属标签，村庄之间隔着一道隐形藩篱，就算靠得再近，两个不同村庄的人也很少互相走动。
表哥大我十二岁，我还在村庄里泥一脚水一脚的时候，他已穿上军装去了南京。在偏僻的村庄里，能穿上軍装，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时候母亲说起表哥来，一改终日愁容，眼睛里燃烧着明艳的光辉。你表哥去南京当兵了，是坐火车走的，听说火车跑得比马还快。隔不久母亲又会说，你表哥这下好了，出息了。或者说你表哥可能不会回来了，就住在南京了。我不知道母亲再三说起这件事是否在暗示着什么，每次只要她说到表哥，我总会在心里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尽量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低下头一声不吭。
表哥回家探亲的时候，我跟着母亲去六姨家见过他一次。一身笔挺的军装，草绿色帽子上那颗红五星傲慢地俯视着一切。他像个首长一样，挺直腰板，忙着和亲戚朋友打招呼，说笑，举手投足之间意气风发，我甚至不敢与他对视，只是呆在一边远远地望着。在我心中，他的形象像村庄四周那些山峰，那样远、那样高大、那样遥不可及。偶尔碰上他的目光，我立即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逃开，似乎那是两根滚烫的铁条，只要轻轻一点，便会将我深度灼伤。
表哥回来的时候，六姨是最高兴的，脸上的笑从没断过，连走路的脚步声也比平时大了起来。六姨家的境况相当糟糕，自己一身病痛，长年汤药不断。姨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夸张点说，一根针掉到头上都会做几个晚上的噩梦。六姨生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是弱智，什么事也干不了，成天只知道傻笑。几间泥巴屋被一棵大樟树笼罩着，到了春天，墙上几乎能拧出水来，随时都有可能在风雨之后沦为一堆瓦砾。
我们也为六姨高兴，幸好表哥穿上了军装，给这个多风多雨的家注射了一支强心剂，让六姨感到希望的存在，看到了未来的日子里朦胧的曙光。
二
我和表哥自从见了那一面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见过。我在老家那个贫穷的村庄里，手忙脚乱地应付着紧锣密鼓的日子。关于表哥的一些事情，都是从母亲嘴里断断续续听到的。
母亲说，你表哥回来了，没吃成国家粮。
母亲说，你表哥要结婚了，听说那个妹子蛮漂亮，会绣花，以前当过老师。
母亲说，你表哥去外面做事了，应该能赚不少钱。
母亲每次说这些的时候，都会连带着叹息吁气或者欣喜之类富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表情，而每次，我都只是不冷不热地应着，并不附和。我的日子已经遭遇了太多的冷硬和不堪，我实在再也没有精力去为人家的生活或悲或喜。
后来我到城市里谋生，表哥的信息慢慢淡出了我的日子。表哥像是一只不守规则的候鸟，在我的天空迁徙过后，再也没有如期回来。
几年前一个冬天，我回乡下看望父母，六姨找上门来，说是特意来找我的。我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的忙。看着六姨一脸的紧张，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着急地等着她的下文。你表哥在工地上做事，包工头欠了他的工钱要不回来，我知道你是做记者的，一定有办法要到这笔钱。
表哥怎么去了建筑工地做事？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我知道，问这样的问题无异于用一种坚硬的利器去戳六姨心中的痛点。六姨并不知道，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而要从那个层层转包的工地拿到钱，简直是虎口夺食。但我不忍心把事情挑明让六姨难过，爽快地记下她报给我的电话号码，满口把事情应下来。
第二天回城吃过午饭后，我匆匆赶往表哥做事的工地，那里我相当熟悉，是一个浙江人开发的商住楼盘，取了个很不错的名字，叫梦想家园。我去的时候，楼盘快要封顶了，抬头望，高高的脚手架像雾中的梯田一样逐级伸向天空，上面晃动着一个个黑影，仿佛卡带的电影中怪诞的镜头。
我给表哥打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粗糙的声音，你到了啊，在门口等我，我就下来。一会儿工夫，表哥就出现在我面前，头发蓬乱，衣服上到处是水泥和沙子，一双粗糙的手上缠着雪白的胶布。我突然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年闰土，一时很难将眼前这个形象和当年那个军装笔挺的表哥连在一起。
为了掩饰内心的尴尬，我直接切入话题，是谁欠了你的钱？欠了多少？表哥抖抖索索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一共欠了三千五，是包工头欠的。我接过纸条，一看就知道是从小学生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有几处被汗水濡湿过，已变得模糊不清。你能找到那个包工头吗？先去我住的地方坐坐，应该能找到。说完表哥领着我往里面走。
住的地方是一个简陋的工棚，几根木头支起的架子上罩着条形图案的雨布，一排木板和砖头搭就的床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被子、脏衣服和蛇皮袋。地面零乱的碎砖之间，滚着几个鸡蛋大的饭团，上面长满已经变得干燥的霉点。风像被割成了一绺一绺，亡命地把雨布的缝隙拉大，发出撕裂的尖叫，寒冷驱使我把身子尽量地缩紧。
我刚坐下，便有人陆续地钻了进来，他们都是在那里做事的民工，一个个蓬头垢面，从身上掏出欠条给我看，你是记者吧，你来了就好了，顺便帮我们把工钱也结了，我们还等着这钱明年买肥料农药呢。我让表哥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是五万多块钱。
钱算出来后，工棚里再没有人说话，大家低头抽闷烟，等着我开口。我被一股焦灼的情绪包围着，突然有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在这座城市里，卑微与我一直如影随形，而此刻我却被迫成为同是卑微者凭借的依靠，我感到现实像一堵冰冷的墙向我挤压过来，挤得我浑身疼痛却又无处可逃。
我说，大家别急，先把人找来再说。在一个民工的指引下，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包工头。那是个矮个中年男人，腆着个大肚子，腰上别着手机。也不知是谁跟他说了些什么，见到我后像企鹅般摇摇晃晃地迎了上来，吩咐一个娇小的女人递烟倒水，随后操着浓重的方言向我诉苦，欢迎记者同志来监督啊，这些兄弟的钱早该给了，我也是没法子，上面的钱没下来啊。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正在思量该怎么回话才得体。见我不开口，他连忙说，要不这样，你坐这等等，我现在就去借钱，今天一定把这几位兄弟的钱给付了，要不付我就是猪狗。不等我回话，他便摇晃着肥胖的身子出了门，慢慢拐过前面的一个墙角，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见他把话说得信誓旦旦，想想把钱拿到手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便满心欢喜坐下来等。可一直等了两个小时，连人影也没见到一个。我拨打他的手机，里面传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您呼叫的用户正在飞行途中。直到黄昏，那个用户仍在途中飞行。
暮色四起，冰冷的工棚随着天色渐暗变得更加阴冷。我站起身来跺跺脚对表哥说，走吧，不要再等了，先上我家再说。表哥收拾好东西，耷拉着脑袋默默地跟在我后面，其他人也相继散去，把几声冗长的叹息丢在冰冷的风中。我能理解表哥他们，我知道那些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回去的路上，我拨通了一个劳动局朋友的电话，朋友说不好办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几十上百万的都不少，何况你表哥那几万块钱？要不你先在你们的报纸上曝下光，然后我们这边再跟进看看行不行？我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把手机塞进裤兜。远处，灯一盏接一盏亮了起来，风像卡在了某一棵树上，干哑的叫声里透出针扎般的冷。我心里浮起一种隐隐的不安，表哥他们是怎样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沉埋在心中的卑微开始发酵，试图把我的躯体一点点蚕食，我甚至开始为我这个下午的举动感到后悔。
三
吃晚饭的时候，表哥依然闷闷不乐，我说我们喝一点酒吧。表哥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几杯酒下肚，表哥的脸开始泛红，话也多了起来。从他断断续续的话里，我拼凑出表哥那段绕开了我的生活。
从部队回来后，和他一起入伍的战友都分到了工作，多数去了公安局、公路局，再不济的也成了环卫工。他是农村户口，工作的事自然就没他的份。他最先是在煤矿挖煤，干了两年，因为身体无法适应，便到建筑工地做小工，挑沙浆和砖头，扛钢筋，背跳板，天天奔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没想到好端端的妻子竟莫名其妙得了精神病，在医院几进几出，钱花了不少，情况却越来越糟糕，后来成天不回家，在外面游荡，有时还脱得一丝不挂。表哥不忍心丢下她不管，最后只好把她长期送进七医院，每月支付近两千元的费用。
表哥的妻子我见过，拖着两根长辫子，文文静静，算是长得有模有样，好好的一个女人怎么会疯了呢？我心里满是疑惑，却又不好多问。
表哥咕咚喝了口酒，这些年我跑过南昌、赣州、武汉、郑州许多城市，从一个工地搬到另一个工地，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高高的空中来回。有时候晚上做梦，梦见自己一脚踩空，摔得血肉模糊，醒来后吓出一身冷汗。我说为什么不换份工呢？表哥摇头，换过，每个月两千多块钱，哪里够开销？在工地上干，至少能应付家里那一摊子。
我并不清楚表哥经历了这样多的事情，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只好不停地给他倒酒。来，喝酒，要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表哥“嗯”了一声，不管日子好坏，总得一天天过下去。表哥喝完一杯酒，长长地吐了口气，我想好了，明天去广州。你去广州干什么？听说那边不拖欠工钱。我身上还有五百块钱，做车费和伙食费足够了，我不求别的，只要能按时拿到工钱就行。身上就五百块钱，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该怎么辦呢？我本来想阻止他，可不去又能怎样？家里那情况，就像堤坝上巨大的窟窿，随时等着他去堵。生活的担子过早地压弯了他笔直的腰板，原本的军人气质最终没有敌过生活的斧钺。面对着他，我搜索了很久，竟找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来，先不去想这些，我们喝酒。渐渐地，彼此都有了几分醉意，表哥的话里有了混音，不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一起身，撞翻了脚边的酒瓶，“当”的一声，酒瓶子翻了个跟斗，骨碌骨碌滚到了墙角。表哥弯腰想去捡，一个趔趄差点摔到地上。我说算了，睡吧，表哥踉跄了几步，倒在沙发上没了声响，不知是真醉了，还是睡着了。
我找来一床被子给他盖上，屋外，街灯早已灭了，四处一片漆黑，屋里门窗紧闭，但我依然能感到有寒风暗暗袭来。我走进书房，拧亮台灯，灯光爬上墙壁，影影绰绰地晃动，在沉暗多风的氛围里，我借着酒意，很快完成了为表哥他们讨薪的稿子。
第二天一早，我先赶去帮表哥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再折回报社交稿。总编看过我的稿子后，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你也干了好几年记者了，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快过年了，还给上面添乱。总编把稿子甩到我面前，不再说一句话。我没有一句争辩，拿着稿子转身离开。前几天，总编还在编前会上振振有词，快过年了，稿件更要贴近生活，要为底层的百姓排忧解难，要为他们鼓与呼。我感到我也像站到了高高的脚手架上，突然被整个架空。原本我应该把稿子撕成碎片，然后转身丢给他一个坚硬的背影，但我承认我是一个懦夫，生活的网令我窒息，而我却缺乏冲破的勇气。
火车在晚上七点半发车，那时候已没有客车去火车站，我叫了朋友的车去送表哥，我将他送进站台时，灯火已在头顶喧哗。他将头伸出窗外，没事，我一定能找到事做的。声音是那样平静。我塞给他五百块钱，说了声有事打电话，然后转身快速地离开。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像做了亏心事那样逃得如此匆忙。
从车站出来，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关上车窗，将哗哗的雨声和阵阵的寒意关在了窗外。车灯雪白，在雨中像两颗呼啸的子弹将夜幕击穿，但很快又遭到黑暗的围剿。我呆呆地坐着，看着夜色与灯光的搏弈和纠缠，想起表哥家破烂的泥巴屋，想起他被酒精涨红的脸，想起那个疯疯癫癫关在铁栅栏里的女人，想起灯火中的站台，站台上长长的火车，想起被火车丢在陌生里的表哥。这样多的画面在我眼前来回跳荡，而我，始终只能做一个无奈的看客。
四
很久没有了表哥的消息，我的日子又退回到从前，臣服于僵硬的规则，用虚妄的文字编织着大众眼里浮泛的生活。
去年五月的一天，我接到舅舅打来的电话，你表哥出车祸了，住在人民医院。我放下电话，赶去医院探望他。六姨正站在病房前的走廊上，两只眼睛哭得像两个即将溃烂的桃子。我问六姨是怎么回事，六姨告诉我，表哥在广州的一个工地上做事，从三楼摔了下来，工地上赔了他五万块钱，回来养好伤后，还剩了些钱，表哥不能去工地上做事了。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了台二手面包车，准备卖点水果和蔬菜维持生计。那天表哥去一个朋友家喝了点酒，回来的路上和另一台面包车撞在了一起，表哥左手骨折，多处受伤，对方车上三个人伤得厉害，其中一个断了六根肋骨。两台车都属于无牌无证，没有惊动交警。只是对方多次组织人上门吵闹，要求表哥付医药费。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对方吵闹几次无果，最后丢下一句话，下次再不拿钱，就要抄家伙了。 早知道不买车就好了，六姨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像是埋怨表哥，又像是埋怨自己。其实，我们谁都没有权利去苛责表哥，谁不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呢？
我安慰了六姨几句，便进病房去看表哥，表哥身上到处缠着绷带，看到我，勉强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我说，你没事吧？表哥摇摇头。我说人没事就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表哥点点头。
第二次去看表哥，他已经康复得差不多，快要出院了。打过招呼之后，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沉默过后，我问表哥，你出院后有什么打算？我想我还是去工地上做事，我就是那个命。好在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不用再挑沙子水泥上去，一切都是机器弄好了，只要将升降机上的水泥和砖头搬下来就行。
从医院出来后，表哥还是去了建筑工地，到底去了哪里，连六姨都不清楚。一个落叶的夜晚，我坐在灯下翻一本诗集，偶然读到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脚手架》，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难以实现的愿望啊！
机会岂能等同理想？
一只孩子玩的皮球，
蹦向高过我的愿望，
转得快过我的理想。
河水的波纹，如此轻微，
你们算不上波纹，
岁月时光，转瞬之间，
飘逝——恰恰是太阳，
在夷戮白雪或绿地。
我耗尽了不曾有的一切。
我比实际的我苍老许多。
幻想，一直支撑着我，
它只在舞台上才是女皇：
脱去戏装，便没有了王国。
我放下书，突然又想起脚手架上的表哥来。脚手架上的人，都是命运的流放者，流放是一种悲怆的刑罚。萨义德曾这样诠释流放的恐惧：“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
我百度了一下，得到了這样几个数字，全国有四千多万人穿梭在脚手架上，其中有12%的人一年到头未拿到一分钱的工资。他们远离了亲人和故乡，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流浪，高高的脚手架定义了家的内容。他们向脚手架交付自己，牢牢地绑定，构筑城市的高楼和版图，但灯火明媚的城市从来不曾属于过他们。他们渐渐老去，生活曾经给过他们太多的许诺，可真正兑现的却寥寥无几，而他们也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然被命运流放，只是将一切归咎于自身，一直在隐忍和想象中试图改变生命的格局。
五
去年年底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决定去看望一下表嫂。
车穿过大街，拐过浏阳河大桥，不到半个小时便到了七医院。医生把我领到一扇铁栅栏门前，透过栅栏，我看到了表嫂，衣着整洁，两条长辫子剪成了齐耳短发，稍微有些乱，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椅子上，正朝着不远处笑。
我问医生，可以打开门让我和她说几句话吗？她无法和你交流，再说，她的病随时都会发作，你这样进去很危险。医生委婉地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站在铁栅栏外，突然感到一种不真实。这个女人，已沉陷在无边的黑暗中，她的世界一片虚无，什么也没有，连自己也是虚无的存在。只是我想，在她意识稍许回归的时候，会不会记起脚手架上的表哥？而在脚手架上的表哥，会不会在擦拭汗水的间隙，想起这扇隔离在生活之外的疼痛的铁栅栏？
回去的路上，薄暮低垂，远处的桥上，行人埋头收紧身体匆匆赶路，像受寒的鸟迫切地靠近温暖的巢。CD正播放着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这支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曲子，我已听过无数遍，而这一次却仿佛听出了背后的内容，深沉、黑暗、烦忧、激荡，似乎有一种内省的挣扎，一种几近悲壮的突围。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来：“我们的嘴唇和眼神里有永恒，我们的眉弯里有至福”。虽然，这个句子不在现实里，而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
叔本华说，生活具有某种扑朔迷离的气质。生活有N种方式，既然生活判决我们活着，我们就有大于N种的方式去粉碎源自它们的障碍和伤害。
我打开车窗，风一拨一拨地挤进来，我仔细听，没有听到它们萧萧的回声。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