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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埔走出的诸多军事才干中，张治中和叶剑英是相对特别的两个。张治中留下“和平使者”的美誉，叶剑英在1945年后也介入和谈甚多。虽然从结局看，他们都算是和谈的失败者，但曾阋墙的兄弟在桌前试图消弭战争的努力，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中可贵的一段历程。
革命从高潮到低潮
“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
有一次在汕头，蒋介石这样问王懋功。
王懋功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是总队副。黄埔军校1924年春创立的时候，张治中正在广州，协助刘震寰创建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出任大队长，负责军校一切训练教育职责。国民党当时有很多军校，包括滇军干部学校和陆军部军官学校。
出身于保定军校的张治中最初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聘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他们的训练会议。是年年底，张正式脱离桂军学校，进入黄埔军校，第二年夏调为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那时黄埔军校并不规范，张治中时常身兼七八个职务，如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广东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这也显示出他的才干颇受重用。
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相互争锋。张治中的态度颇不明朗，按照他1949年的回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认为他是“赤色分子”，但他和中共朋友虽有亲切往来，却无组织关系。张治中一度和邓演达、恽代英及高语罕一道，被孙文主义学会称作左翼的“黄埔四凶”。
黄埔军校创校之初，叶剑英已是粤军第八旅参谋长，他被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邀来出任教授部副主任。按照他本人的说法，1927年他开始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在1927年7月正式入了党。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是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
中共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叶剑英在江西九江。按照《叶剑英传》编写组的说法，叶剑英在这一年的7月就加入了共产党，虽在张发奎部下，但暗中仍于敌营贡献有利于共产党的建议。9月底，他回到广州。12月11日，中共党员张太雷等发动“广州起义”时，已是张发奎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做了配合，并于当天上午出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起义军”很快遭遇失败，13日下午，广州全城被敌军占领。叶剑英暂时隐蔽在沙面租界，而后转移到香港，1928年底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
那是颇为复杂的一个历史时段。左翼共产革命处于低潮，但在右翼国民党阵营的张治中，同样感到不适，他比叶剑英早一年出国，去的是德国。“觉得矛盾太多，如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常常刺激我的头脑，对于国家前途，革命事业，都发生一种焦虑和迷惘，心里没有一天宁静，所以极愿摆脱这一切，离开现有环境，到国外去换换空气，并从事学术的补充，同时把头脑做一番检查整理工作”。
苏联和德国，是当时最能振奋中国军人感情的两个国度。
张治中在德国待了5个月，蒋介石就函电纷驰，叫他回国。他又去比利时、美国等国游历了3个月，才返回上海，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但他始终热爱军事教育，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
叶剑英在苏联待的时间更长，将近两年。他遭遇了清党运动，被开除党籍，后改为劝告处分，一直到中共七大（1945年）才被平反。
抗战，危中之机
叶剑英回国后不久，被派往江西苏区。在长征前“反围剿”的几年间，他长期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等职，被誉为红军参谋事业的奠基者。他还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配置军政人才，以“红埔”（毛泽东语）抗衡张治中任教育长的“黄埔”。
1933年5月，蒋介石集结50万兵力进行第五次“围剿”。这场战事叶剑英和红军打得辛苦。张治中并未参加“围剿”紅军的行动。他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0年任期间，先后带过5次兵出征，皆与红军无关，每次出兵后，他即重返教坛。“当时谁都愿意带兵，带兵有权有势，办教育是倒霉。我的想法与此不同，我很愿意把这个错误观念改正过来。平时在学校里，我也是这样鼓吹：‘当一个教官，比当一个旅团长还重要得多，’所以我不能不言行相顾，提倡一种重视教育的风气。”张治中这样说。
后来，张治中说，他当时不愿带兵的一个原因，其实是想躲避参加反共战争。在1934～1937年，他甚至多次提出辞去军校教育长职务的请求，终获允许。“我觉得：我是一个军人，是一个高级将领，自信具备了一个高级将领的勇敢与果断，但是，我对于杀人这一件事，常常表示犹豫，常常很软弱。老实说吧，我不愿意杀人”。
西安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内形成巨大“讨逆”势力，而张治中是反对军事解决西安事变的少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因叶剑英对东北军有一定了解，故西安事变发生前，他被中共中央派往西安，担任重要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和周恩来、秦邦宪成为协助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中共代表。经历长征的叶剑英，和中共一道因抗战而转变了命运。
抗战爆发后，张治中重上战场。但时隔不久，他辞去军职，去湖南履新，出任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说：“到湖南后，和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又告恢复。当时中共派在湖南的代表是徐特立，此外中共朋友中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常到长沙来，我们处得很好。湖南过去是中共的发源地之一，在何健的十年反共政策下，中共方面所受到的打击迫害特别严重，不过我在湖南任内的一年又两个月期间，却能相当融洽地相安无事。”
张治中与中共的关系还可从下面事例中看出：他在武汉撤守后，曾与叶剑英谈话，表示万一长沙不守，将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打游击，届时聘请叶剑英做高级顾问，叶剑英欣然同意。
谈判破裂，对手变同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会商国是。张治中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专机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并全家搬出桂园以作毛泽东的临时寓所。叶剑英也参加了重庆的政治协商。
在此后的国共谈判中，张治中一直是国民党的核心代表。重庆谈判时，国民党的四位代表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国、共、美成立军事三人小组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先是张群，后改为张治中。那个时候，叶剑英是军事三人小组下设之军调部共产党代表 。
“叶剑英不如想象瘦削英俊，反像一个和事的小胖子。嘴上有一抹短须，穿最流行的腰中束黄细呢军服，外罩蓝呢大衣。据说，他和郑厅长（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还是第一次来北平，他也说中共绝对奉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不打折扣。他希望分离的华北城市与乡村，今后能再合拢在一起”。《申报》1946年1月15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
但接下来的谈判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和乐观，全面内战终于爆发。国民党一败涂地。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下野。张治中认为蒋不出国实为和平最大障碍，他在一封信中详陈出国利弊，其中出国之利的理由中包括：“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谓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多认为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认为钧座以数十年前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唯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应付，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蒋介石并没有采纳张治中的意见。代总统李宗仁则看重张治中与中共的关系，继续由其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会商和平。
这无望的谈判持续到1949年4月，终于宣告完全破裂。此时，北平早已是中共的天下，叶剑英出任北平市长。和谈破裂百天之后，叶剑英开始南下，指挥解放广东的战役。
张治中躲开了正面的冲突。和谈失败后，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被行政院宣布撤销，但他滞留北平，迟迟没有打道回府。经过80多天的挣扎，他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
（摘自《同舟共进》）
革命从高潮到低潮
“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
有一次在汕头，蒋介石这样问王懋功。
王懋功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是总队副。黄埔军校1924年春创立的时候，张治中正在广州，协助刘震寰创建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出任大队长，负责军校一切训练教育职责。国民党当时有很多军校，包括滇军干部学校和陆军部军官学校。
出身于保定军校的张治中最初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聘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他们的训练会议。是年年底，张正式脱离桂军学校，进入黄埔军校，第二年夏调为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那时黄埔军校并不规范，张治中时常身兼七八个职务，如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广东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等。这也显示出他的才干颇受重用。
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相互争锋。张治中的态度颇不明朗，按照他1949年的回忆，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认为他是“赤色分子”，但他和中共朋友虽有亲切往来，却无组织关系。张治中一度和邓演达、恽代英及高语罕一道，被孙文主义学会称作左翼的“黄埔四凶”。
黄埔军校创校之初，叶剑英已是粤军第八旅参谋长，他被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邀来出任教授部副主任。按照他本人的说法，1927年他开始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在1927年7月正式入了党。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是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
中共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叶剑英在江西九江。按照《叶剑英传》编写组的说法，叶剑英在这一年的7月就加入了共产党，虽在张发奎部下，但暗中仍于敌营贡献有利于共产党的建议。9月底，他回到广州。12月11日，中共党员张太雷等发动“广州起义”时，已是张发奎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做了配合，并于当天上午出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起义军”很快遭遇失败，13日下午，广州全城被敌军占领。叶剑英暂时隐蔽在沙面租界，而后转移到香港，1928年底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
那是颇为复杂的一个历史时段。左翼共产革命处于低潮，但在右翼国民党阵营的张治中，同样感到不适，他比叶剑英早一年出国，去的是德国。“觉得矛盾太多，如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常常刺激我的头脑，对于国家前途，革命事业，都发生一种焦虑和迷惘，心里没有一天宁静，所以极愿摆脱这一切，离开现有环境，到国外去换换空气，并从事学术的补充，同时把头脑做一番检查整理工作”。
苏联和德国，是当时最能振奋中国军人感情的两个国度。
张治中在德国待了5个月，蒋介石就函电纷驰，叫他回国。他又去比利时、美国等国游历了3个月，才返回上海，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但他始终热爱军事教育，改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
叶剑英在苏联待的时间更长，将近两年。他遭遇了清党运动，被开除党籍，后改为劝告处分，一直到中共七大（1945年）才被平反。
抗战，危中之机
叶剑英回国后不久，被派往江西苏区。在长征前“反围剿”的几年间，他长期出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等职，被誉为红军参谋事业的奠基者。他还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配置军政人才，以“红埔”（毛泽东语）抗衡张治中任教育长的“黄埔”。
1933年5月，蒋介石集结50万兵力进行第五次“围剿”。这场战事叶剑英和红军打得辛苦。张治中并未参加“围剿”紅军的行动。他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0年任期间，先后带过5次兵出征，皆与红军无关，每次出兵后，他即重返教坛。“当时谁都愿意带兵，带兵有权有势，办教育是倒霉。我的想法与此不同，我很愿意把这个错误观念改正过来。平时在学校里，我也是这样鼓吹：‘当一个教官，比当一个旅团长还重要得多，’所以我不能不言行相顾，提倡一种重视教育的风气。”张治中这样说。
后来，张治中说，他当时不愿带兵的一个原因，其实是想躲避参加反共战争。在1934～1937年，他甚至多次提出辞去军校教育长职务的请求，终获允许。“我觉得：我是一个军人，是一个高级将领，自信具备了一个高级将领的勇敢与果断，但是，我对于杀人这一件事，常常表示犹豫，常常很软弱。老实说吧，我不愿意杀人”。
西安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内形成巨大“讨逆”势力，而张治中是反对军事解决西安事变的少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因叶剑英对东北军有一定了解，故西安事变发生前，他被中共中央派往西安，担任重要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和周恩来、秦邦宪成为协助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中共代表。经历长征的叶剑英，和中共一道因抗战而转变了命运。
抗战爆发后，张治中重上战场。但时隔不久，他辞去军职，去湖南履新，出任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说：“到湖南后，和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又告恢复。当时中共派在湖南的代表是徐特立，此外中共朋友中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常到长沙来，我们处得很好。湖南过去是中共的发源地之一，在何健的十年反共政策下，中共方面所受到的打击迫害特别严重，不过我在湖南任内的一年又两个月期间，却能相当融洽地相安无事。”
张治中与中共的关系还可从下面事例中看出：他在武汉撤守后，曾与叶剑英谈话，表示万一长沙不守，将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打游击，届时聘请叶剑英做高级顾问，叶剑英欣然同意。
谈判破裂，对手变同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会商国是。张治中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专机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并全家搬出桂园以作毛泽东的临时寓所。叶剑英也参加了重庆的政治协商。
在此后的国共谈判中，张治中一直是国民党的核心代表。重庆谈判时，国民党的四位代表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国、共、美成立军事三人小组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先是张群，后改为张治中。那个时候，叶剑英是军事三人小组下设之军调部共产党代表 。
“叶剑英不如想象瘦削英俊，反像一个和事的小胖子。嘴上有一抹短须，穿最流行的腰中束黄细呢军服，外罩蓝呢大衣。据说，他和郑厅长（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还是第一次来北平，他也说中共绝对奉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不打折扣。他希望分离的华北城市与乡村，今后能再合拢在一起”。《申报》1946年1月15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
但接下来的谈判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和乐观，全面内战终于爆发。国民党一败涂地。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下野。张治中认为蒋不出国实为和平最大障碍，他在一封信中详陈出国利弊，其中出国之利的理由中包括：“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谓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多认为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认为钧座以数十年前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唯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应付，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蒋介石并没有采纳张治中的意见。代总统李宗仁则看重张治中与中共的关系，继续由其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会商和平。
这无望的谈判持续到1949年4月，终于宣告完全破裂。此时，北平早已是中共的天下，叶剑英出任北平市长。和谈破裂百天之后，叶剑英开始南下，指挥解放广东的战役。
张治中躲开了正面的冲突。和谈失败后，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被行政院宣布撤销，但他滞留北平，迟迟没有打道回府。经过80多天的挣扎，他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