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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时期“国不可一日无君”,同时,君又不可一日无臣,是以君臣之道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兴亡、社会治乱因素,儒家以为是首要的伦理纲常。“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做君主的要像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春秋时期社会动乱不定,弑君杀父之事屡有发生,孔子认为这是国家动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告诉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倘有了这样的等级秩序,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汉朝董仲舒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并总结出三纲理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通过规定名份来教化天下,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政治制度,从而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理论,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至于君臣相处之道,孔子在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鲁定公问孔子:“君主使用臣子,臣子奉侍君主,各应该怎么做才好?”孔子回答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奉侍君主。”孔子提出了“君礼臣忠”作为处理君臣关系的相对原则,合乎情理,适于应用。即使今天用来理解和处理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便是领导要想得到下属的忠诚,首先要按人之常情和事之常理来对待下属。孟子以儒家的人本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君臣相处应以更加具体实际的“恩义相报”原则。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说得十分形象而具体,君王待臣如手如足,那么臣属待君王如五腑心脏,内外相依,浑然一体;反之,君王若待臣如犬如马,那么臣属视君如同路人,冷眼相对,各行其是;更有甚者,君王视臣如泥土杂草(土芥),任意践踏,随便抛弃,那么臣属视君则如盗寇仇敌,怒目相对,甚或拔刀相向,如此,则民无宁日,国无宁日,兵祸灾难由此而生。君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必通过治官以治民,故正确处理君臣关系是君王的主要职责,也是最大的难题。
君得其臣,臣遇其主,君臣遇合,则如夫妇琴瑟在御(驾御和谐),岁月静好,邦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唐朝贞观之治的成功,主因之一即在于君臣相得相处。太宗虚怀听言纳谏流芳千载,史有美誉,然也有对臣善于劝诫之伟绩,君臣相辅而行,睦然相处,兹举一例为解。尉迟恭性情戆直,功高盖世而曾有居功自傲之过,在贞观六年李世民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尉迟恭陡然想起自己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和玄武门之变的赫赫功劳,见某公之席位在他之上,感到愤懑失落而发飙说:“你有何功劳,配坐我之上席?”坐在其下席的太宗弟李道宗见状规劝,尉迟恭勃然大怒举手便打,李道宗猝不及防,一只眼险被打瞎,太宗大为不悦,宴会不欢而散。日后李世民与尉迟恭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劝诫说:“我读《汉书》,发现汉高祖功臣能保全自己的很少,心里常责怪高祖。及我登基以后,一直想保全功臣,共享富贵,子孙平安。但你做了高官之后不断触犯国法,才明白韩信、彭越遭到杀戮,不是汉高祖之过。治理国家要事,端凭赏功罚罪,分外的恩惠不可能给予太多,你应严格要求自己,别做后悔莫及的事。”尉迟恭听后愧悔不已,当面叩头谢罪,从此注意检点自己,行为收敛。
三国诸葛武侯云:“亲贤人,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今人历史学家阎祟年谈到君臣之道时也说:帝制时代关键在国君。能君用能臣,庸君用庸臣。国君心仁慈、志高远、智聪慧、重勤政,乱臣、佞臣就不会得逞。
至于君臣相处之道,孔子在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鲁定公问孔子:“君主使用臣子,臣子奉侍君主,各应该怎么做才好?”孔子回答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奉侍君主。”孔子提出了“君礼臣忠”作为处理君臣关系的相对原则,合乎情理,适于应用。即使今天用来理解和处理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便是领导要想得到下属的忠诚,首先要按人之常情和事之常理来对待下属。孟子以儒家的人本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君臣相处应以更加具体实际的“恩义相报”原则。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说得十分形象而具体,君王待臣如手如足,那么臣属待君王如五腑心脏,内外相依,浑然一体;反之,君王若待臣如犬如马,那么臣属视君如同路人,冷眼相对,各行其是;更有甚者,君王视臣如泥土杂草(土芥),任意践踏,随便抛弃,那么臣属视君则如盗寇仇敌,怒目相对,甚或拔刀相向,如此,则民无宁日,国无宁日,兵祸灾难由此而生。君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且必通过治官以治民,故正确处理君臣关系是君王的主要职责,也是最大的难题。
君得其臣,臣遇其主,君臣遇合,则如夫妇琴瑟在御(驾御和谐),岁月静好,邦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唐朝贞观之治的成功,主因之一即在于君臣相得相处。太宗虚怀听言纳谏流芳千载,史有美誉,然也有对臣善于劝诫之伟绩,君臣相辅而行,睦然相处,兹举一例为解。尉迟恭性情戆直,功高盖世而曾有居功自傲之过,在贞观六年李世民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尉迟恭陡然想起自己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和玄武门之变的赫赫功劳,见某公之席位在他之上,感到愤懑失落而发飙说:“你有何功劳,配坐我之上席?”坐在其下席的太宗弟李道宗见状规劝,尉迟恭勃然大怒举手便打,李道宗猝不及防,一只眼险被打瞎,太宗大为不悦,宴会不欢而散。日后李世民与尉迟恭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劝诫说:“我读《汉书》,发现汉高祖功臣能保全自己的很少,心里常责怪高祖。及我登基以后,一直想保全功臣,共享富贵,子孙平安。但你做了高官之后不断触犯国法,才明白韩信、彭越遭到杀戮,不是汉高祖之过。治理国家要事,端凭赏功罚罪,分外的恩惠不可能给予太多,你应严格要求自己,别做后悔莫及的事。”尉迟恭听后愧悔不已,当面叩头谢罪,从此注意检点自己,行为收敛。
三国诸葛武侯云:“亲贤人,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今人历史学家阎祟年谈到君臣之道时也说:帝制时代关键在国君。能君用能臣,庸君用庸臣。国君心仁慈、志高远、智聪慧、重勤政,乱臣、佞臣就不会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