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主导越来越被认可，而投资驱动遭受一定争议的舆论环境下，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得到认真厘清。
　　首先，扩大投资会直接或间接促进消费。在经济活动中，投资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从而扩大了就业，支持了收入增加。而收入增加恰恰是消费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此外，生产能力的扩大还支持了消费品供给的丰富和增加，也是促进消费增长的因素之一。
　　从国际比较看，尽管中国GDP中消费占比低，但消费增长率很高。2002年以来，中国实际消费增长率超过10%，远高于发达国家。这反映出高积累、高投资支持了生产的持续较快发展，促进了消费的持续增长。
　　其次，消费的扩大也会支撑和促进更多投资。没有消费的支撑，投资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出现资源配置方面的损失。消费的扩大往往意味着市场需求上涨，资本出于逐利的考虑便会加大投资。
　　投资与消费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渗透于社会诸多环节的经济活动中，因此，分析消费驱动或投资驱动，都不能局限于单方面的思维视角。
　　从经济史角度看，投资—消费关系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1952-2011年，中国投资率由18%上升到48.3%；消费率则由83.2%降低到49.1%。这种变化趋势大体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各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出现，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极大改变了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也改变了消费与生产相互联系的模式。与农业社会比较，工业化、城市化需要更多投资，用以发展非农产业和增加非农就业。特别是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水平提高，资金密集度会不断提高，对投资的需求会加速增长，因此，必然导致投资率不断提高。
　　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活动大大加快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缓解了消费率降低与消费总量扩大、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过程中，对应于收入增长，用于消费的比例会有所下降，居民更趋向于储蓄，最终转化为投资。这表明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消费率趋降和投资率趋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需要指出，中国作为后发人口大国，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双重推动下，在特定文化背景和体制背景所形成的高积累支持下，投资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其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人为扩大积累、压抑消费的因素，但总体看对于奠定工业化基础，以及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是不同产业对投资要求不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类产业占比也存在差异，这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引起投资率变化的主要原因。
　　综合看，工业发展对投资的需求远高于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伴随产业升级，重化工业和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产业的资金密集度会不断提高；同时，工业化会推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大量投资需求。因此，工业化过程必然导致投资率不断提高。
　　同时，服务业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对投资的需求也很大。其发展与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紧密相连，由此带动的投资需求甚至远远大于工业。而城市建设的中前期，又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的时期。伴随工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同时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由此必然带动投资率不断提高。
　　在城市化过程基本结束后，服务业的“硬件”建设期也基本结束，此时其发展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内容的丰富和水平的提高，扩大服务业主要是增加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力，而不再需要大量增加投资。因此，投资率开始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投资率、消费率的演变与经济发展阶段，特别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存在密切联系。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必然形成较高的投资率。在探讨经济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时，必须注意这一国情和发展阶段特点，以避免出现认识与决策上的偏差。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