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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竭诚少将（1917-2001），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平型关战役、晋东南反击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参加四平保卫战和辽沈、平津等著名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一至五次战役及其后的防御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三十九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本文节选自张竭诚同志生前撰写的《势如破竹取沈阳》一文。
1948年10月，廖耀湘西进兵团被歼，辽沈战役进入尾声。沈阳成为一座孤城，解放沈阳已是势在必成了。
各找出路
沈阳之敌论数量有十几万，但主力不多。坐镇沈阳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自知沈阳不保，借口向蒋介石“面陈机宜”，把沈阳防务草案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后，趁周福成去东陵视察防务之机，于10月30日下午坐上飞机逃之夭夭了。
此时的沈阳，军心动摇，指挥失灵，达官贵人争相逃命。不少当地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将领在我地下党的积极工作和推动下，四处奔走，争取和平解放沈阳，但终因周福成等人顽固作梗而未成功。
待我军攻城时，许多国民党部队已不听周福成号令，各讨方便，自找出路了。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率部起义，开向指定地点集结待编。周福成的东北军老底——第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一三〇师，除个别部队稍事抵抗外，均为我军让开进城之路，听候缴械，唯有二〇七师还在顽抗。但是，这个师也不是铁板一块，其炮团也向我解放军投诚了。
活捉“大官”
10月31日下午4时许，我师（二纵六师）前卫团十六团率先从铁西突入市区。11月1日拂晓，该团前卫一连连长黄达宣在大西门里靠故宫不远处，突然看到从路南一座小楼院里出来两个人，鬼鬼祟祟，一见有人来又缩回去了。黄达宣立即向在路北搜索的苏福林指导员等人喊了一声“前面有敌人”，接着就带人冲进院内，包围了小楼。黄达宣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不然就要炸楼啦！”楼内敌人听后并未答话，也不开枪。黄达宣见势一招手，带几名战士尾随蒋军士兵进入楼内，冲进一个大房间里，先把敌人大约30多人的警卫排解决了。此时又见几个敌兵哆哆嗦嗦地躲在楼梯拐角处，黄达宣高喊：“你们的长官在哪里？”只见一个胆子大点的蒋军士兵探出身来，用手指了指楼上。黄达宣遂带领几名战士飞快地冲到了楼上。
这时，从楼上一个房间里走出个副官模样的人，黄达宣上去一把将他拽到跟前，用手枪顶住喝问：“你们的长官在哪里？”这个家伙忙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他们都在里面，我们投降。”
这间屋子里有六七个人，桌子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酒瓶、罐头之类，电话像是临时架设的，被复线松松垮垮，果皮纸屑满地，显得狼藉不堪。一个外披大衣、内着便衣的中年人走出来，木然而立，低声说：“我叫周福成。”接着，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走出来，文质彬彬地说：“鄙人是苏炳文（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说，他们的部队正在和我三纵联系起义。
这时，一营长马志高赶到，要求周福成下令还在浑河、苏家屯一带负隅顽抗的二〇七师投降。周福成耸耸肩，为难地摊开双手，沮丧地说：“二〇七师我指挥不动哟……”
随后，周、苏等人被押送到师部。我和李少元政委、杨启轩参谋长接见了周、苏二人。当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后，紧张情绪明显地有所放松。当我们以礼相待，去和他们握手时，他们先是惊诧，后是僵硬地点头哈腰，把两只手都伸过来了。
战果辉煌
对周福成和苏炳文，当时我们虽搞不清他们算投诚还是算起义，但也没拿他们当俘虏看，我和李政委还请他俩吃了顿饭，边吃边谈。苏炳文再次声明他们在“联系起义”，我说：“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苏炳文欠身说：“鄙人十分遗憾！”周福成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贵军辛苦了！”我想笑没笑出来。
我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历来是一律优待的。你看，我们今天对你们怎么样？从战士到我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李政委、杨参谋长，对你们怎么样？打了吗？搜腰包了吗？”周连连说：“没有，没有。”苏点头赞叹：“仁至义尽，仁至义尽！”我接着说：“反过来，你们再想想，你们抓住我们共产党人、民主联军又是怎样对待的呢？”苏炳文嘴快：“天壤之别。我等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
交谈中，我们发现周福成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就给他俩讲起了三年东北解放战争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讲到眼前东北全境即告解放，蒋军于全国也已从优势转为劣势，直讲得周、苏二人连连点头。
后来得知，周福成这个人一直很顽固，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一再拒绝周围人关于起义的劝诫，时而抱头痛哭，声言不能对不起蒋介石。直到10月30日，他才换上便衣，放弃了指挥权（实际上他也指挥不了了）。
沈阳战斗于1948年11月2日17时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个“剿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步兵师（旅）、3个骑兵旅等共134500人，其中将级军官106名。缴获各种炮1685门，轻重机枪4311挺，其他各种枪71383支，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其他军用物资甚多，获重大成果。
沈阳解放，辽沈战役即告结束。据说，蒋介石急火攻心，竟连续两次吐血，险些绝了“卿卿性命”。
1948年10月，廖耀湘西进兵团被歼，辽沈战役进入尾声。沈阳成为一座孤城，解放沈阳已是势在必成了。
各找出路
沈阳之敌论数量有十几万，但主力不多。坐镇沈阳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自知沈阳不保，借口向蒋介石“面陈机宜”，把沈阳防务草案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后，趁周福成去东陵视察防务之机，于10月30日下午坐上飞机逃之夭夭了。
此时的沈阳，军心动摇，指挥失灵，达官贵人争相逃命。不少当地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将领在我地下党的积极工作和推动下，四处奔走，争取和平解放沈阳，但终因周福成等人顽固作梗而未成功。
待我军攻城时，许多国民党部队已不听周福成号令，各讨方便，自找出路了。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率部起义，开向指定地点集结待编。周福成的东北军老底——第五十三军的一一六师、一三〇师，除个别部队稍事抵抗外，均为我军让开进城之路，听候缴械，唯有二〇七师还在顽抗。但是，这个师也不是铁板一块，其炮团也向我解放军投诚了。
活捉“大官”
10月31日下午4时许，我师（二纵六师）前卫团十六团率先从铁西突入市区。11月1日拂晓，该团前卫一连连长黄达宣在大西门里靠故宫不远处，突然看到从路南一座小楼院里出来两个人，鬼鬼祟祟，一见有人来又缩回去了。黄达宣立即向在路北搜索的苏福林指导员等人喊了一声“前面有敌人”，接着就带人冲进院内，包围了小楼。黄达宣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不然就要炸楼啦！”楼内敌人听后并未答话，也不开枪。黄达宣见势一招手，带几名战士尾随蒋军士兵进入楼内，冲进一个大房间里，先把敌人大约30多人的警卫排解决了。此时又见几个敌兵哆哆嗦嗦地躲在楼梯拐角处，黄达宣高喊：“你们的长官在哪里？”只见一个胆子大点的蒋军士兵探出身来，用手指了指楼上。黄达宣遂带领几名战士飞快地冲到了楼上。
这时，从楼上一个房间里走出个副官模样的人，黄达宣上去一把将他拽到跟前，用手枪顶住喝问：“你们的长官在哪里？”这个家伙忙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他们都在里面，我们投降。”
这间屋子里有六七个人，桌子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酒瓶、罐头之类，电话像是临时架设的，被复线松松垮垮，果皮纸屑满地，显得狼藉不堪。一个外披大衣、内着便衣的中年人走出来，木然而立，低声说：“我叫周福成。”接着，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走出来，文质彬彬地说：“鄙人是苏炳文（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说，他们的部队正在和我三纵联系起义。
这时，一营长马志高赶到，要求周福成下令还在浑河、苏家屯一带负隅顽抗的二〇七师投降。周福成耸耸肩，为难地摊开双手，沮丧地说：“二〇七师我指挥不动哟……”
随后，周、苏等人被押送到师部。我和李少元政委、杨启轩参谋长接见了周、苏二人。当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后，紧张情绪明显地有所放松。当我们以礼相待，去和他们握手时，他们先是惊诧，后是僵硬地点头哈腰，把两只手都伸过来了。
战果辉煌
对周福成和苏炳文，当时我们虽搞不清他们算投诚还是算起义，但也没拿他们当俘虏看，我和李政委还请他俩吃了顿饭，边吃边谈。苏炳文再次声明他们在“联系起义”，我说：“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苏炳文欠身说：“鄙人十分遗憾！”周福成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贵军辛苦了！”我想笑没笑出来。
我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历来是一律优待的。你看，我们今天对你们怎么样？从战士到我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李政委、杨参谋长，对你们怎么样？打了吗？搜腰包了吗？”周连连说：“没有，没有。”苏点头赞叹：“仁至义尽，仁至义尽！”我接着说：“反过来，你们再想想，你们抓住我们共产党人、民主联军又是怎样对待的呢？”苏炳文嘴快：“天壤之别。我等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
交谈中，我们发现周福成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就给他俩讲起了三年东北解放战争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讲到眼前东北全境即告解放，蒋军于全国也已从优势转为劣势，直讲得周、苏二人连连点头。
后来得知，周福成这个人一直很顽固，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一再拒绝周围人关于起义的劝诫，时而抱头痛哭，声言不能对不起蒋介石。直到10月30日，他才换上便衣，放弃了指挥权（实际上他也指挥不了了）。
沈阳战斗于1948年11月2日17时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个“剿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步兵师（旅）、3个骑兵旅等共134500人，其中将级军官106名。缴获各种炮1685门，轻重机枪4311挺，其他各种枪71383支，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其他军用物资甚多，获重大成果。
沈阳解放，辽沈战役即告结束。据说，蒋介石急火攻心，竟连续两次吐血，险些绝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