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发行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小飞乐”股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20余年间，股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新中国第一股究竟是怎样勇敢地横空出世的呢？随后的足迹又是怎样的呢？
　　
　　改革浪潮初涌时，有志勇士敢设想
　　
　　秦其斌，1940年出生，他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1958年，他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派在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术科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城市改革的浪潮已经开始涌动，各单位开始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培养干部。这样，年轻好学、思想活跃的秦其斌被抽调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下面的元件工业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当时是元件公司的副经理。
　　1982年，上海无线电一厂搞企业改革，秦其斌被派去蹲点，落实经济责任制。他如鱼得水，在实践中首次对产权界定有了概念，并积累了管理经验。蹲点结束后，秦其斌面临新选择，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提出想到基层做点实际工作。
　　1984年，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这时的秦其斌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有知识懂技术又有管理经验。他不甘于仅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他就大胆设想，提出本厂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于是，就有了电声总厂下设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即“小飞乐”），也有了以后“小飞乐”发行股票的故事。
　　
　　探路“股份制”，阻力重重路难行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既然提出要设立新的企业，就得有资金。但这笔资金却是个棘手的问题。
　　在这之前，秦其斌曾经参加过上海市长宁区工商联的一次集会，也结识了一些老工商业主，有了对股份制的知识储备，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秦其斌。情急之下，爱琢磨的秦其斌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一方面企业拿出一元钱，另一方面再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一元钱，这样，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好事。
　　然而，毕竟是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年代，冲破计划经济的无形阻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说，搞股份制？这不是要培养一批“食利阶层”吗？这不是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吗？……
　　好在对于政治并不十分敏感的秦其斌也没有多想，他只是觉得党委已经作了决议，厂里已经作了动员，箭在弦上，势必要发了。他拿出了自己惯有的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认准了路子绝不回头的精神气儿，决心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干起来。他相信鲁迅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想，总得有人先走出第一步，尝试着趟一趟路子的。
　　
　　公众的热情支持，促成股票公开发行
　　
　　1984年11月18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飞乐电声总厂三分厂、上海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公司静安分部发起成立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人们亲切地称其为“小飞乐”）。公司决定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这之前的11月15日，听说“小飞乐”准备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新民晚报》就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仅百余字的“豆腐块”通讯：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8日开业，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不起眼的“豆腐块”消息，却引来了意料不到的效力——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看来，上海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思想和能力是一以贯之，受人称道的。
　　不久，《新民晚报》的领导打电话给秦其斌：“老秦，报社天天电话不断，都是询问‘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怎么发行，怎么认购。为了报社信誉，你们无论如何要向社会公众发一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势，秦其斌也感受到了压力，厂里电话响个不停，上门来访的也很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上海外贸学院的教授就曾给秦其斌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直言不讳地称赞他说：“你是英雄，走了一条非常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
　　有人这样理解他鼓励他，秦其斌自然热血沸腾，力量倍添。他敢为人先、勇敢干下去而且干出个名堂的信心更足了。朴实厚道的秦其斌感动之余就想，办新企业虽然缺少资金，但是，社会上能够有这么多热心人愿意伸出手来出资认购股份，我们决不能让这些热心人扑了空。
　　相比之下，厂里职工对出资认购股份却有种种顾虑和质疑，这也迫使秦其斌更倾向于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当年12月，飞乐公司正式由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代理发行股票1万股，共计50万元。其中单位和个人的购买比例为各占50％。由于静安营业部场地小，所以发行工作安排在飞乐公司，发行人员背着钱箱、股票箱，当场收钱、开票，售股工作基本顺利。
　　发行股票的那天，飞乐公司售股现场，人们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头攒动，人心沸腾，真是盛况空前。
　　后来，当秦其斌回忆起那段创立“小飞乐”的人生经历时总会不无感慨地说：“没有他们的捧场，股票一生下来就会是‘弃儿’，他们才是真英雄，真金白银支持股份制改革！”
　　就这样，“小飞乐”成了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突破口。创造奇迹的秦其斌，回想以往一步步走过的历程，说：“那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发行承销商，也没有明确详细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发行“新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
　　
　　工商登记，股份制隶属关系忽碰尴尬
　　
　　“小飞乐”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必须走一道必不可少的关键程序——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孰料，却又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工商局工作人员疑惑地问道：“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秦其斌回答说：“我们是股份制的。”
　　工商局工作人员说：“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
　　当时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
　　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最后，他拿起笔来选择了“集体”这一隶属关系，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他没想到，“集体”这一性质为后来第一次分红带来了困扰。
　　成立大会上吴邦国致辞不提股份
　　1984年11月18日，“小飞乐”成立大会在锦江俱乐部隆重举行。会前，秦其斌邀请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吴邦国出席成立大会。
　　吴邦国爽朗地一口答应下来，还马上抓起电话给黄菊等领导同志发去“邀请函”：“我老厂要成立一个音响公司，11月18日请你们一起到场，地址在锦江饭店俱乐部，你们都来捧捧场！”当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工商局等单位的领导也参加了成立大会。新闻界也有很多人来抓抢这一在当时来说非同小可的大新闻。
　　成立大会上，吴邦国热情洋溢地致了辞。但只是鼓励“小飞乐”搞好经营，开发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却对股份制改革只字不提。吴邦国的高明在于：让股份制的“小飞乐”自然成长，不必在它诞生之日给予它太多的政治压力。
　　这样，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而且这次发行的股票，没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也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改革开放的中国，从此撩开了资本市场神秘的面纱。
　　


　　第一次分红，遭遇私分国有财产的质疑
　　
　　秦其斌虽然荣当“小飞乐”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却是“零股东”。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的领导还特意嘱咐他：“你是党员干部，你不能买股票，家属也不能买！”后来经过讨论，上级部门最终批准秦其斌购买一股股票。
　　对此，后来秦其斌笑着调侃说：“我当时要是买了‘小飞乐’的原始股，早就是‘杨百万’了！”
　　让谁也没想到的是，集体所有制后来引发了“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是否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争论。
　　1986年初，“小飞乐”进行第一次分红。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股东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那次分红方案是复旦大学金融系毕业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张宁科长主持设计的。她认为，召开股东大会标志着股份制的机制正式运行。
　　分红扩股刚刚完成，税务局稽查大队来查账审核，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
　　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
　　“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查大队认为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个人的。
　　于是，秦其斌只好写检讨罚款。
　　但无论如何，秦其斌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其历史性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小飞乐”股票成为邓小平赠给外商的珍贵礼物
　　
　　飞乐股票发行后，还意想不到地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林率领的美国证券代表团。
　　其时，范尔林还给邓小平带来了两件特殊的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
　　股票，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在中国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的。因而，邓小平能否接受这两件礼物，范尔林心中实在没底。
　　邓小平不仅高兴地收下了范尔林的礼品，而且还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回赠给范尔林。这张“小飞乐”股票成为第一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范尔林成为新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
　　这一举动在当时及至后来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性美谈。
　　其实，这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其必然的前因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著名华裔教授林达光，宾主之间进行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
　　林达光向邓小平说：“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小平深思熟虑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实际上已经披露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要选择的新的目标模式的端倪。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实践中的中国经济改革活动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天地。
　　因此，几年后邓小平赠送股票的举动，就是水到渠成而很自然的事了。这一非凡举止，即刻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的极大兴趣。《朝日新闻》发表整版评论，声称中国企业行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其实，邓小平赠送的不过是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然而，对于范尔林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范尔林接过这张股票，又高兴又惊讶：高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才6年，居然有了股票，而且他是持有中国股票的第一个外国人；惊讶的是，这张股票的真名实姓不是他，而是周芝石的名字（注：为股票真实、可靠，当时没有想到填范尔林的名字，而是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这也说明当时大多数人不懂股票所有权这一基本属性）。这位股票专家立即看出破绽，说：“周芝石是谁？我是范尔林啊！”当向他解释了为保证股票有效而印上周芝石的名字后，他说：“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我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
　　于是，11月24日，范尔林抵达上海，直奔上海西康路101号，找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黄贵显，亲自办理股票转让手续。
　　在中国首家证券交易场所静安证券营业部，范尔林郑重地将“周芝石”的股票递过去，希望给他过户，并幽默地说：“该收多少手续费，别客气！”在场的人都笑了。为了表示友好，营业部免收了1元过户费。现在，这张范尔林先生的原始股已永久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橱窗内。飞乐股份公司的原始老外股东范尔林先生，也永久地载入飞乐公司的花名册中。
　　黄贵显，中国金融界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和范尔林，同为太平洋两岸的证券大王。黄贵显后来每每提起当时的情形一直记忆犹新：“我搞了一辈子金融工作。改革开放后，怎样才能搞活金融，全国都在探索。股票、证券，几十年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能不能搞，开始我们心中也没底，但一直想试一试。幸好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江泽民同志当时在上海工作，拍板支持我们试一试，这样，才办起了证券公司。飞乐股票发行后，效果很好，但议论很多，我们也经常提心吊胆。小平同志将我们的股票赠送给范尔林，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非常激动。范尔林也很重视，亲自跑到上海来，找我给他办理了这张股票的正式转让手续。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邓小平倡导与设计的，他一直鼓励人民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了他的支持，改革才能不断地深入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最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几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让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席卷神州。
　　
　　风雨历程中，发展势头强劲
　　
　　“小飞乐”的成立和股票上市，使上海有了第一家股分制企业，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以产权改革为重心的阶段，即以股份的形式来界定企业的产权，在组织体制上，引进董事会、监事会、经营者等新概念，强调股东大会是股份制企业和政府“断奶”，使企业通过深化改革转变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独立投身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1986年9月26日，“飞乐音响”股票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静安信托业务部首家柜台上市。1990年12月19日，“飞乐音响”股票转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批“老八股”上市股票之一。1997年5月，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收购“飞乐音响”股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历经十几年的春夏秋冬，新中国“股市”历经风雨，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小飞乐”也在飞速发展，从当初50万股息股本，到1998年发展为8000万股，其间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还兼并了2家企业。随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公司先后收购上海浦江智能卡系统有限公司、上海长丰智能卡有限公司、上海良标智能终端股份有限公司，进入集成电路行业。2001年6月，公司收购上海盛昌天华电子有限公司，进入电子产品加工行业。2001年底，公司收购上海飞乐纽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进入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行业。2001年，飞乐音响公司在《新财富》评出的最具有成长性100家上市公司中居第25位。2002年9月，公司收购上海亚明灯泡厂有限公司，进入绿色照明行业。2002年，飞乐音响公司在《亚洲周刊》评比的中国大陆100家上市企业中居28位。2002年，飞乐音响公司在《理财周刊》评比的50家最具成长性的上市公司中居第1位，在50家最值得看好的上市公司中居33位。
　　公司的发展势头是强劲的。到2004年，“小飞乐”股本从成立之初的50万股，已经扩大至42417万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达10.2亿元，净资产近8亿。公司是集绿色照明产业、IC卡产业、电子部件产业、计算机系统集成与软件开发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公司，产品远销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国际上RENESAS、飞利浦、欧司朗、佳能、日立、先锋、索尼等著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小飞乐”在我国股份制试点历史中创造了四个“第一”：上海市首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1986年9月26日，飞乐音响与延中实业两只股票率先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进行柜台交易，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股票买卖交易；新中国第一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范尔林先生成为新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1989年3月，经批准，“小飞乐”采取对老股东无偿增资的方法扩资，这是国内股份制试点中第一次实行无偿增资。
　　如今，中国大地上，上市公司层出不穷，买股票分享上市公司成长的成果成为普通市民的重要理财方式。在当今浩浩荡荡的中国“股海”中，“小飞乐”也许只是毫不起眼的一叶扁舟，然而，作为“新中国第一股”，它将永远记载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史册上。○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