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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企业和产品三个层面入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促进中国实体经济从大向强的转变。
一、在产业层面，协调发挥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作用，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
从产业层面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意味着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提高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成长的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业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问题的突出表现。具体而言，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高，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为此，政府至少应该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是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鼓励创新、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共同目标，但竞争政策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放在培育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上，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清理和废止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要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和降低成本方面营造良好环境。要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上的主体作用。但是，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产业政策也是必须的，但一定要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避免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产业政策取向。在通过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创新方向上，要注意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是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实体经济各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促进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旨在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开展战略性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服务机构则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例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就是这类机构），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尤其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体系不完全、链条割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亟待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来加强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共性质量服务水平的关键是加强和提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这具体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内容。
二、在企业层面，积极处置“僵尸企业”与大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结合，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企业的整体素质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表现在企业层面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实现了快速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从资产规模、销售收入等规模指标看，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500强”名单，我国企业上榜数量达到110家，仅次于美国。但是，我国企业更多的是规模指标占优，而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从资产收益率、企业利润和人均利润等指标看我国上榜企业还与欧美国家的世界500强存在明显差距。这表明我国还缺少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或者称“卓越企业”）。另外，近些年来，受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市场需求疲软的影响，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而市场又不能自动出清，形成了众多的“僵尸企业”。解决当前中国企业素质结构还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问题，在当前和“十三五”时期，需要面对的关键任务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三、在产品层面，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相结合，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提升產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
从产品层面看，提高中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要求提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进而提升产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能力。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产品总体供给质量还有待提升，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产品总体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附加值较低，出口产品质量不容乐观，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围绕提升产品供给质量，企业必须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坚持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相结合，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奠定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持续创新、不畏风险，提高产品档次和产品附加值，必须要求依靠发挥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实体经济质量和信誉的保证。
提高产品供给质量，既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也要有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一种精神或文化的培育，仅靠宣传教育、社会倡导是不够的，往往要经历社会文化环境与经济法律制度相互作用的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与完善激励制度相协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和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制度设计，这既包括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等能够激励企业家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上的体制机制，又包括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等方面的激励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专心致志的制度体系。通过激励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逐步引导行为习惯，最后形成超越制度的体现为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只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以及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业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中国才能制造出更多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创造出更多世界著名品牌，从而提高产品供给质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研究员）
一、在产业层面，协调发挥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作用，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
从产业层面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意味着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提高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成长的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业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问题的突出表现。具体而言，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高，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为此，政府至少应该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是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鼓励创新、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共同目标，但竞争政策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放在培育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上，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清理和废止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要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和降低成本方面营造良好环境。要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上的主体作用。但是，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产业政策也是必须的，但一定要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避免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产业政策取向。在通过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创新方向上，要注意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是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实体经济各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促进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旨在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开展战略性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服务机构则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例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就是这类机构），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尤其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体系不完全、链条割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亟待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来加强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共性质量服务水平的关键是加强和提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这具体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内容。
二、在企业层面，积极处置“僵尸企业”与大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结合，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企业的整体素质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表现在企业层面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实现了快速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从资产规模、销售收入等规模指标看，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500强”名单，我国企业上榜数量达到110家，仅次于美国。但是，我国企业更多的是规模指标占优，而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从资产收益率、企业利润和人均利润等指标看我国上榜企业还与欧美国家的世界500强存在明显差距。这表明我国还缺少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或者称“卓越企业”）。另外，近些年来，受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市场需求疲软的影响，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而市场又不能自动出清，形成了众多的“僵尸企业”。解决当前中国企业素质结构还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问题，在当前和“十三五”时期，需要面对的关键任务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三、在产品层面，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相结合，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提升產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
从产品层面看，提高中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要求提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进而提升产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能力。当前，中国实体经济的产品总体供给质量还有待提升，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产品总体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附加值较低，出口产品质量不容乐观，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围绕提升产品供给质量，企业必须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坚持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相结合，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奠定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持续创新、不畏风险，提高产品档次和产品附加值，必须要求依靠发挥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实体经济质量和信誉的保证。
提高产品供给质量，既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也要有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一种精神或文化的培育，仅靠宣传教育、社会倡导是不够的，往往要经历社会文化环境与经济法律制度相互作用的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与完善激励制度相协同。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和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制度设计，这既包括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等能够激励企业家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实体经济创新发展上的体制机制，又包括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等方面的激励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专心致志的制度体系。通过激励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逐步引导行为习惯，最后形成超越制度的体现为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只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以及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业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中国才能制造出更多高附加值、高质量的产品，创造出更多世界著名品牌，从而提高产品供给质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