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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凌晨，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过程中，著名艺人高以翔意外晕倒，之后再也没能站起来。
高以翔，原名曹志翔，1984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作为华语影视男演员、模特，高以翔曾因主演电视剧《遇见王沥川》圈粉无数。
11月27日中午，高以翔参与的《追我吧》节目组发声明称：“第九期节目录制过程中，高以翔奔跑时突然减速倒地，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治，并紧急送往医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医院最终宣布高以翔心源性猝死。”
一时间，该节目以及浙江卫视被推进巨大舆论漩涡，海量的批评指责之声袭来。但需要反思的，决不仅是这一档节目、一家电视台。
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们，现在都知道高以翔当时录制的综艺节目叫《追我吧》。为什么录节目能发生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这到底是一档怎样的节目？
《追我吧》的节目自我定位是“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因此录制时间特意选在晚上，以机关刺激、关卡硬核为卖点，目的是让观众看到嘉宾的体能极限。这档节目自11月8日开播以来已经播出了三期，最新一期是11月22日。
■ 高以翔
节目组在浙江宁波的中心城区设立了两公里长的赛道，这两公里几乎没有平地，被各种关卡充斥。明星要做到在计时以及被素人追踪的情况下，争分夺秒闯关。
徒手攀登垂直的绳索、变种的梅花桩，以及明星在最后一关需要徒手爬上70米高的大楼。这一切对于参加节目的明星来说难度有多大？毕雯珺、范丞丞等明星都在节目录制中跑到呕吐，而李振宁曾经被扛到救护车上去吸氧，钟楚曦录了两期之后表示迟迟缓不过来，再也不打算去录了。此前，两位奥运冠军李小鹏和邹市明作为嘉宾来尝试录过节目。经历过运动员生涯各种“魔鬼训练”的他们，也直呼“太累了”“不行了”。
节目的第二期，邹市明整个人被埋进了海洋球池子。一开始他还能露出头和手，后来便大声呼救说“腿没知觉了”。当时看节目的观众也许以为邹市明“呼救”是为了节目效果，现在看来，人家确实在呼救。
当邹市明消失在池子里，演播室的嘉宾一度很焦急，陈伟霆更是请求要不要找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才有工作人员进去把邹市明捞出来。而简单恢复之后，已经走路都不利索的邹市明，居然还是往赛道终点走去。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看到这些节目画面，已然没有了任何节目组想收获的节目效果。剩下的只有对高以翔沉重的惋惜，以及对节目过程中早已暴露的安全隐患的无奈。
11月27日晚，浙江卫视微博终于就“高以翔去世”发布声明，然而生命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离我们并不遥远，有调查显示，在30岁至50岁英年早逝人群中，95.7%的人死于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性疾病，这其中80%为心源性猝死。研究发现，慢性疲劳是青年人心源性猝死的主要诱因。
■ 高以翔主演的电视剧《遇见王沥川》海报
近些年来，电视剧行业不景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我国综艺节目成了“香饽饽”。据统计，2018年中国综艺市场规模约为331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了21.3%。
从综艺类型来看，竞技、访谈、脱口秀类综艺为主旋律，2018年综艺制作数量均在10部及以上，其中竞技类综艺数量最多，达16部。
在一些综艺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追求拼命、眼球效应的畸形生态绑架了明星、观众、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
高以翔因录节目而猝死，引发了公众对于节目组与电视台的声讨。但是从以往的综艺节目录制来看，类似的“过劳”问题早已存在，只不过这一次出现的后果最极端、最不可挽回。事实上，如今不只是明星参与的录制环节，影视制作资本链，每一环都存在“过劳”现象。
记者采访了身边一位供职于国内当下最知名的影视制作公司之一的后期组员工。谈到平时的工作节奏，该员工表示完全按照节目来。“节目录完进入到后期，就是我们开始忙活的时候，连续上班10天到20天很正常。等到节目做完，我们也可能连续休息几天。具体到每天的话，就是晚上八九点开始，通宵上班，第二天中午下班。”据他了解，目前业内几大公司的节奏差不多都是这样。
除了后期剪辑师，导演、摄制组，以及像高以翔这样的明星，在快马加鞭制作的综艺节目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視传媒学院石力月副教授。在石力月看来，“明星也是当下节目生产制作过程中的劳工。”
记者：很多人在用“过劳”指责高以翔参与录制的节目组。我们是否能把这个节目制作组也看作是今天的一种新型生产组织，而明星表面上光鲜亮丽，其实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劳工？有一种声音认为，明星赚钱赚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们也看成劳工。我们该如何去界定劳工的边界呢？
石力月：他们当然是劳工，并不因为他们挣钱多就不是。虽然他们通常挣得比普通人多，但是他们带给资本的回报也远高于资本支付他们的酬劳。更需要指出的是，明星的劳动不仅生产节目，同时也生产自身——作为商品的自身。这种自身的商品化，遮蔽了明星作为劳动者，本可以或者应当主张的休息权及健康权，这是他们普遍连轴转、不断挤压自己睡眠时间从事生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劳动。越劳动，自身商品化的程度就越深，作为劳动者所主张的权利就越无望。 记者：那在石老师看来，明星在这个过程中有自主选择权吗？他自身有办法去改变现状吗？
石力月：他们很难去改变，因为这是全行业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这是一个被大资本支配的行业，对于大资本来说，最理想的是迅速而丰厚的回报。相对于传统影视剧行业及唱片业而言，综艺节目在生产周期与市场风险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这为理想回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于生产而言，成本关乎利润空间。在明星報酬以及其他刚性投入难以压缩的情况下，能有效节约成本的主要方式就是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劳动强度，所以“过劳”生产是一种全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 浙江卫视微博就“高以翔去世”发布的声明
另一方面，刚才说到明星自身的商品化问题，标志就是其价值等同于“身价”，而当他们的未来与“身价”捆绑，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委身于资本的要求。参与综艺节目是一个有可能迅速积累名声和热度从而换取“身价”的方式，所以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逃不出这种资本逻辑，自然也就基本不具有与“过劳”生产方式谈判的权利。
记者：很多人批评节目组为了收视率而不择手段去博人眼球，这也是现在很多节目的通病。在您看来，您觉得这是一个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吗？或者我们可以把问题讨论范围再扩大一点，比如可以和前两天网易“暴力裁员”的新闻再联系起来？
石力月：这是行业的普遍问题，所以仅仅对浙江卫视或者这个节目的制作方进行声讨是不够的，这个事件应当促成全行业的反思。我们今天的综艺节目生产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有人说这些节目博眼球、为收视率没有底线，说到底最终都是为了回应支配性的资本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倒是可以与网易“暴力裁员”的新闻进行联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这些悲剧里反思，在夜以继日回应支配性资本期待的格局里，人类自身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人之为人的劳动如何可能。
高以翔之死令人惋惜，对于今天“过劳”现象普遍存在的各行各业来说，这是一记异常沉重的警告，希望以此能够真正引起人们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和警醒。只有这样，“高以翔式”的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资料来源：《新民周刊》）
高以翔，原名曹志翔，1984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作为华语影视男演员、模特，高以翔曾因主演电视剧《遇见王沥川》圈粉无数。
11月27日中午，高以翔参与的《追我吧》节目组发声明称：“第九期节目录制过程中，高以翔奔跑时突然减速倒地，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治，并紧急送往医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医院最终宣布高以翔心源性猝死。”
一时间，该节目以及浙江卫视被推进巨大舆论漩涡，海量的批评指责之声袭来。但需要反思的，决不仅是这一档节目、一家电视台。
◎ 让高以翔遭遇不测的《追我吧》，是一档怎样的节目？
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们，现在都知道高以翔当时录制的综艺节目叫《追我吧》。为什么录节目能发生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这到底是一档怎样的节目？
《追我吧》的节目自我定位是“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因此录制时间特意选在晚上，以机关刺激、关卡硬核为卖点，目的是让观众看到嘉宾的体能极限。这档节目自11月8日开播以来已经播出了三期，最新一期是11月22日。
节目组在浙江宁波的中心城区设立了两公里长的赛道，这两公里几乎没有平地，被各种关卡充斥。明星要做到在计时以及被素人追踪的情况下，争分夺秒闯关。
徒手攀登垂直的绳索、变种的梅花桩，以及明星在最后一关需要徒手爬上70米高的大楼。这一切对于参加节目的明星来说难度有多大？毕雯珺、范丞丞等明星都在节目录制中跑到呕吐，而李振宁曾经被扛到救护车上去吸氧，钟楚曦录了两期之后表示迟迟缓不过来，再也不打算去录了。此前，两位奥运冠军李小鹏和邹市明作为嘉宾来尝试录过节目。经历过运动员生涯各种“魔鬼训练”的他们，也直呼“太累了”“不行了”。
节目的第二期，邹市明整个人被埋进了海洋球池子。一开始他还能露出头和手，后来便大声呼救说“腿没知觉了”。当时看节目的观众也许以为邹市明“呼救”是为了节目效果，现在看来，人家确实在呼救。
当邹市明消失在池子里，演播室的嘉宾一度很焦急，陈伟霆更是请求要不要找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才有工作人员进去把邹市明捞出来。而简单恢复之后，已经走路都不利索的邹市明，居然还是往赛道终点走去。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看到这些节目画面，已然没有了任何节目组想收获的节目效果。剩下的只有对高以翔沉重的惋惜，以及对节目过程中早已暴露的安全隐患的无奈。
11月27日晚，浙江卫视微博终于就“高以翔去世”发布声明，然而生命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 影视制作资本链，每一环都在“过劳”
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离我们并不遥远，有调查显示，在30岁至50岁英年早逝人群中，95.7%的人死于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性疾病，这其中80%为心源性猝死。研究发现，慢性疲劳是青年人心源性猝死的主要诱因。
近些年来，电视剧行业不景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我国综艺节目成了“香饽饽”。据统计，2018年中国综艺市场规模约为331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了21.3%。
从综艺类型来看，竞技、访谈、脱口秀类综艺为主旋律，2018年综艺制作数量均在10部及以上，其中竞技类综艺数量最多，达16部。
在一些综艺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追求拼命、眼球效应的畸形生态绑架了明星、观众、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
高以翔因录节目而猝死，引发了公众对于节目组与电视台的声讨。但是从以往的综艺节目录制来看，类似的“过劳”问题早已存在，只不过这一次出现的后果最极端、最不可挽回。事实上，如今不只是明星参与的录制环节，影视制作资本链，每一环都存在“过劳”现象。
记者采访了身边一位供职于国内当下最知名的影视制作公司之一的后期组员工。谈到平时的工作节奏，该员工表示完全按照节目来。“节目录完进入到后期，就是我们开始忙活的时候，连续上班10天到20天很正常。等到节目做完，我们也可能连续休息几天。具体到每天的话，就是晚上八九点开始，通宵上班，第二天中午下班。”据他了解，目前业内几大公司的节奏差不多都是这样。
◎ “这是一记异常沉重的警告”
除了后期剪辑师，导演、摄制组，以及像高以翔这样的明星，在快马加鞭制作的综艺节目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针对这一问题，记者采访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視传媒学院石力月副教授。在石力月看来，“明星也是当下节目生产制作过程中的劳工。”
记者：很多人在用“过劳”指责高以翔参与录制的节目组。我们是否能把这个节目制作组也看作是今天的一种新型生产组织，而明星表面上光鲜亮丽，其实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劳工？有一种声音认为，明星赚钱赚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们也看成劳工。我们该如何去界定劳工的边界呢？
石力月：他们当然是劳工，并不因为他们挣钱多就不是。虽然他们通常挣得比普通人多，但是他们带给资本的回报也远高于资本支付他们的酬劳。更需要指出的是，明星的劳动不仅生产节目，同时也生产自身——作为商品的自身。这种自身的商品化，遮蔽了明星作为劳动者，本可以或者应当主张的休息权及健康权，这是他们普遍连轴转、不断挤压自己睡眠时间从事生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劳动。越劳动，自身商品化的程度就越深，作为劳动者所主张的权利就越无望。 记者：那在石老师看来，明星在这个过程中有自主选择权吗？他自身有办法去改变现状吗？
石力月：他们很难去改变，因为这是全行业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这是一个被大资本支配的行业，对于大资本来说，最理想的是迅速而丰厚的回报。相对于传统影视剧行业及唱片业而言，综艺节目在生产周期与市场风险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这为理想回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于生产而言，成本关乎利润空间。在明星報酬以及其他刚性投入难以压缩的情况下，能有效节约成本的主要方式就是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劳动强度，所以“过劳”生产是一种全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另一方面，刚才说到明星自身的商品化问题，标志就是其价值等同于“身价”，而当他们的未来与“身价”捆绑，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委身于资本的要求。参与综艺节目是一个有可能迅速积累名声和热度从而换取“身价”的方式，所以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逃不出这种资本逻辑，自然也就基本不具有与“过劳”生产方式谈判的权利。
记者：很多人批评节目组为了收视率而不择手段去博人眼球，这也是现在很多节目的通病。在您看来，您觉得这是一个业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吗？或者我们可以把问题讨论范围再扩大一点，比如可以和前两天网易“暴力裁员”的新闻再联系起来？
石力月：这是行业的普遍问题，所以仅仅对浙江卫视或者这个节目的制作方进行声讨是不够的，这个事件应当促成全行业的反思。我们今天的综艺节目生产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有人说这些节目博眼球、为收视率没有底线，说到底最终都是为了回应支配性的资本期待。从这个角度来看，倒是可以与网易“暴力裁员”的新闻进行联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这些悲剧里反思，在夜以继日回应支配性资本期待的格局里，人类自身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人之为人的劳动如何可能。
高以翔之死令人惋惜，对于今天“过劳”现象普遍存在的各行各业来说，这是一记异常沉重的警告，希望以此能够真正引起人们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和警醒。只有这样，“高以翔式”的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资料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