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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各级政府在学校教育上的投资约占GDP的3.1％，这个数字在整个90年代以来一直在3.0％上下（更多的是以下）波动。而同期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约占GDP的30％。在美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3.7％和30％。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02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六岁以上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45％，大专及其以上的占4.71％，当然尽管这两个比例都在快速上升。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存在教育投资不足，中国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组合是否应当调整？
对美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都表明，人力资本对各个国家生产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人力资本可以直接提高工人的技能，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提高人们在各项任务中分配资源的效率。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良好的教育和更高的技能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适应变化，帮助人们抓住新的机会，甚至创造机会。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职业培训和边学边干等多种形式。在长期中，人力资本或许是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资本和技能是互补的，中国在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带来的新技术要求更高水平的劳动力来驾驭它。一个强调物质资本而忽略人力资本的投资战略不能产生均衡投资组合带来的收益，因为只有具备相应技能的工人才能够最好地利用现代科技。中国正逐渐进入世界市场，将面对越来越多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劳动力。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国家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水平比较低，学校教育大部分由地方财政负担。富裕省份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高于贫穷省份，地区和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并不相同。虽然一直声称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教育的普及性和对学生的人均支出在富裕地区远远高于贫困地区，在城市远远高于农村。这导致了严重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差距，也是目前政策低效率的主要方面。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大约为4％，远远低于同期大约20％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后来的研究表明，1997年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大约为7％，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10％。上述数字是否表明，中国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比例或许是“合适”的呢？
然而，进一步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推理是误导性的。中国的工资政策在历史上形成了技术工人的过低工资，直到现在对工资仍有很多管制。在中国，个人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教育，因为个人不能直接获得教育带来的全部收益。这种典型的外部性将导致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经济达到均衡时实际需要的投资量。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很严重，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受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真实的边际贡献。如果只看教育对于工厂产量的贡献，通过对这部分直接回报的数量分析发现，中国的教育回报率高达30％～40％；而在1992年，技术工人的工资仅仅是他们边际产出的10％，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则相当于他们的边际产出。这项研究说明，由于工人只能拿到他们为提高自己技能所作的支付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动力提高自己的技能。
上面估计出来的教育对生产的回报率超过美国和西欧的任何国家。事实上，他们还低估了人力资本的真实回报率，因为这个数字没有反映教育在直接生产之外其他的回报。所以，现有的微观数据证明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甚至到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在对个人提供反向的激励。通过比较教育带来的实际产出和实际获得的工资，我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按劳动力的价值付酬。
为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价值，教育和职业培训应当得到鼓励。办法之一是为这个行业提供补贴。有人认为这会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巨大增加，因而并不可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这未尝不可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对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项目进行成本—收入评估，这样才能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当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外溢效应。当然完全由政府补贴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私人激励机制一旦建立，通过市场的力量很可能会更有效率地运作。
另一组刺激增长的政策是使各个地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回报均等化。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部分地区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同时让地方政府在教育投资上占主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教育资金则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投资。这样，富裕的地区就比贫困地区有更多的教育资金，从而各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地区工资差距扩大了。我们的研究发现地区工资水平、人均GDP和人均教育支出是密切相关的。为消除地区工资差异，平衡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支出，放开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将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研究也表明人口迁移将对降低收入差距发挥巨大作用。
一个政府直接支出成本较低的方法是，为人力资本开放劳动力市场，让市场决定个人的工资。如果个人能够得到技术增长带来的全部收获，他们将有强大的动力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需要政府的任何支出。开放市场将带来收入差距，导致不平等现象。短期内，开放劳动力市场可能导致更大的工资差异，尤其是对年青人和更有能力的人而言，这部分人更能够从新的经济政策中得益。但长期看来，随着整个人口技能的提高，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其实即使在短期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减少收入差距。因为现阶段中国的政策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出生地很大程度影响了人们获取技能的机会。目前中学的学费政策对农村的穷人是一种歧视。比较政策的时候，重要的是考虑哪种不公平更难以接受，而不能假定不公平仅仅与开放劳动力市场联系在一起。开放市场也将促进政治稳定。
目前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导致的中国城乡相对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将减小而不是加大这种差距。促进公平的政策同样会提高效率，这并不存在此消彼长，因为这项政策为人们提高自己的技能提供了正向的激励，会发出信号鼓励人们接受教育投资。如果有适当的回报和途径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效益，人们很乐意为教育付费，学校也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培养，直接获得这一投资。
在此提出的建议是在资本市场可以采取收费的做法：如果一个人得到教育，在劳动力市场得到认可和回报，相应地融资政策方面就可以进行调整。通过向经济困难者提供贷款的方式，使得年轻人都能够接受教育，这样可以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
经济停留在低技能的劳动力生产水平上总是有问题的。人力资本不仅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还应当强调的是，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增长和效率与公平同时实现的关键。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整理
对美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都表明，人力资本对各个国家生产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人力资本可以直接提高工人的技能，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提高人们在各项任务中分配资源的效率。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良好的教育和更高的技能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适应变化，帮助人们抓住新的机会，甚至创造机会。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职业培训和边学边干等多种形式。在长期中，人力资本或许是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资本和技能是互补的，中国在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带来的新技术要求更高水平的劳动力来驾驭它。一个强调物质资本而忽略人力资本的投资战略不能产生均衡投资组合带来的收益，因为只有具备相应技能的工人才能够最好地利用现代科技。中国正逐渐进入世界市场，将面对越来越多新的技术和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劳动力。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国家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水平比较低，学校教育大部分由地方财政负担。富裕省份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高于贫穷省份，地区和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并不相同。虽然一直声称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教育的普及性和对学生的人均支出在富裕地区远远高于贫困地区，在城市远远高于农村。这导致了严重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差距，也是目前政策低效率的主要方面。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大约为4％，远远低于同期大约20％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后来的研究表明，1997年中国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大约为7％，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10％。上述数字是否表明，中国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比例或许是“合适”的呢？
然而，进一步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推理是误导性的。中国的工资政策在历史上形成了技术工人的过低工资，直到现在对工资仍有很多管制。在中国，个人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教育，因为个人不能直接获得教育带来的全部收益。这种典型的外部性将导致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经济达到均衡时实际需要的投资量。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很严重，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受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真实的边际贡献。如果只看教育对于工厂产量的贡献，通过对这部分直接回报的数量分析发现，中国的教育回报率高达30％～40％；而在1992年，技术工人的工资仅仅是他们边际产出的10％，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则相当于他们的边际产出。这项研究说明，由于工人只能拿到他们为提高自己技能所作的支付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动力提高自己的技能。
上面估计出来的教育对生产的回报率超过美国和西欧的任何国家。事实上，他们还低估了人力资本的真实回报率，因为这个数字没有反映教育在直接生产之外其他的回报。所以，现有的微观数据证明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甚至到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在对个人提供反向的激励。通过比较教育带来的实际产出和实际获得的工资，我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按劳动力的价值付酬。
为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价值，教育和职业培训应当得到鼓励。办法之一是为这个行业提供补贴。有人认为这会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巨大增加，因而并不可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这未尝不可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对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项目进行成本—收入评估，这样才能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当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外溢效应。当然完全由政府补贴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私人激励机制一旦建立，通过市场的力量很可能会更有效率地运作。
另一组刺激增长的政策是使各个地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回报均等化。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部分地区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同时让地方政府在教育投资上占主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教育资金则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投资。这样，富裕的地区就比贫困地区有更多的教育资金，从而各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地区工资差距扩大了。我们的研究发现地区工资水平、人均GDP和人均教育支出是密切相关的。为消除地区工资差异，平衡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支出，放开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将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研究也表明人口迁移将对降低收入差距发挥巨大作用。
一个政府直接支出成本较低的方法是，为人力资本开放劳动力市场，让市场决定个人的工资。如果个人能够得到技术增长带来的全部收获，他们将有强大的动力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需要政府的任何支出。开放市场将带来收入差距，导致不平等现象。短期内，开放劳动力市场可能导致更大的工资差异，尤其是对年青人和更有能力的人而言，这部分人更能够从新的经济政策中得益。但长期看来，随着整个人口技能的提高，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其实即使在短期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减少收入差距。因为现阶段中国的政策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出生地很大程度影响了人们获取技能的机会。目前中学的学费政策对农村的穷人是一种歧视。比较政策的时候，重要的是考虑哪种不公平更难以接受，而不能假定不公平仅仅与开放劳动力市场联系在一起。开放市场也将促进政治稳定。
目前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导致的中国城乡相对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将减小而不是加大这种差距。促进公平的政策同样会提高效率，这并不存在此消彼长，因为这项政策为人们提高自己的技能提供了正向的激励，会发出信号鼓励人们接受教育投资。如果有适当的回报和途径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效益，人们很乐意为教育付费，学校也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培养，直接获得这一投资。
在此提出的建议是在资本市场可以采取收费的做法：如果一个人得到教育，在劳动力市场得到认可和回报，相应地融资政策方面就可以进行调整。通过向经济困难者提供贷款的方式，使得年轻人都能够接受教育，这样可以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
经济停留在低技能的劳动力生产水平上总是有问题的。人力资本不仅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还应当强调的是，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增长和效率与公平同时实现的关键。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