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建设祖国,使人民幸福。钱学森回国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从今天的标准看,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1958年至1962年,钱学森有好几笔上千元的稿费,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他却一点都没有动心,拿到这些稿费时,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高,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香港有关方面为表彰钱学森在中国科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曾先后奖励他两笔奖金。第一次,钱学森让秘书将100万港币的奖金,直接捐给了西北治沙工程。第二次又是100万港币。夫人蒋英说:“我们都老了,是不是……”钱学森幽默地回答:“那好,你要钱,我要奖(蒋)。”不久,100万港币又如数捐了出去。
　　不知细心的人们有没有发现,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是院长,后当的副院长。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这岂不是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
　　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任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任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钱学森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协第三届主席的经历也是曲折的。1985年,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由钱学森担任三届主席的建议,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学森致闭幕词,并送他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等领导同志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由于这样一些工作,钱学森才出任了第三届科协主席。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自己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在七届任满时,他给当时的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这便是一个不要地位、要作为的钱学森。
　　于荣誉,钱学森也是如此。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在1994年前叫“学部委员”。然而,钱学森在1988年与1992年曾两次给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信发出去,周光召与严济慈(我国物理学界老前辈——编者注)一起做他的工作,讲“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于是,钱学森只得放弃个人的想法。
　　摘自《红岩春秋》(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