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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有利于美国的，因为作为二战中最大的赢家，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意愿确立的。但即便如此，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也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直以来，国际经济秩序都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意愿来制定，广大亚非国家没有发言权。但随着万隆会议的召开，亚非等发展中国家逐步登上历史的舞台。其中以中国的发展最为迅速，本文旨在对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历次调整背景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演变进行一个梳理。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背景；演变
一、50年代万隆会议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两大洲陆续涌现出30多个独立国家，万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万隆会议期间提出的与会国在互重、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以相互提供技术上的援助、鼓励和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联合性企业、扩大贸易往来、积极采取集体行动来稳定原料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加强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虽然很多措施和举措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如此大的影响到了国际经济秩序并且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奠基石。
在此次万隆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个人的杰出外交手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代表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等思想都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从而成为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同时也为中国与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扫去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二、70至80年代从南北对话到南南合作
南北关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其实质是一个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样的平衡关系是既不利于南，也无益于北的。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日益觉醒，通过南北对话、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60年代起，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开始通过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试图组织和发动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他们主张从掌握自然资源主权和确定原料价格入手，发展民族经济，要求发达国家从第三世界国家增加进口，并给予特殊的关税优惠，从而为“南北对话”拉开了序幕。
70年代初，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1974年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南北关系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南北对话内容涉及原料、贸易、技术转让、国际货币金融等各个领域。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全面系统的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纲领和行动原则，并深入到国际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扩大和加深了“南北对话”的范围和深度。期间举行过多次会议，包括1980年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1981年10月22日在墨西哥的坎昆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会议”等，一度使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到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为了打破南北对话僵局并提高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南南合作逐渐被重视。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关系也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关系上继续发展。在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新“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一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之下正所处于极不平等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逐渐正常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改变。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正常化。
三、90年代后半期经济全球化
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虽然它有利于资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产品的全球流动，有利于科技的全球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对全球各个国家來说它既是机遇，但更多的也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对经济、科技等都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目前经济全球化却缺少一个公平、有效、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适应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受益国，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虽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仍旧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空有巨大的制造能力，但却无法带来相应的丰厚利润，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却让中国企业压力巨大。虽然中国为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各种大品牌制造商品，然后最大利润的获得者依然是品牌获得者，中国所得利润只是九牛一毛。
在这一时期，中国率先完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国际新环境。因此在冷战结束时，中国早已进入新的发展轨道，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积极地融入世界体系之中，为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中国依然坚定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仍然是一致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经济上，中国意识到发达国家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发达国家不但能为中国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同事也是公国发展外贸的主要市场所在。在此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却有所下降。但随着中国经济能力的增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也有所加强。
四、21世纪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登上世界经济舞台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演进和深化促使国际关系出现大变革和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经济同步扩张，逐渐跻身于世界经济前列。这些改变，无不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蓝图。过去十年间，战争、冲突、危机不断，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展，迫使发达国家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近两年来，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极大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秩序、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体系，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呼声。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在进入21世纪后关系开始稳步发展。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是一致的。（1）在政治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增强，外交活跃、深入。（2）在经济上，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继续进行广泛的支持和援助，并且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就。（3）在科技文化教育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入，硕果累累。
五、小结
二战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变迁有起有落。从万隆会议初期，有些国家的代表当面攻击中国代表图案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独裁，是新殖民主义，甚至认为中国对邻国在进行颠覆活动，直到后来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提出 “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后，中国才转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拥护。虽然在身份认同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阵营，但国家之间因为利益需求而产生的分歧与争端却不会因此消失。正如中印边界冲突和越南战争等，当这种分歧与争端爆发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便会令中国处于较被动甚至不利的地位，从而一度成为部分反共的亚洲国家的目标。冷战期间，亚洲意识形态之争也一直纠缠于相关的分歧矛盾之中。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因“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而清晰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定位，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从而更好地走共同发展的道路。直至21世纪，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一方面是利益交汇点；另一方面是彼此的利害冲突与竞争也在所难免，尤其是与“金砖四国”其他三国的矛盾明显增加，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背景；演变
一、50年代万隆会议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两大洲陆续涌现出30多个独立国家，万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万隆会议期间提出的与会国在互重、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以相互提供技术上的援助、鼓励和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联合性企业、扩大贸易往来、积极采取集体行动来稳定原料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加强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虽然很多措施和举措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如此大的影响到了国际经济秩序并且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奠基石。
在此次万隆会议中，周恩来总理个人的杰出外交手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代表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等思想都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从而成为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同时也为中国与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扫去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二、70至80年代从南北对话到南南合作
南北关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其实质是一个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样的平衡关系是既不利于南，也无益于北的。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日益觉醒，通过南北对话、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60年代起，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开始通过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试图组织和发动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他们主张从掌握自然资源主权和确定原料价格入手，发展民族经济，要求发达国家从第三世界国家增加进口，并给予特殊的关税优惠，从而为“南北对话”拉开了序幕。
70年代初，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1974年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南北关系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南北对话内容涉及原料、贸易、技术转让、国际货币金融等各个领域。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全面系统的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纲领和行动原则，并深入到国际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扩大和加深了“南北对话”的范围和深度。期间举行过多次会议，包括1980年联大第十一届特别会议、1981年10月22日在墨西哥的坎昆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会议”等，一度使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到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为了打破南北对话僵局并提高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南南合作逐渐被重视。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关系也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关系上继续发展。在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新“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一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之下正所处于极不平等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逐渐正常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改变。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正常化。
三、90年代后半期经济全球化
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虽然它有利于资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产品的全球流动，有利于科技的全球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对全球各个国家來说它既是机遇，但更多的也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对经济、科技等都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目前经济全球化却缺少一个公平、有效、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适应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受益国，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虽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仍旧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空有巨大的制造能力，但却无法带来相应的丰厚利润，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却让中国企业压力巨大。虽然中国为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各种大品牌制造商品，然后最大利润的获得者依然是品牌获得者，中国所得利润只是九牛一毛。
在这一时期，中国率先完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国际新环境。因此在冷战结束时，中国早已进入新的发展轨道，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积极地融入世界体系之中，为中国国力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中国依然坚定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仍然是一致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有所改变。经济上，中国意识到发达国家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发达国家不但能为中国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同事也是公国发展外贸的主要市场所在。在此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却有所下降。但随着中国经济能力的增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也有所加强。
四、21世纪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登上世界经济舞台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演进和深化促使国际关系出现大变革和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经济同步扩张，逐渐跻身于世界经济前列。这些改变，无不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蓝图。过去十年间，战争、冲突、危机不断，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展，迫使发达国家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近两年来，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极大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秩序、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体系，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呼声。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在进入21世纪后关系开始稳步发展。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是一致的。（1）在政治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增强，外交活跃、深入。（2）在经济上，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继续进行广泛的支持和援助，并且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就。（3）在科技文化教育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入，硕果累累。
五、小结
二战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变迁有起有落。从万隆会议初期，有些国家的代表当面攻击中国代表图案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独裁，是新殖民主义，甚至认为中国对邻国在进行颠覆活动，直到后来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提出 “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后，中国才转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拥护。虽然在身份认同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阵营，但国家之间因为利益需求而产生的分歧与争端却不会因此消失。正如中印边界冲突和越南战争等，当这种分歧与争端爆发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便会令中国处于较被动甚至不利的地位，从而一度成为部分反共的亚洲国家的目标。冷战期间，亚洲意识形态之争也一直纠缠于相关的分歧矛盾之中。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因“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而清晰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定位，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从而更好地走共同发展的道路。直至21世纪，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一方面是利益交汇点；另一方面是彼此的利害冲突与竞争也在所难免，尤其是与“金砖四国”其他三国的矛盾明显增加，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