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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中，风险被放大了。一旦犯了错，寻求援助将变得更加困难。
“澳元门”事件让中信泰富成为这个初冬里的故事主角。不过，这样的故事实在不算新鲜，四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曾在中国航油（新加坡）上演，时任其当家人的陈久霖至今仍在新加坡服刑。
而中信泰富的掌门人荣智健则要幸运得多。虽然中信泰富在杠杆式外汇合约中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当年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后者总共亏损5.5亿美元，而前者目前已录得超过1亿美元实际亏损，账面浮亏则将近20亿美元——但在亏损消息公布后的第二天，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中信集团立刻表示：会“协助安排15亿美元备用信贷”，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这笔备用信贷可能的使用方式时，23天后，2008年11月12日，中信集团与中信泰富签订协议：前者将用这笔钱购买后者专门为此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转换价格为每股8港元，比中信泰富10月31日停牌时的价格溢价32%。“烫手”的杠杆式外汇合约将大部分转至中信集团名下，中信泰富仅保留有业务需求的少部分合约。
在随后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的一份公告中，中信泰富称：自此项交易达成起，中信泰富将不再承担这些（外汇）合约的经济负担，也不再享有这些合约的收益。
转股完成后，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泰富股权比例将翻倍至约57.6%。虽然这将把荣智健原先19.17％的股份稀释到11.55％，但无论谁都能看出，这无疑是所有可能性中对荣智健本人和中信泰富最有利的一种了。
荣智健一向讨厌“红色资本家”这个称号，他也不喜欢被称为“荣毅仁之子”，但这一次，他可能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的身份成了他最重要的护身符之一。
说起来，这并非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护身符。上一次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向最大股东中信集团要求折价25％收购公司15％的股权，其中约13％将归荣智健一人独享。在所有人都质疑这是否“贱卖国有资产”时，收购方案出人意料地顺利获得通过。据事后的媒体报道，这是因为荣智健“动用很多高层关系做了工作”。
没想到，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信泰富的股价几乎跌去八成，这让融资收购的荣智健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危急关头，又是“来自国有当局的信贷支持”帮助他渡过难关。
期权合约 “小概率事件”？
中信泰富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了美元汇价在经济如此不景气时还上涨的“小概率事件”，但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今年7月，中信泰富与汇丰、花旗和法国巴黎百富勤等银行签订了数份杠杆式外汇合约——Accumulator，其中金额最大的是澳元累计期权合约，总额超过90亿澳元，锁定汇率0.87。
按照合同条款，中信泰富持有的澳元合约将于2010年10月到期。在这期间，中信泰富必须每月以0.87的固定汇率买入澳元。如果澳元升值，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但有一个上限；而无论澳元贬值到多少，它都必须始终以这一汇率接盘。更可怕的是，如果澳元兑美元的汇率跌破某一设定水平，中信泰富就要买入双倍数额的澳元。
签订合约的时候，澳元兑美元汇率在0.95左右，中信泰富有不小的利润空间。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目前美国处在金融风暴的漩涡核心，美元疲软将是长期趋势。
事实上，做空美元已经成为近年来蔚为流行的风潮。过去6年间，美元不断贬值，人们几乎已经对此形成了心理惯性，开始大肆在衍生品上“押注”美元走软，从海外银行购买衍生品合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去年末的两年内，全球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增长了78％，达到56万亿美元。
去年4月，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在一次记者会上公开了他的“发达秘笈”，其中一条就是“转本位”：将港元转做外汇，如欧元、英镑及澳元。他的理由是，港元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前景看跌，因此，将港元转做外汇，“什么不用做也可以赚10%以上。”
出人意料的是，美元汇价不按牌理出牌，恰恰在2008年7月之后，开始持续升值。迄今为止，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美元兑澳元的升值幅度便超过30％。目前，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0.67附近。
当然，你可以说，中信泰富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了美元汇价在经济如此不景气时还上涨的“小概率事件”，但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据中信泰富管理层的说法，公司签订澳元外汇合约是为了对冲其在澳洲铁矿石项目上的货币风险。但其澳洲项目的资本性支出加上未来的营运支出不到20亿澳元，合约金额却超过了90亿澳元。此外，按照合约规则，中信泰富最多只能获利4.3亿港元，而最大亏损却可能超过500亿港元，收益与风险明显不对等。
对此，几乎所有的分析师都表示“不理解”，普遍的观点是：中信泰富所签的累计期权合约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个合约中，他是卖方，卖出一个认沽期权给对手，自己只收一笔期权金。如果真是为了对冲澳元上升的风险，他应该做的是，买入澳元看涨的认购期权，一旦澳元上升，就可以以比较低的汇率入货，若是澳元下跌，也只会亏掉有限的期权金。
银河证券分析师张曦对《英才》记者表示：“国际投行忽悠起人来，也是不得了的。不止是中信泰富，随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其他的机构爆出问题。”
其实，同病相怜者早就大有人在。最著名的就是中国航油（新加坡）。2003年下半年，中国航油（新加坡）开始进入石油期权交易市场。当年年底，公司的盘位是空头200万桶，盈利可观。但到了2004年一季度，石油价格一路上涨，该季末，公司已经出现580万美元账面亏损。
本来应该及时平仓，但陈久霖太自信了。他始终认为油价一路上涨是“小概率事件”，他坚信油价冲高之后必然回落，冲得越快，跌得越狠，最后肯定能赚钱。于是，展期、再展期，陈久霖根本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止损上限，他把“小概率事件”直接从心理上忽略掉了。遗憾的是，正是这个“小概率事件”最终将陈久霖拖下万劫不复的深渊。
风险管理 成为摆设?
事发后，荣智健对公众表示，自己对这笔数亿美元的亏损“不知情”。
一个人因过于自信而犯错，可以理解，“赌性”是人类的通病。但一家公司若是抱着“赌一注”的心态从事业务，后果不堪设想。
中信泰富的巨亏曝光后，香港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发现，中信泰富管理层在9月7日就发现了有关合约的问题，但在两天后公布的财务通告里，中信泰富坚称财务“没有异常”。
这是目前被指责最多的一点。国泰君安港股分析师罗雷对《英才》记者说：“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董事会承认9月初就知情了，却拖到10月20日才对外公布。要知道，时间拖得越长，信息外泄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就越难以解释。”
回到2004年，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航油（新加坡）的石油期权交易亏损连连，却一直未披露，甚至在即将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还在财报中大唱利好。
事后，很多人怀疑其内部根本没有风险控制体系。其实，这个体系一直存在。据媒体报道，中国航油（新加坡）的《风险管理手册》中规定：每名交易员亏损20万美元时，要向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亏损达37.5万美元时，要向CEO汇报；亏损50万美元时，则必须斩仓。遗憾的是，规范的风险管理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其实，中信泰富的公司制度里也有一条：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交易都需要向主席报告。但荣智健在事发后对公众表示，自己对这笔数亿美元的亏损“不知情”。
“在中信泰富管理层发现问题时，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在0.81左右，如果当时斩仓，损失会比现在小很多。但他们还是保留了大部分合约，应该是希望损失能够缩小吧。但继续这样的风险敞口是很危险的。”罗雷说道。
“澳元门”事件让中信泰富成为这个初冬里的故事主角。不过，这样的故事实在不算新鲜，四年前，惊人相似的历史曾在中国航油（新加坡）上演，时任其当家人的陈久霖至今仍在新加坡服刑。
而中信泰富的掌门人荣智健则要幸运得多。虽然中信泰富在杠杆式外汇合约中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当年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后者总共亏损5.5亿美元，而前者目前已录得超过1亿美元实际亏损，账面浮亏则将近20亿美元——但在亏损消息公布后的第二天，中信泰富的母公司中信集团立刻表示：会“协助安排15亿美元备用信贷”，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这笔备用信贷可能的使用方式时，23天后，2008年11月12日，中信集团与中信泰富签订协议：前者将用这笔钱购买后者专门为此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转换价格为每股8港元，比中信泰富10月31日停牌时的价格溢价32%。“烫手”的杠杆式外汇合约将大部分转至中信集团名下，中信泰富仅保留有业务需求的少部分合约。
在随后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的一份公告中，中信泰富称：自此项交易达成起，中信泰富将不再承担这些（外汇）合约的经济负担，也不再享有这些合约的收益。
转股完成后，中信集团持有的中信泰富股权比例将翻倍至约57.6%。虽然这将把荣智健原先19.17％的股份稀释到11.55％，但无论谁都能看出，这无疑是所有可能性中对荣智健本人和中信泰富最有利的一种了。
荣智健一向讨厌“红色资本家”这个称号，他也不喜欢被称为“荣毅仁之子”，但这一次，他可能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的身份成了他最重要的护身符之一。
说起来，这并非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护身符。上一次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向最大股东中信集团要求折价25％收购公司15％的股权，其中约13％将归荣智健一人独享。在所有人都质疑这是否“贱卖国有资产”时，收购方案出人意料地顺利获得通过。据事后的媒体报道，这是因为荣智健“动用很多高层关系做了工作”。
没想到，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信泰富的股价几乎跌去八成，这让融资收购的荣智健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危急关头，又是“来自国有当局的信贷支持”帮助他渡过难关。
期权合约 “小概率事件”？
中信泰富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了美元汇价在经济如此不景气时还上涨的“小概率事件”，但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今年7月，中信泰富与汇丰、花旗和法国巴黎百富勤等银行签订了数份杠杆式外汇合约——Accumulator，其中金额最大的是澳元累计期权合约，总额超过90亿澳元，锁定汇率0.87。
按照合同条款，中信泰富持有的澳元合约将于2010年10月到期。在这期间，中信泰富必须每月以0.87的固定汇率买入澳元。如果澳元升值，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但有一个上限；而无论澳元贬值到多少，它都必须始终以这一汇率接盘。更可怕的是，如果澳元兑美元的汇率跌破某一设定水平，中信泰富就要买入双倍数额的澳元。
签订合约的时候，澳元兑美元汇率在0.95左右，中信泰富有不小的利润空间。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目前美国处在金融风暴的漩涡核心，美元疲软将是长期趋势。
事实上，做空美元已经成为近年来蔚为流行的风潮。过去6年间，美元不断贬值，人们几乎已经对此形成了心理惯性，开始大肆在衍生品上“押注”美元走软，从海外银行购买衍生品合约。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去年末的两年内，全球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增长了78％，达到56万亿美元。
去年4月，香港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在一次记者会上公开了他的“发达秘笈”，其中一条就是“转本位”：将港元转做外汇，如欧元、英镑及澳元。他的理由是，港元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前景看跌，因此，将港元转做外汇，“什么不用做也可以赚10%以上。”
出人意料的是，美元汇价不按牌理出牌，恰恰在2008年7月之后，开始持续升值。迄今为止，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美元兑澳元的升值幅度便超过30％。目前，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0.67附近。
当然，你可以说，中信泰富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了美元汇价在经济如此不景气时还上涨的“小概率事件”，但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据中信泰富管理层的说法，公司签订澳元外汇合约是为了对冲其在澳洲铁矿石项目上的货币风险。但其澳洲项目的资本性支出加上未来的营运支出不到20亿澳元，合约金额却超过了90亿澳元。此外，按照合约规则，中信泰富最多只能获利4.3亿港元，而最大亏损却可能超过500亿港元，收益与风险明显不对等。
对此，几乎所有的分析师都表示“不理解”，普遍的观点是：中信泰富所签的累计期权合约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个合约中，他是卖方，卖出一个认沽期权给对手，自己只收一笔期权金。如果真是为了对冲澳元上升的风险，他应该做的是，买入澳元看涨的认购期权，一旦澳元上升，就可以以比较低的汇率入货，若是澳元下跌，也只会亏掉有限的期权金。
银河证券分析师张曦对《英才》记者表示：“国际投行忽悠起人来，也是不得了的。不止是中信泰富，随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其他的机构爆出问题。”
其实，同病相怜者早就大有人在。最著名的就是中国航油（新加坡）。2003年下半年，中国航油（新加坡）开始进入石油期权交易市场。当年年底，公司的盘位是空头200万桶，盈利可观。但到了2004年一季度，石油价格一路上涨，该季末，公司已经出现580万美元账面亏损。
本来应该及时平仓，但陈久霖太自信了。他始终认为油价一路上涨是“小概率事件”，他坚信油价冲高之后必然回落，冲得越快，跌得越狠，最后肯定能赚钱。于是，展期、再展期，陈久霖根本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止损上限，他把“小概率事件”直接从心理上忽略掉了。遗憾的是，正是这个“小概率事件”最终将陈久霖拖下万劫不复的深渊。
风险管理 成为摆设?
事发后，荣智健对公众表示，自己对这笔数亿美元的亏损“不知情”。
一个人因过于自信而犯错，可以理解，“赌性”是人类的通病。但一家公司若是抱着“赌一注”的心态从事业务，后果不堪设想。
中信泰富的巨亏曝光后，香港独立股评人david webb发现，中信泰富管理层在9月7日就发现了有关合约的问题，但在两天后公布的财务通告里，中信泰富坚称财务“没有异常”。
这是目前被指责最多的一点。国泰君安港股分析师罗雷对《英才》记者说：“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董事会承认9月初就知情了，却拖到10月20日才对外公布。要知道，时间拖得越长，信息外泄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就越难以解释。”
回到2004年，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航油（新加坡）的石油期权交易亏损连连，却一直未披露，甚至在即将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还在财报中大唱利好。
事后，很多人怀疑其内部根本没有风险控制体系。其实，这个体系一直存在。据媒体报道，中国航油（新加坡）的《风险管理手册》中规定：每名交易员亏损20万美元时，要向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亏损达37.5万美元时，要向CEO汇报；亏损50万美元时，则必须斩仓。遗憾的是，规范的风险管理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其实，中信泰富的公司制度里也有一条：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交易都需要向主席报告。但荣智健在事发后对公众表示，自己对这笔数亿美元的亏损“不知情”。
“在中信泰富管理层发现问题时，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在0.81左右，如果当时斩仓，损失会比现在小很多。但他们还是保留了大部分合约，应该是希望损失能够缩小吧。但继续这样的风险敞口是很危险的。”罗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