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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10月18日，南充市顺庆区滨江路上中坝大桥附近“泰合尚渡”建筑工地在施工中发现20口水井，大体有土井、陶圈井、砖圈井、砖陶圈混合井四种类型。从水井的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这20口水井的建造时代大致为汉代。
［关键词］南充；汉代水井；出土器物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24-02
2008年10月18日，有市民举报在南充市顺庆区滨江路上中坝大桥旁“泰合尚渡”建筑工地发现文物古迹。顺庆区文管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初步认定该古迹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住遗址。随后，顺庆区文物管理所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工作从10月26日开始，11月8日结束，共发现古水井20口，编号为J1-J20。因施工破壞严重，仅重点清理了保存较完整的6口水井（J2、J11、J12、J15、J19、J20），出土各类文物较多。
一、水井形制
此次发现的20口水井，分布在约南北200米、东西100米范围之内。J2、J3、J4、J7分别在J1东北4米、94米、96.5米、68.5米处，J5在J1正北75米处，J6、J8、J9、J10、J11、J12、J13、J14分别在J1之西北70米、60米、63米、48米、59米、86米、29米、54米处，J15、J16、J17、J18、J19、J20分别在J1之西南70米、80米、110米、104米、98米、98.5米处。由于工地施工破坏，所有水井口部均已不存，其中J12 、J20口部距离今地表约1米，J15、J16、J19、J17、J18的上部破坏十分严重，残存部分距地表8米以下，其余水井残存部分距地表约4米左右。通过对J15的钻探，发现井底深达基岩，由此推测这些水井本来深度10米左右，穿透了粉砂土层、砾石层、淤沙层等层位。
这些水井形制丰富，可分土井、陶圈井、砖圈井、砖陶圈混合结构井四种类型。
（一）土井
16口。经过清理的有J2和J11。井壁略显粗糙，一般未抹光，亦未见井圈。但个别水井，如J17、J18等井内有大量青膏泥，或许原有井圈，青膏泥用于填充井壁与井圈的空隙。J2因破坏较严重，仅留下1/3弧形井壁，残高96厘米。J11直径162厘米，残高120厘米。
（二）陶圈井
2口（J12、J19）。J12残高350厘米，井壁直径约120厘米，陶井圈内径80厘米，厚4厘米，每段井圈高46厘米。由于无完整器，井圈是否为一个整圈或由几段围合不详。外壁较直，内壁两头微凸。外壁印满垂直绳纹，内壁为素面。泥质夹砂灰陶,较坚硬。井圈有小孔，直径2～4.7厘米。井圈周围有回填土，说明是先掘成土井，然后用一节一节的陶圈叠砌而成。
（三）砖圈井
1口（J20）。圆筒形，上部被破坏，清理深度约50厘米。井圈紧靠井壁砌筑，由榫卯砖错缝平砌，以榫卯套合。井圈内径102厘米。砌井用砖为普通汉砖，有车轮形纹饰。卯口贯通砖的两面，砖长33厘米、宽22厘米、高10厘米。
（四）砖陶圈混合井
1口（J15）。圆筒形，上部被施工破坏，清理深度约2.5米。J15上部为砖砌井圈，下部为陶井圈，陶井圈与井壁相距约25厘米，内填青膏泥。井上部由圆弧形榫卯砖首尾套合围砌而成，残高91厘米。长方形榫头，卯口宽3厘米、长12厘米、深1厘米。砖长33厘米、宽22厘米、高8厘米。井下部高138厘米，由三段完整的陶圈（有一道接缝）叠砌而成, 每节高46厘米。陶井圈内径78.5厘米，壁厚3厘米。陶圈为夹砂黑陶，较坚硬，背面中部有一圈箍带，箍带上下均为粗绳纹，部分井圈上发现直径约4厘米的进水孔。近底处有大量鹅卵石。
二、 出土器物
水井中淤积了大量泥土，土内器物较多，主要有陶器、瓷器、砖瓦、石制品、骨骼等，以陶器最为常见。其中石质出土物见于J15，估计为井台残件。瓷器多为明清以后的青花片，见于J20。下文对出土陶器进行介绍，砖圈和井圈在前文已有介绍，此处略去。
就遗迹单位而言， J2出土陶片数十片，包括罐、纺轮、板瓦、筒瓦等，J11出土釜、罐、板瓦、筒瓦等陶片100余片，此外，还有竹木、灰烬。J12因破坏严重，除部分陶井圈外，未发现器物。J15出土大量残砖、陶片、竹木、动物骨骼、弧形石井台。J19出土陶井圈、陶片等。J20出土夹砂红陶小罐、高温黄釉大缸、近代瓷器、铁丝等。
上述水井出土陶器多为残片，未见完整器物。主要器型有罐、瓮、缸、钵、釜、瓦当、筒瓦、板瓦、纺轮等。
（一）罐
该类器物出土数量最多，形制丰富，主要有直颈罐、束颈罐等。直颈罐，如J15：1，夹细砂灰陶，平沿，方唇，直领，丰肩，肩部以下残。口径12.8厘米，残高5.8厘米。束颈罐，如J14：1，夹细砂灰陶，侈口，圆唇，束颈，斜肩。口部基本完整，肩部以下残。口径12厘米，残高5厘米。
（二）缸
如J14：2，夹砂黑陶。平沿略内凹，尖圆唇。直腹，上腹部密布细小瓦沟纹。仅存小部分口沿，残高9厘米。
（三）瓮
数量较多，形制较单一。如J11：1，夹砂灰陶，圆唇，束颈，广肩，颈、肩处各施细绳纹一周。口径12厘米，残高4.4厘米。
（四）平底器
出土各类平底器较多，如J11：2，夹砂红陶，下腹斜直略内凹，器内底加厚。底径8厘米，残高4厘米。
（五）钵
数量较少，如J11：3，惟一一件可复原容器。夹砂灰陶。敞口，圆唇，折腹。口径9.8厘米，底径4厘米，高4.8厘米。
（六）纺轮
1件。J2：1，泥质灰陶，残存一半。十一级圆台形，中有一穿孔。底部直径9.4厘米，高3.4厘米。
（七）瓦当
1件。J15：1，泥质黑陶，残存约1/4。卷云纹，直径14厘米，厚1.5厘米。
三、结语
从此次发现的20口水井形制看，土井较多，但时代特点不及其他种类突出。陶圈井的做法及陶圈形制与安徽寿县[1]西汉以及四川简阳[2]汉代同类水井类似。砖陶混合井的上部用弧形榫卯砖竖立围合，下部放置在一圈窄平台之上，这种做法与河南泌阳板桥水井群遗址东汉时期的J1相同。砖圈井J20使用的砖在当地东汉时期墓葬中很常见，因此可据此推定J20的建造时代为东汉。[3]
出土物在陶质、陶色、纹饰、器物组合、器形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在遗址和墓葬中很常见，如苏州北郊汉代水井、[4]上海金山戚家墩西汉水井[5]的出土器物均与此相近。此外，这批出土物中未见汉代以前遗物，汉代以后遗物除J20中出土不少外，其余水井基本未见。
综上，这批水井的建造年代大致为汉代，其中砖井和砖陶混合井的建造时代可确定为东汉。J20据今地表近10米深处仍出土有明清以后青花瓷和现代铁丝，估计废弃年代较晚。囿于材料难以更精确地推断其余水井的建造和废弃年代及相互间的早晚关系。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为表彰将军纪信舍身相救之功，下令在纪信家乡设置安汉县，县治即在今顺庆区舞凤镇清泉坝一带。[6]水井群遗址北距清泉坝仅1～2公里，这一带在汉代应人口密集，较为繁荣。这次发现的20口水井密集分布在2万平方米以内的区域内，水井之间距离远近不一，个别水井相距甚近。如J1与J2相距4米，J6与J8相距3米，J19与J20相距仅0.5米。同时，水井的分布很不均衡，有较大的空白，不排除施工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古井被完全破坏的可能，因此，水井的实际数量很可能超过20口。如此大量的水井密集分布在这一地区令人深思。如用于百姓日常生活，以一口井供养50人计，20口井大约可供上千人使用。由此可见，在这附近当时应有大型聚落，这与遗址位于县治附近的历史背景相吻合，个别井内出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建筑遗物也可作为旁证。县治所在地清泉坝一带海拔较高，而此次发现的水井群海拔较低，距离嘉陵江岸仅数十米。从工地施工情况看，遗址地下水位较高，距今地表10米左右即有丰富的地下水。因此，这里能得地势之利，成为安汉县先民的一个集中取水处。此外，也不排除这些水井全部或部分用于作坊的可能。不过，由于历史文献缺失，对汉代安汉县作坊情况所知甚少，加之此次工作未能在建筑工地范围发现作坊等遗迹，故此种推测尚难证实。
水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此次发现的汉代水井群，类型齐全，数量众多，在南充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国内其他地方能与之媲美的也不多，为我们研究汉代水井的开凿技术和南充地区汉代的历史、地下水位的变迁等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1]吴等汉：《寿县东门外发现西汉水井及西晋墓》，《文物》，1969年第7期。
[2]袁守新、樊增松：《四川简阳汉代水井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
[3]河南省文物队：《河南泌阳板桥古墓葬及古井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4]苏州博物馆:《苏州北郊汉代水井群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3期。
[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6]刘琳先生对安汉县治所在具体位置有过考证，他认为在唐宋时果州郡治——北津渡以北三里，今南充老城北八里的顺庆区舞凤镇清泉坝一带。详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安汉县”条，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95～96页。水井群遗址恰在北津渡一带，故与汉代安汉县治相去不远。
［关键词］南充；汉代水井；出土器物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24-02
2008年10月18日，有市民举报在南充市顺庆区滨江路上中坝大桥旁“泰合尚渡”建筑工地发现文物古迹。顺庆区文管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初步认定该古迹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住遗址。随后，顺庆区文物管理所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工作从10月26日开始，11月8日结束，共发现古水井20口，编号为J1-J20。因施工破壞严重，仅重点清理了保存较完整的6口水井（J2、J11、J12、J15、J19、J20），出土各类文物较多。
一、水井形制
此次发现的20口水井，分布在约南北200米、东西100米范围之内。J2、J3、J4、J7分别在J1东北4米、94米、96.5米、68.5米处，J5在J1正北75米处，J6、J8、J9、J10、J11、J12、J13、J14分别在J1之西北70米、60米、63米、48米、59米、86米、29米、54米处，J15、J16、J17、J18、J19、J20分别在J1之西南70米、80米、110米、104米、98米、98.5米处。由于工地施工破坏，所有水井口部均已不存，其中J12 、J20口部距离今地表约1米，J15、J16、J19、J17、J18的上部破坏十分严重，残存部分距地表8米以下，其余水井残存部分距地表约4米左右。通过对J15的钻探，发现井底深达基岩，由此推测这些水井本来深度10米左右，穿透了粉砂土层、砾石层、淤沙层等层位。
这些水井形制丰富，可分土井、陶圈井、砖圈井、砖陶圈混合结构井四种类型。
（一）土井
16口。经过清理的有J2和J11。井壁略显粗糙，一般未抹光，亦未见井圈。但个别水井，如J17、J18等井内有大量青膏泥，或许原有井圈，青膏泥用于填充井壁与井圈的空隙。J2因破坏较严重，仅留下1/3弧形井壁，残高96厘米。J11直径162厘米，残高120厘米。
（二）陶圈井
2口（J12、J19）。J12残高350厘米，井壁直径约120厘米，陶井圈内径80厘米，厚4厘米，每段井圈高46厘米。由于无完整器，井圈是否为一个整圈或由几段围合不详。外壁较直，内壁两头微凸。外壁印满垂直绳纹，内壁为素面。泥质夹砂灰陶,较坚硬。井圈有小孔，直径2～4.7厘米。井圈周围有回填土，说明是先掘成土井，然后用一节一节的陶圈叠砌而成。
（三）砖圈井
1口（J20）。圆筒形，上部被破坏，清理深度约50厘米。井圈紧靠井壁砌筑，由榫卯砖错缝平砌，以榫卯套合。井圈内径102厘米。砌井用砖为普通汉砖，有车轮形纹饰。卯口贯通砖的两面，砖长33厘米、宽22厘米、高10厘米。
（四）砖陶圈混合井
1口（J15）。圆筒形，上部被施工破坏，清理深度约2.5米。J15上部为砖砌井圈，下部为陶井圈，陶井圈与井壁相距约25厘米，内填青膏泥。井上部由圆弧形榫卯砖首尾套合围砌而成，残高91厘米。长方形榫头，卯口宽3厘米、长12厘米、深1厘米。砖长33厘米、宽22厘米、高8厘米。井下部高138厘米，由三段完整的陶圈（有一道接缝）叠砌而成, 每节高46厘米。陶井圈内径78.5厘米，壁厚3厘米。陶圈为夹砂黑陶，较坚硬，背面中部有一圈箍带，箍带上下均为粗绳纹，部分井圈上发现直径约4厘米的进水孔。近底处有大量鹅卵石。
二、 出土器物
水井中淤积了大量泥土，土内器物较多，主要有陶器、瓷器、砖瓦、石制品、骨骼等，以陶器最为常见。其中石质出土物见于J15，估计为井台残件。瓷器多为明清以后的青花片，见于J20。下文对出土陶器进行介绍，砖圈和井圈在前文已有介绍，此处略去。
就遗迹单位而言， J2出土陶片数十片，包括罐、纺轮、板瓦、筒瓦等，J11出土釜、罐、板瓦、筒瓦等陶片100余片，此外，还有竹木、灰烬。J12因破坏严重，除部分陶井圈外，未发现器物。J15出土大量残砖、陶片、竹木、动物骨骼、弧形石井台。J19出土陶井圈、陶片等。J20出土夹砂红陶小罐、高温黄釉大缸、近代瓷器、铁丝等。
上述水井出土陶器多为残片，未见完整器物。主要器型有罐、瓮、缸、钵、釜、瓦当、筒瓦、板瓦、纺轮等。
（一）罐
该类器物出土数量最多，形制丰富，主要有直颈罐、束颈罐等。直颈罐，如J15：1，夹细砂灰陶，平沿，方唇，直领，丰肩，肩部以下残。口径12.8厘米，残高5.8厘米。束颈罐，如J14：1，夹细砂灰陶，侈口，圆唇，束颈，斜肩。口部基本完整，肩部以下残。口径12厘米，残高5厘米。
（二）缸
如J14：2，夹砂黑陶。平沿略内凹，尖圆唇。直腹，上腹部密布细小瓦沟纹。仅存小部分口沿，残高9厘米。
（三）瓮
数量较多，形制较单一。如J11：1，夹砂灰陶，圆唇，束颈，广肩，颈、肩处各施细绳纹一周。口径12厘米，残高4.4厘米。
（四）平底器
出土各类平底器较多，如J11：2，夹砂红陶，下腹斜直略内凹，器内底加厚。底径8厘米，残高4厘米。
（五）钵
数量较少，如J11：3，惟一一件可复原容器。夹砂灰陶。敞口，圆唇，折腹。口径9.8厘米，底径4厘米，高4.8厘米。
（六）纺轮
1件。J2：1，泥质灰陶，残存一半。十一级圆台形，中有一穿孔。底部直径9.4厘米，高3.4厘米。
（七）瓦当
1件。J15：1，泥质黑陶，残存约1/4。卷云纹，直径14厘米，厚1.5厘米。
三、结语
从此次发现的20口水井形制看，土井较多，但时代特点不及其他种类突出。陶圈井的做法及陶圈形制与安徽寿县[1]西汉以及四川简阳[2]汉代同类水井类似。砖陶混合井的上部用弧形榫卯砖竖立围合，下部放置在一圈窄平台之上，这种做法与河南泌阳板桥水井群遗址东汉时期的J1相同。砖圈井J20使用的砖在当地东汉时期墓葬中很常见，因此可据此推定J20的建造时代为东汉。[3]
出土物在陶质、陶色、纹饰、器物组合、器形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在遗址和墓葬中很常见，如苏州北郊汉代水井、[4]上海金山戚家墩西汉水井[5]的出土器物均与此相近。此外，这批出土物中未见汉代以前遗物，汉代以后遗物除J20中出土不少外，其余水井基本未见。
综上，这批水井的建造年代大致为汉代，其中砖井和砖陶混合井的建造时代可确定为东汉。J20据今地表近10米深处仍出土有明清以后青花瓷和现代铁丝，估计废弃年代较晚。囿于材料难以更精确地推断其余水井的建造和废弃年代及相互间的早晚关系。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为表彰将军纪信舍身相救之功，下令在纪信家乡设置安汉县，县治即在今顺庆区舞凤镇清泉坝一带。[6]水井群遗址北距清泉坝仅1～2公里，这一带在汉代应人口密集，较为繁荣。这次发现的20口水井密集分布在2万平方米以内的区域内，水井之间距离远近不一，个别水井相距甚近。如J1与J2相距4米，J6与J8相距3米，J19与J20相距仅0.5米。同时，水井的分布很不均衡，有较大的空白，不排除施工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古井被完全破坏的可能，因此，水井的实际数量很可能超过20口。如此大量的水井密集分布在这一地区令人深思。如用于百姓日常生活，以一口井供养50人计，20口井大约可供上千人使用。由此可见，在这附近当时应有大型聚落，这与遗址位于县治附近的历史背景相吻合，个别井内出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建筑遗物也可作为旁证。县治所在地清泉坝一带海拔较高，而此次发现的水井群海拔较低，距离嘉陵江岸仅数十米。从工地施工情况看，遗址地下水位较高，距今地表10米左右即有丰富的地下水。因此，这里能得地势之利，成为安汉县先民的一个集中取水处。此外，也不排除这些水井全部或部分用于作坊的可能。不过，由于历史文献缺失，对汉代安汉县作坊情况所知甚少，加之此次工作未能在建筑工地范围发现作坊等遗迹，故此种推测尚难证实。
水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此次发现的汉代水井群，类型齐全，数量众多，在南充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国内其他地方能与之媲美的也不多，为我们研究汉代水井的开凿技术和南充地区汉代的历史、地下水位的变迁等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1]吴等汉：《寿县东门外发现西汉水井及西晋墓》，《文物》，1969年第7期。
[2]袁守新、樊增松：《四川简阳汉代水井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
[3]河南省文物队：《河南泌阳板桥古墓葬及古井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4]苏州博物馆:《苏州北郊汉代水井群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3期。
[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6]刘琳先生对安汉县治所在具体位置有过考证，他认为在唐宋时果州郡治——北津渡以北三里，今南充老城北八里的顺庆区舞凤镇清泉坝一带。详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安汉县”条，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95～96页。水井群遗址恰在北津渡一带，故与汉代安汉县治相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