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习惯于城市舒适生活的人来说，农村的生活不总是美好。我去过不少的农村，对于农村环境的变化深有感触。有不少农村最大的污染源是养猪造成的污水排放。农村几乎家家养猪，而猪圈总是和住宅混杂在一起。由于没有相应的排污措施，粪尿从各家猪圈里肆意渗出，在村里形成一条条无规则的污水沟，有的污水干脆就排放到村里的池塘。以往池塘里的水可以洗衣服，现在完全被废弃。更严重的是，由于污水下渗，村里的井被污染，不得不弃用，各家必需花钱打深井汲水，有的污染源来自人猪混居。和20多年前我在农村（儿时在外婆家就读小学）的时候一样，村里的许多人家仍然在家里养猪，猪圈往往和厨房离得很近，极易造成传染病的流行。还有，污染源是做饭的灶。过去村里人靠烧柴做饭，现在可以烧煤或煤气，但有的却燃烧的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原煤，污染可想而知。有不少农村的收入水平在全国属中游偏上水平，几乎家家有电视机，年青人几乎人手一部手机，许多人拥有摩托车，有的还有汽车，但环境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倒下降了；两相抵消，生活质量未必得到提高。在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居民们还要面对工业扩散所带来的化学污染问题。在一些地区，由于地下水被污染，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已经成为问题。农村本可以提供比城市更好的居住环境，但这种潜力在今天并没有显示出来。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挖掘这个潜力，把农村建设成可以提供体面生活的地方。
　　那么，体面的农村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认为，以目前中国农村的中等收入水平而言，一个体面的农村生活应该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即卫生环境、合理村庄布局、基本医疗保障、有序社会生活和民主政治过程。后两项内容尤其重要，往往是达到其他要求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卫生环境。卫生环境不是定绿化指标，更不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人人向往的花园，而仅仅是让环境达到不损害人的健康这个最低标准。但是，即使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血吸虫病在南方17个省、市重新抬头，和南方农村生物污染的加剧关系极大。污染排放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排放者承担的成本远远小于污染对社会造成的总成本。
　　在人民公社时代，克服这种外部性的方法是行政性的群众动员，20世纪60年代能够在南方控制血吸虫病的蔓延，就是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全面爱国卫生运动。今天，行政性的群众动员已经失去了制度基础，如何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洁净饮水。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差异极大，在许多地方，要实现为农村居民提供洁净饮水的目标并非易事。在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农村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日益困难；在西北地区，水源稀少，要达到洁净饮水的目标更是不易；即使是在水源丰富的南方地区，由于工业污染的扩散，以及来自地表渗透的生物污染，一些地方群众的用水也出现问题。
　　水是人生存的根本保障，是体面的生活的基本要素；不能保证水的供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无从谈起。如何提供洁净饮水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和一个民主治理问题。许多地方的缺水严重，不完全是水源稀少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引进合理的分配机制。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在缺水较严重的宁夏地区，引进市场和合理的协商机制，用水的紧张程度也会下降，而用水的平等程度则会上升。
　　
　　改造厕所。厕所的洁净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长期以来，国人形成了不冲厕所的习惯，要改造农村厕所，首先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朴正熙当年在韩国推行新村运动的时候，目标之一是改造韩国的国民性。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改造问题。在人民公社时代，这种改造是通过宣传和强制实现的；在今天，强制已经行不通了，但宣传和示范却是必要和可行的。现在的地方官员，恰恰是忽视了宣传和示范，而完全靠一味的蛮干，其结果是，哪怕他们做的是好事，到头来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改造厕所并不一定要给家家户户安装抽水马桶。在没有经济条件的地方，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渗漏问题，把分散的厕所进行相对的集中。有条件的农村，应大力推广以沼气技术，这样既达到了净化环境的作用，又为农户提供廉价的燃料。
　　总之，建立或改造村庄排水系统至少达到：一个是封闭，另一个是防渗，再一个是和生产、生活用水分离这3个方面；封闭可以达到消除臭味的作用；防渗可以避免污染地下水；和生产、生活用水分离可以防止细菌向人体的传播。改造牲畜的饲养方式：首先是人畜分居，然后是修造必要的排污设施，让污水排入村子的排污管道；成熟的村庄，应适当将畜圈集中，降低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