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糟糕的，事实上，在此之前，它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发作了很多次。只不过，你现在感受到的“拟态环境”让你以为情况如此糟糕，它到底了，还是才刚刚下坡触底？
　　6月24日股市上演了“黑色星期一”。直至如今，股市依旧疲软。关于暴跌原因，专家纷纷指向“钱荒”。
　　早在2009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文章《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文章引用哈耶克的观点指出，新增的货币投放到经济与市场后，像具有黏度的液体如蜂蜜一般，在流淌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一位置鼓起一个包来，然后再慢慢变平。这意味着，过量的货币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漫游”，结果就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了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周其仁后来一度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颇为推崇1994年通过的《人民银行法》。该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在周其仁看来，用人大立法来确立央行的权威，一举消除了多年以来通胀屡起的病灶——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当时几大银行呆账坏账不少，以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方式使得不良资产剥离，四大国有银行得以重整旗鼓上市，银行挣钱挣得不好意思仿佛才是前几天的事情。
　　有人士指出，这是一种饥饿疗法，饥饿疗法就是饿死一批，饿晕一批，活下来的是顺应市场的，生命力强的。不破不立，破立之间，就是重启改革议程。
　　此轮风潮中，央行的态度明显而坚决，多次连续性的表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流动性整体适度，多因素叠加致利率波动”。这个表态恰恰表明，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时候，需要对“大尾巴”动手了。信号亦是如此明确：不要迷恋以往的路径依赖。
　　道格拉斯·C·诺思把路径依赖的技术变迁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成功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结果在痛苦的深渊中越陷越深，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 “锁定”状态，要想脱身而出就变得十分困难。
　　有因就有果，时候到了——催生改革红利，从存量改革到增量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让资金往符合发展趋势的实体经济配送。
　　可以打个比方：经济体过热或者过冷，那就好比人体生病了，需要一场感冒或者咳嗽，刺激免疫系统和防卫系统做出反应。某种意义上而言，监管层发动了一次压力测试，试图逼迫各大银行将资金从金融空转和不良产能中释放出来，投向实体经济中潜在的优质资产，以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资本错配问题。
　　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一个经济的宏观模型甚至微观模型要想有用，就必须将制度约束纳入到模型中去。”从诺思的理论出发，简政放权、保障民生、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等等都是在制度层面的稳步推进，将制度约束纳入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中去。
　　《黄帝内经》有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窗口期已经过去。现在的问题是，严峻性和复杂性都已显现，必须动手了，该溃破的溃破，该手术的手术，该调理的调理，倒逼也好，闯关也好，最终就是要使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平稳着陆的同时，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支点杂志2013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