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2011年第6期《世纪》刊登的柯达《我看到的戴厚英》一文后，曾经的那个特立独行，藏不住喜怒哀乐，却坦诚爱国的戴厚英，彷彿又活生生地站到了面前。
　　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戴厚英的知名度，不单是因为写了一部曾引起很大争议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主要是她生前所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不可思议和不合群、常做出惊人之举的个性，她那不懂人情和规则的性格，也使她活得很累，有人想批判她的作品，有人对她行事有看法。当然，戴厚英还是戴厚英，她爱国、敬业，坚持讲真话，对女儿舐犊情深，对朋友真诚，这源于她的极端自信和天生的平等观。
　　文化界中的这种特立独行个性，并不是自戴厚英始，远一点说，有东汉末的狂人祢衡、华佗、左慈，晋代的陶渊明和“竹林七贤”，明代的李卓吾、徐渭，清代的郑板桥、吴敬梓；近一点说，如罗稷南、陈寅恪、萧军、陈景润、吴祖光等，这些人不仅有鲜明个性，更有外界难以认同、理解的怪癖举动。但在学术事业上，他们却执着追求到底，不受社会干扰影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因为不迎合、不趋时、特立独行的个性，他们便能说真话、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类人个性的形成，大致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激动型的先天心理，二是偏执型的思想方法（即钻牛角尖），三是坦荡型的无羁绊举动。这类有个性的文化人，追求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生活方式，不迎合潮流，不计较光荣的孤立。其实，正是这样的个性，才是社会独特的精神财富：他们的思想唯其不受约束，才能如天马行空般超出俗人想象，进入不可知世界纵横驰骋发现和探索新的科学、真理（爱因斯坦、霍金就是这样造就的）；他们的行为唯其宁折不弯，才能让人们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听到真话；他们的性格唯其执着到畸形偏向，才能在某个领域钻进去出不来而做出贡献。所以，包容、宽容这类知识分子，既是社会的需要，更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应该认识到，一个社会存在这类有个性的文化工作者，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些文化人强烈的个性看起来不合群、“无法无天”，但实际也是社会的正常成员，他们尽管人数很少，但却有权获得社会的尊重、包容。为此，各级政府领导和社会公众，不应用趋同的标准、世俗的偏见对待他们，而应多一份宽容和理解。俞正声前不久在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十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文化工作者思想活跃，其中不少喜欢特立独行，对待他们的个性问题不能用一般的共性要求，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能靠行政命令，并提出“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个性”，“创造生动活泼、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对待有个性的文化界人士，需要的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宽大胸怀。
　　（作者为作家、剧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