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瑞典〕阿萨·林德贝克著，张自庄、赵人伟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0.56元。
林德贝克是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家，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期间在美国哥伦比亚等大学讲学。当时，由于美国进行侵越战争和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对美国和苏联的经济体制普遍感到失望，“新左派”的经济思想一度活跃于欧美各国。所谓“新左派”，支脉繁多，观点混杂，既有斯威齐等老左派的观点，又有曼德尔等托洛茨基派的观点。林德贝克把“新左派”经济学对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评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忽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忽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权力；2.不注意财富和社会权力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3.偏重于特定的偏好条件资源的分配，而忽视这些偏好是在经济因素之外形成的；4.太注意产品和劳务的增长，而忽视生活质量的提高；5.重视经济体制的局部改良，而忽视经济制度的根本的质的变化。林德贝克认为，“新左派”提出的以上问题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们既强烈地反对西方的市场制度，又强烈地反对苏联集权的官僚主义；他们主张分权，但又反对采用市场机制；他们要求社会平等，但又反对必要的行政管理和集中计划；因此，“新左派”的观点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林德贝克对“新左派”观点所作的批评是合乎逻辑的。
林德贝克根据“新左派”对当前东西方经济体制的批评和对社会经济变革所提出的建议，提出了以下六个在经济体制的运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作为资源分配方法的市场和行政管理方法之间的选择；二、在决策过程中集权和分权之间的选择；三、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选择；四、对物质刺激(诸如利润和工资差别)应依赖的程度；五、各个公司和个人在竞争和合作之间的选择；六、“经济发展”的意义。总的来说，林德贝克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往往带有西欧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偏见，从“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角度出发，企图通过某些改良来调和阶级利益。因此，林德贝克对“新左派”经济学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他自己。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他对这些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
本书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经济体制中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发表对“比较经济制度”这门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目前，在“比较经济制度”这个领域中普遍重视研究经济模式的选择、作为协调机制的计划和市场如何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建立合理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的问题，如何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及如何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采用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密切结合各国的实际，对这些问题得出正确的答案，确实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也就是我们要认真地批判地研究包括林德贝克这本书在内的“比较经济制度”这门学科的意义所在。
(荣敬本)
《现代经济词典》，〔美〕格林沃尔德著，本书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2.50元。
这本书是根据美国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修订第二版译出的。原书编者用了四年工夫编成这部词典。第一版是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由于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美国经济学发生了较大的演变，即从“新经济学”阶段进入所谓“新经济计划”阶段。而且在这期间，凯恩斯主义者同货币主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样，在经济学中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术语，而旧的经济术语的定义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就使编者不得不为修订第二版花费很大的气力，用了两年时间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按照最新情况修订了参考资料，也修订了全部图表，最后才完成了这一版本。
原书的副标题是：《经济条目和组织机构条目手册》，从这个副标题可以看出，这本词典共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经济条目；第二部分是组织机构条目。第一部分对一千四百多个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常用的经济和经济学术语作了简单的解释，凡属有争论的则将各派的说法一并列入。这一部分还列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统计图表。第二部分共介绍了二百二十多个私人和政府的非营利机构、各种协会以及经济学方面和销售活动方面的研究机构等。
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论著中，不但有大量内容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而且还有直接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对于这些，我们要知己知彼，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对这些谬论给予有力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有一些东西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我们可以在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吸收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比较合理的、有用的科学成分，运用于我国现实经济实践。这本词典中的“生产函数”、“比较利益”、“投入——产出分析”、“计量经济学”、“弹性需求”、“弹性供应”等条目都可供我们参考和变通运用。
我们也要感谢这个词典的译者和校者。他们花费了不少心血，力求译文准确、清楚，确实给我国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它不仅是经济学研究、教学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阅读外国经济学著作的重要词典，同时也是经济翻译工作者的必备工具书。随便举个例子，譬如说mark up一词，在一般英汉词典中解释为涨价或标高价格，而实际上这个经济学术语却是指在成本之上的加成，即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在这部词典中对mark up一词很恰当地译为毛利。这样在阅读国外经济学著作或搞翻译工作时，利用这本词典就可以避免望文生义、主观推测以致弄错的问题。
(张纯音)
《汉简缀述》，陈梦家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1.95元。
陈梦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他以研究甲骨文、金文著称于世。他的《殷墟文字缀合》所取得的成果，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
陈先生研究汉简，是从一九六○年开始的。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墓发现《仪礼》的竹木简，陈先生赴兰州参加了这批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一九六二年初，完成了《武威汉简》的编写。遂以此为契机，陈先生的兴趣，从甲骨文、金文转向汉简的研究。从此以后，直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含冤去世，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先后写出十四篇论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汉简缀述》，这是他研究汉简成果的结集。
在武威汉简发现以前，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西北部五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简牍，即从一九○六至一九四四年在敦煌地区三批发现的汉简，称之为敦煌汉简；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年在酒泉地区发现的汉简，称之为酒泉汉简；一九三○年在张掖地区发现的汉简，称之为张掖汉简；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新疆罗布卓尔发现的汉简，称之为罗布卓尔汉简；一九五九年发现的武威汉简。大量的简牍，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汉代边塞情况，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对汉简的研究，前人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王国维、罗振玉、马衡、劳干等人的研究成果一向为世人所注目。或考释其文字，或对某些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探索。陈梦家先生后来居上，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把汉简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首先，陈梦家先生对汉简(包括其形制和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此书所收的十四篇文章来看，可分如下几个方面：汉代的边塞防御设施及烽燧制度，汉代边塞的军事组织系统以及相应的职官制度，西汉边陲的行政建置及地理沿革，汉代历表及朔闰的考订，由实物所见汉代的简册制度等。陈先生把实物及其文字资料与文献典籍的记载进行综合研究，既补充了文献载籍之不足，又能充分体现出土汉简之史料价值，从而填补了汉代历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加强了汉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陈梦家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人的研究，往往是或者只考释其文字，或者孤立地用汉简比勘文献，所以研究成果也相应地受到局限。有鉴于此，陈梦家先生十分注意把汉简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由于他的研究方法较之前人更为科学慎密，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更为突出。
遗憾的是，陈梦家先生去世过早，他若能看到长沙马王堆和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简，相信他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魏连科)
《辛亥革命诗词选》，刘运祺、蔡生编注，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第一版，0.95元。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长期来已有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还很不够，特别是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个相当重要的阶段，长期近于荒芜。本书的出版，犹如春雨中的一犁，是可贵而及时的。
辛亥前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他们生气勃勃，充满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们之中的革命者，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用血与火映红了历史。他们于奔走革命、戎马倥偬之际发为吟咏，大多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斗争。许多投身于革命的人物，并不以诗人名，但都有过不少的诗歌创作，可惜由于多年来很少有人进行认真、系统的搜集整理，加之历年的战火和林彪、江青之流制造的浩劫，想窥一斑，也非易事。因此，
本书对于我们，更弥足珍贵了。本书收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四十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为了推翻腐朽残暴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先驱者大都出监入狱，备尝艰难，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集中所选的诗词中，有不少是烈士的绝笔。透过这些掷地有声的诗篇，能使人领会到先烈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如赵声的《赠吴樾》：“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熊朝霖的《绝命诗》：“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读了这些诗以及书中所附作者小传，真使人有高山仰止之感。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列强虎视鹰瞵，蚕食鲸吞，清王朝颟顸腐败，只知道镇压人民。激烈的斗争催人早熟。本集中的作者，当时大都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但却能激扬文字，显露出诗人的才华。如邹容的《狱中答西狩》，虽然文字间不无少年人的稚嫩，但却不仅有一种所向披靡的锐气，而且具有感人的力量，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
书中还收入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朱德、董必武等所写的诗词。这些诗歌，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前辈所走过的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对于当时鼓吹革命甚力的文学团体“南社”，本书收入了其中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等九人的诗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辛亥前后的社会面貌和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此外，编者还汇集了湖北的学生军歌和流行在湖南、四川的一些竹枝词，其中有些显然系文人之作，但作者能有意识地向民歌学习，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学风气。
本书不仅选录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两首诗，而且也收入了一些流露出不太健康情绪的作品，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
总的说来，本书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本，但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书中诗人的小传上，如书中介绍朱执信，谓：“袁世凯称帝，他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这就把史实搞乱了。其实，袁氏称帝，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底至一九一六年，“二次革命”则是一九一三年发生的，而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则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把袁氏称帝搞到“二次革命”之前，显然是错误的。这类讹误错漏书中还有不少。
另外，在选目方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如朱锡梁《从军歌》十首中的：“民贼独夫五鼎烹，世间无复国君名。共和年月日初吉，记凯旋门志初成。”以及王葆桢、沈昌直、潘飞声等人的诗词，文情并茂，似也应适当选录。
(张中)
《郁达夫游记》，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重印，0.55元。
本书是重版书。一九三六年郁达夫在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一九三四年初版)的基础上，亲自增订了一本《达夫游记》，由上海文学创造社出版。本书就是根据一九四八年上海杂志公司的本子重印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郁达夫感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携全家移居杭州，不顾鲁迅的劝告，执着地去追求少年时就有过的梦——名士归隐的梦。“曾与严光留密约，鱼多应共醉花荫。”想仿效家乡的古人严子陵一样飘泊隐逸，游山玩水，寻故访遗，履迹遍于东南五省。“富春江上神仙侣”的生活象梦一样飘渺，又象梦一样消逝。但毕竟留下了许多清新隽永的散文名篇。本书就是这些作品的结集。
郁达夫的游记，虽浅斟低唱，流连于山光水色之中，但并非超尘脱世。游记中饱和着他对人生、对社会的强烈的爱憎。或借景抒情，或借古喻今，戟刺时事，兼披中怀。
郁达夫的游记善于体物，长于叙事。似乎他不屑于对文章的剪裁和斟酌，行文如一泓山泉，清新活泼。妙在得其自然，具有一种诗的抒情格调。郁达夫在论散文写作时说：“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写起来，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所意想那么的简洁周至。”(《清新的小品文字》)这是他认为的散文标准，从中也可瞥见他自己的散文风格。
郁达夫的游记中镶嵌了许多旧诗，珠联璧合，格律的诗和散文的诗融为一体。以补充文章中没有说完的余意，没有抒尽的情愫。使游记显得跌宕多姿，文趣横生。更富有意义的是，郁达夫探索了新文学中如何吸取旧文学精华的道路。
读郁达夫的游记，似乎随着他的笔触，徜徉于明山秀水之中，整个身心沉浸在浓郁的诗情画意里。读罢《郁达夫游记》，我不由想起王国维的一段话：“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人间词话》)(王稼句)
《长夜》，姚雪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0.77元。
照常情说，谁也不会异想天开地去写二十年代旧中国北方农村的“杆子”生活。
然而作家姚雪垠在写他熟习的生活，写他感受最深，不写不快的生活时，写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从中就反映了这样的生活。
凡是年在半百以上的中原人氏，对作者在《长夜》中再现的杆子生活，社会民情，魔窟中的各色人物，并不生疏。其实这在当时冀、鲁、豫、晋、陕、苏等广大农村，曾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大家常说的军阀混战，就是这种状况的集中表现。《长夜》中点出的军阀对杆子的收编活动，是符合那时的社会实情的。
那时整个北方农村处于崩溃瓦解状态。党的活动，尚停留在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南方虽已出现了星星之火，在酝酿革命，然而整个北方农村，仍然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制下呻吟、挣扎。长夜漫漫，到处土匪横行，地主怂恿红枪会、大刀会、民团，恣意作恶，真是风大好放火，夜深好杀人。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紧扣住一个主题思想——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长夜》是对这种旧中国“吃人”的历史，作了一幅形象的补充。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古老落后、正在崩溃的北方农村，有过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生活。在那里军阀、恶霸地主、杆子头、红枪会、大刀会、职业流氓、赌徒、娼妓、刽子手，是社会肌体上生长出来的痈疽。他们把千百万劳动者当作肉食的对象、捕捉的猎物。在那里兽性代替了人性，社会的变态现象，成了社会的正常生活。人变成了畸形动物——以杀戮为游戏，养娈童，在“花票”肚皮上摸纸牌。这一切，都是从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毒根上生长、分蘖出来的。那个正在腐烂、崩溃的宗法氏族的社会里，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不为强盗，便为强盗所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斗争，转化为各种带枪的暴力集团之间的互相勾结、利用；又互相残杀，火并。
那些杆子中的多数“匪众”，是破产的农民、饥民、“暴民”，从他们身上自然会联想到黄巢的人马，李闯王的队伍。原始的农民暴动，历来被“正史”家称为“盗”与“匪”的。可是他们所以铤而走险，多数人是被生活逼上梁山的。杆子头李水沫(破落地主子弟)的麾下，就聚积了不少这样的人物。
那时的北方农村，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还没有党的工作，这支原始的杆子队伍，不可能接受党的影响，不会有更好的结局，而李水沫这支杆子，被军阀队伍打垮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使人感觉，作者的艺术描写，确实是扎根在生活的现实土壤里的。
生活在今天的读者，透过《长夜》看看昨天的旧中国的这个生活侧面，会使我们增长些社会、历史知识，从而对新旧社会有个确切的了解。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这个百科全书里，添上《长夜》这个篇目，会使它更丰富。尽管它是自传体，没有在纵观上展开。(杨平)
《桑青与桃红》，聂华苓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第一版，0.46元。
台湾省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常见的主题。用海外评论家的话说，就是“放逐”的主题。在这类主题的作品里，有的不是怀旧，也非思恋故土，而是反思。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应是属于这类文学的。
聂华苓在重新认识历史。她对自己提出要“跳出个人恩怨，重新认识历史”。这种反思，无法不在桑青的思想性格和命运上留下痕迹。
桑青与桃红，是小说同一个女主人公的双重性格。小说采取双线平行结构，即桑青的故事与桃红的故事，是平行发展的。因而人物双重性格的对比，鲜明而强烈。桑青是安分而娴静的，桃红则毫无操守，在沉沦、挣扎于毁灭的深渊之中。然而，桑青是桃红的历史起因，桃红则是桑青的历史结局。这种起因与结局的组合，乃是桑青的生活道路，是一种漫长的穷途末路。作家对桑青的悲惨命运，是寄于同情的。尽管在离开大陆、流落台湾的经历方面，作家与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但她无法改变桑青的悲剧结局，这固然是一部分离开大陆的中国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但也是作家对已往的重新认识。聂华苓对桑青所处的社会生活的描绘，是较为真实的。小说集中地描绘揭示了旧制度给现代生活和中国人所带来的困境。
桑青的翁姑沈家老太，感到世风骤变，不断地梦呓着：“九龙壁倒坍了”。在解放军的炮声中，沈老太与梦中的九龙壁一起倒下了。作家在小说的前言中告诉读者，这是象征旧制度的崩溃。但是，在国内被革命炮声打断了的旧制度的传统，却在台湾被承祧下来。小说对这点，寓言为从墓穴爬出来的僵尸作祟吃人的故事。作家对现代生活的这种真实描写，确实是实践了“跳出个人恩怨，重新认识历史”的自强要求。
所以，在作家较为清醒描述的生活环境里，桑青所选择的生活的悲剧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这就是说，桑青是被困在旧制度里，最后又随着旧制度一起到了台湾。这里，桑青是个弱女子。与其说桑青是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流亡者，还不如说，她是盲目地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也就意味着：桑青的生活道路，是痛苦的，没有希望的。我想，这是《桑青与桃红》对于历史的反顾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自省的意义。
不过，就从国内出版的《桑青与桃红》的本子看，桑青作为艺术形象，欠完整。例如：桑青何以离开大陆的内在因素，作家似乎故意回避了的，因而似乎也故意地将桑青写得在思想上是浑浑噩噩的样子。因为生活骤变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去留问题，一般地难以没有反应的。再有由于国内版本删节了小说的第四部分，桑青何以从人变为鬼，即桃红，只能由读者的想象去补充了——然而，作为艺术形象来说，却是个损害。(陈子伶)
《大观园》，顾平旦编，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1.50元。
在红学研究上，对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评论，版本考证，及曹雪芹家世等，都有专门研究，甚至《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也有专门的评论。而关于大观园的研究，则海内一直未见有专集问世。
本书收集有关大观园的研究文章及资料、图片等为一册，成为一部专门研究大观园的书籍。这在红学研究、出版史上，是值得一提的。它不仅对红学研究者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资料，而且对红学爱好者来说，也未始不是一本可供阅读和欣赏的书籍。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大观园布局的研究，大观园艺术描写的研究，大观园思想内容的研究，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大观园地点的研究，以及大观园诗词笔记辑录，大观园研究论文索引等。书中还收录了台湾、香港和国外学者的文章。从以上所举各部分内容来看，这部书特色之一，是汇编比较详尽和完备。
该书另一个特色是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大观园布局上，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意见，即：大湖中心说，中央大路说，二者皆无说(具体布局也互有歧见)。此外，还有曹雪芹拆迁改建西花园说。书中收进了持以上各种意见的文章。在大观园地点上，也把几家之说一并收入。如主南说，主北说，两者综合说，雪芹虚构说；再如，恭王府究竟是不是大观园，就包括有肯定说，否定说，及从“大观”到“萃锦”(恭王府花园)说等。在西花园上，有主在曹家江宁(南京)织造署西园说，及西花园乃位于北京的西郊(畅春园西)说。
该书第三个特色是，图文并茂。书前附有插页十二幅，有清人及近人绘制的各种大观园图，及恭王府图、照片，南京随园访胜图等。文中还有插图多幅。每篇正文前均有园林题图。
该书第四个特色是，装帧精美。封面题“大观园”三字者，为已故著名文学家茅盾，封面封底设计为画家戴敦邦画的大观园图，彩色胶印，扉页题字是著名书法家启功，篆刻为王少石，封皮带勒口，近于简精装。
由于具有以上几个特色，所以，《大观园》一书虽然主要属于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集，但编排活泼而不古板，图文并茂而并不单调乏味。读来不仅使人意趣盎然，而且对曹雪芹笔下的这座大观园，也有助于更深地理解，识其庐山真面目。
当然，由于编书受时间所限，及另外一些客观原因，该书未能将有关大观园研究的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文章收入，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曹保泉)
《雪莱诗选》，江枫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98元。
本集共译出雪莱诗九十一首。一向被选家认为必选的雪莱代表作，如《西风颂》、《致云雀》、《云》等均已包括在内，而诗人的一些不那末为人重视的“少作”，如八岁时写就的《猫》，也同时见诸本集。有此一卷在手，读者对雪莱这位少年早慧的天才，大概也能得到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查良铮的《雪莱抒情诗选》出版迄今，已凡二十余年。二十年里，查氏的这部优秀译作一直未能获得再版的机会；以后，更因为译者的逝世，导致书中的某些误译，至今未能得到订正。这一册《雪莱诗选》的出版，正好可以匡此不逮。
江枫的译文，有他个人的特色，绝非是前人劳动成果的简单重复而已。他用韵力求追步原诗，在赋予译诗以更多的音乐性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较之查译，他在“信”上犹有过之，在“达”和“雅”上则似有未及。他的遣词造句，还不那末精炼老到，而稍微给人以拖沓之感。这点似乎无足深怪，查良铮也只是在大量翻译普希金、拜伦、济慈以及布莱克的基础上，然后才达到《雪莱抒情诗选》的成就的。
(马文通)
品书录
荣敬本/张纯音/魏连科/张中/王稼句/杨平/陈子伶/曹保泉/马文通
林德贝克是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家，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期间在美国哥伦比亚等大学讲学。当时，由于美国进行侵越战争和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对美国和苏联的经济体制普遍感到失望，“新左派”的经济思想一度活跃于欧美各国。所谓“新左派”，支脉繁多，观点混杂，既有斯威齐等老左派的观点，又有曼德尔等托洛茨基派的观点。林德贝克把“新左派”经济学对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评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忽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忽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权力；2.不注意财富和社会权力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3.偏重于特定的偏好条件资源的分配，而忽视这些偏好是在经济因素之外形成的；4.太注意产品和劳务的增长，而忽视生活质量的提高；5.重视经济体制的局部改良，而忽视经济制度的根本的质的变化。林德贝克认为，“新左派”提出的以上问题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们既强烈地反对西方的市场制度，又强烈地反对苏联集权的官僚主义；他们主张分权，但又反对采用市场机制；他们要求社会平等，但又反对必要的行政管理和集中计划；因此，“新左派”的观点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林德贝克对“新左派”观点所作的批评是合乎逻辑的。
林德贝克根据“新左派”对当前东西方经济体制的批评和对社会经济变革所提出的建议，提出了以下六个在经济体制的运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作为资源分配方法的市场和行政管理方法之间的选择；二、在决策过程中集权和分权之间的选择；三、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选择；四、对物质刺激(诸如利润和工资差别)应依赖的程度；五、各个公司和个人在竞争和合作之间的选择；六、“经济发展”的意义。总的来说，林德贝克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往往带有西欧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偏见，从“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角度出发，企图通过某些改良来调和阶级利益。因此，林德贝克对“新左派”经济学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他自己。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他对这些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
本书的意义正是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国经济体制中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发表对“比较经济制度”这门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目前，在“比较经济制度”这个领域中普遍重视研究经济模式的选择、作为协调机制的计划和市场如何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建立合理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的问题，如何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问题，以及如何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采用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密切结合各国的实际，对这些问题得出正确的答案，确实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也就是我们要认真地批判地研究包括林德贝克这本书在内的“比较经济制度”这门学科的意义所在。
(荣敬本)
《现代经济词典》，〔美〕格林沃尔德著，本书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2.50元。
这本书是根据美国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修订第二版译出的。原书编者用了四年工夫编成这部词典。第一版是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由于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美国经济学发生了较大的演变，即从“新经济学”阶段进入所谓“新经济计划”阶段。而且在这期间，凯恩斯主义者同货币主义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样，在经济学中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术语，而旧的经济术语的定义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就使编者不得不为修订第二版花费很大的气力，用了两年时间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按照最新情况修订了参考资料，也修订了全部图表，最后才完成了这一版本。
原书的副标题是：《经济条目和组织机构条目手册》，从这个副标题可以看出，这本词典共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经济条目；第二部分是组织机构条目。第一部分对一千四百多个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常用的经济和经济学术语作了简单的解释，凡属有争论的则将各派的说法一并列入。这一部分还列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统计图表。第二部分共介绍了二百二十多个私人和政府的非营利机构、各种协会以及经济学方面和销售活动方面的研究机构等。
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论著中，不但有大量内容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而且还有直接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对于这些，我们要知己知彼，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武器，对这些谬论给予有力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有一些东西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我们可以在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吸收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比较合理的、有用的科学成分，运用于我国现实经济实践。这本词典中的“生产函数”、“比较利益”、“投入——产出分析”、“计量经济学”、“弹性需求”、“弹性供应”等条目都可供我们参考和变通运用。
我们也要感谢这个词典的译者和校者。他们花费了不少心血，力求译文准确、清楚，确实给我国读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它不仅是经济学研究、教学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阅读外国经济学著作的重要词典，同时也是经济翻译工作者的必备工具书。随便举个例子，譬如说mark up一词，在一般英汉词典中解释为涨价或标高价格，而实际上这个经济学术语却是指在成本之上的加成，即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在这部词典中对mark up一词很恰当地译为毛利。这样在阅读国外经济学著作或搞翻译工作时，利用这本词典就可以避免望文生义、主观推测以致弄错的问题。
(张纯音)
《汉简缀述》，陈梦家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1.95元。
陈梦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他以研究甲骨文、金文著称于世。他的《殷墟文字缀合》所取得的成果，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
陈先生研究汉简，是从一九六○年开始的。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墓发现《仪礼》的竹木简，陈先生赴兰州参加了这批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一九六二年初，完成了《武威汉简》的编写。遂以此为契机，陈先生的兴趣，从甲骨文、金文转向汉简的研究。从此以后，直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含冤去世，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先后写出十四篇论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汉简缀述》，这是他研究汉简成果的结集。
在武威汉简发现以前，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西北部五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简牍，即从一九○六至一九四四年在敦煌地区三批发现的汉简，称之为敦煌汉简；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年在酒泉地区发现的汉简，称之为酒泉汉简；一九三○年在张掖地区发现的汉简，称之为张掖汉简；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新疆罗布卓尔发现的汉简，称之为罗布卓尔汉简；一九五九年发现的武威汉简。大量的简牍，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汉代边塞情况，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对汉简的研究，前人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王国维、罗振玉、马衡、劳干等人的研究成果一向为世人所注目。或考释其文字，或对某些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探索。陈梦家先生后来居上，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把汉简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首先，陈梦家先生对汉简(包括其形制和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此书所收的十四篇文章来看，可分如下几个方面：汉代的边塞防御设施及烽燧制度，汉代边塞的军事组织系统以及相应的职官制度，西汉边陲的行政建置及地理沿革，汉代历表及朔闰的考订，由实物所见汉代的简册制度等。陈先生把实物及其文字资料与文献典籍的记载进行综合研究，既补充了文献载籍之不足，又能充分体现出土汉简之史料价值，从而填补了汉代历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加强了汉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陈梦家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人的研究，往往是或者只考释其文字，或者孤立地用汉简比勘文献，所以研究成果也相应地受到局限。有鉴于此，陈梦家先生十分注意把汉简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由于他的研究方法较之前人更为科学慎密，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更为突出。
遗憾的是，陈梦家先生去世过早，他若能看到长沙马王堆和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简，相信他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魏连科)
《辛亥革命诗词选》，刘运祺、蔡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长期来已有不少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还很不够，特别是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个相当重要的阶段，长期近于荒芜。本书的出版，犹如春雨中的一犁，是可贵而及时的。
辛亥前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他们生气勃勃，充满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们之中的革命者，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用血与火映红了历史。他们于奔走革命、戎马倥偬之际发为吟咏，大多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斗争。许多投身于革命的人物，并不以诗人名，但都有过不少的诗歌创作，可惜由于多年来很少有人进行认真、系统的搜集整理，加之历年的战火和林彪、江青之流制造的浩劫，想窥一斑，也非易事。因此，
本书对于我们，更弥足珍贵了。本书收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四十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为了推翻腐朽残暴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先驱者大都出监入狱，备尝艰难，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集中所选的诗词中，有不少是烈士的绝笔。透过这些掷地有声的诗篇，能使人领会到先烈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如赵声的《赠吴樾》：“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熊朝霖的《绝命诗》：“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读了这些诗以及书中所附作者小传，真使人有高山仰止之感。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列强虎视鹰瞵，蚕食鲸吞，清王朝颟顸腐败，只知道镇压人民。激烈的斗争催人早熟。本集中的作者，当时大都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但却能激扬文字，显露出诗人的才华。如邹容的《狱中答西狩》，虽然文字间不无少年人的稚嫩，但却不仅有一种所向披靡的锐气，而且具有感人的力量，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
书中还收入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朱德、董必武等所写的诗词。这些诗歌，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前辈所走过的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对于当时鼓吹革命甚力的文学团体“南社”，本书收入了其中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等九人的诗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辛亥前后的社会面貌和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此外，编者还汇集了湖北的学生军歌和流行在湖南、四川的一些竹枝词，其中有些显然系文人之作，但作者能有意识地向民歌学习，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学风气。
本书不仅选录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两首诗，而且也收入了一些流露出不太健康情绪的作品，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
总的说来，本书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本，但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书中诗人的小传上，如书中介绍朱执信，谓：“袁世凯称帝，他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这就把史实搞乱了。其实，袁氏称帝，发生在一九一五年底至一九一六年，“二次革命”则是一九一三年发生的，而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则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把袁氏称帝搞到“二次革命”之前，显然是错误的。这类讹误错漏书中还有不少。
另外，在选目方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如朱锡梁《从军歌》十首中的：“民贼独夫五鼎烹，世间无复国君名。共和年月日初吉，记凯旋门志初成。”以及王葆桢、沈昌直、潘飞声等人的诗词，文情并茂，似也应适当选录。
(张中)
《郁达夫游记》，上海书店一九八○年六月重印，0.55元。
本书是重版书。一九三六年郁达夫在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一九三四年初版)的基础上，亲自增订了一本《达夫游记》，由上海文学创造社出版。本书就是根据一九四八年上海杂志公司的本子重印的。
一九三三年四月郁达夫感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携全家移居杭州，不顾鲁迅的劝告，执着地去追求少年时就有过的梦——名士归隐的梦。“曾与严光留密约，鱼多应共醉花荫。”想仿效家乡的古人严子陵一样飘泊隐逸，游山玩水，寻故访遗，履迹遍于东南五省。“富春江上神仙侣”的生活象梦一样飘渺，又象梦一样消逝。但毕竟留下了许多清新隽永的散文名篇。本书就是这些作品的结集。
郁达夫的游记，虽浅斟低唱，流连于山光水色之中，但并非超尘脱世。游记中饱和着他对人生、对社会的强烈的爱憎。或借景抒情，或借古喻今，戟刺时事，兼披中怀。
郁达夫的游记善于体物，长于叙事。似乎他不屑于对文章的剪裁和斟酌，行文如一泓山泉，清新活泼。妙在得其自然，具有一种诗的抒情格调。郁达夫在论散文写作时说：“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写起来，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所意想那么的简洁周至。”(《清新的小品文字》)这是他认为的散文标准，从中也可瞥见他自己的散文风格。
郁达夫的游记中镶嵌了许多旧诗，珠联璧合，格律的诗和散文的诗融为一体。以补充文章中没有说完的余意，没有抒尽的情愫。使游记显得跌宕多姿，文趣横生。更富有意义的是，郁达夫探索了新文学中如何吸取旧文学精华的道路。
读郁达夫的游记，似乎随着他的笔触，徜徉于明山秀水之中，整个身心沉浸在浓郁的诗情画意里。读罢《郁达夫游记》，我不由想起王国维的一段话：“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人间词话》)(王稼句)
《长夜》，姚雪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0.77元。
照常情说，谁也不会异想天开地去写二十年代旧中国北方农村的“杆子”生活。
然而作家姚雪垠在写他熟习的生活，写他感受最深，不写不快的生活时，写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从中就反映了这样的生活。
凡是年在半百以上的中原人氏，对作者在《长夜》中再现的杆子生活，社会民情，魔窟中的各色人物，并不生疏。其实这在当时冀、鲁、豫、晋、陕、苏等广大农村，曾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大家常说的军阀混战，就是这种状况的集中表现。《长夜》中点出的军阀对杆子的收编活动，是符合那时的社会实情的。
那时整个北方农村处于崩溃瓦解状态。党的活动，尚停留在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南方虽已出现了星星之火，在酝酿革命，然而整个北方农村，仍然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制下呻吟、挣扎。长夜漫漫，到处土匪横行，地主怂恿红枪会、大刀会、民团，恣意作恶，真是风大好放火，夜深好杀人。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紧扣住一个主题思想——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长夜》是对这种旧中国“吃人”的历史，作了一幅形象的补充。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古老落后、正在崩溃的北方农村，有过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生活。在那里军阀、恶霸地主、杆子头、红枪会、大刀会、职业流氓、赌徒、娼妓、刽子手，是社会肌体上生长出来的痈疽。他们把千百万劳动者当作肉食的对象、捕捉的猎物。在那里兽性代替了人性，社会的变态现象，成了社会的正常生活。人变成了畸形动物——以杀戮为游戏，养娈童，在“花票”肚皮上摸纸牌。这一切，都是从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毒根上生长、分蘖出来的。那个正在腐烂、崩溃的宗法氏族的社会里，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不为强盗，便为强盗所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斗争，转化为各种带枪的暴力集团之间的互相勾结、利用；又互相残杀，火并。
那些杆子中的多数“匪众”，是破产的农民、饥民、“暴民”，从他们身上自然会联想到黄巢的人马，李闯王的队伍。原始的农民暴动，历来被“正史”家称为“盗”与“匪”的。可是他们所以铤而走险，多数人是被生活逼上梁山的。杆子头李水沫(破落地主子弟)的麾下，就聚积了不少这样的人物。
那时的北方农村，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还没有党的工作，这支原始的杆子队伍，不可能接受党的影响，不会有更好的结局，而李水沫这支杆子，被军阀队伍打垮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使人感觉，作者的艺术描写，确实是扎根在生活的现实土壤里的。
生活在今天的读者，透过《长夜》看看昨天的旧中国的这个生活侧面，会使我们增长些社会、历史知识，从而对新旧社会有个确切的了解。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这个百科全书里，添上《长夜》这个篇目，会使它更丰富。尽管它是自传体，没有在纵观上展开。(杨平)
《桑青与桃红》，聂华苓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第一版，0.46元。
台湾省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常见的主题。用海外评论家的话说，就是“放逐”的主题。在这类主题的作品里，有的不是怀旧，也非思恋故土，而是反思。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应是属于这类文学的。
聂华苓在重新认识历史。她对自己提出要“跳出个人恩怨，重新认识历史”。这种反思，无法不在桑青的思想性格和命运上留下痕迹。
桑青与桃红，是小说同一个女主人公的双重性格。小说采取双线平行结构，即桑青的故事与桃红的故事，是平行发展的。因而人物双重性格的对比，鲜明而强烈。桑青是安分而娴静的，桃红则毫无操守，在沉沦、挣扎于毁灭的深渊之中。然而，桑青是桃红的历史起因，桃红则是桑青的历史结局。这种起因与结局的组合，乃是桑青的生活道路，是一种漫长的穷途末路。作家对桑青的悲惨命运，是寄于同情的。尽管在离开大陆、流落台湾的经历方面，作家与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但她无法改变桑青的悲剧结局，这固然是一部分离开大陆的中国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但也是作家对已往的重新认识。聂华苓对桑青所处的社会生活的描绘，是较为真实的。小说集中地描绘揭示了旧制度给现代生活和中国人所带来的困境。
桑青的翁姑沈家老太，感到世风骤变，不断地梦呓着：“九龙壁倒坍了”。在解放军的炮声中，沈老太与梦中的九龙壁一起倒下了。作家在小说的前言中告诉读者，这是象征旧制度的崩溃。但是，在国内被革命炮声打断了的旧制度的传统，却在台湾被承祧下来。小说对这点，寓言为从墓穴爬出来的僵尸作祟吃人的故事。作家对现代生活的这种真实描写，确实是实践了“跳出个人恩怨，重新认识历史”的自强要求。
所以，在作家较为清醒描述的生活环境里，桑青所选择的生活的悲剧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这就是说，桑青是被困在旧制度里，最后又随着旧制度一起到了台湾。这里，桑青是个弱女子。与其说桑青是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流亡者，还不如说，她是盲目地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也就意味着：桑青的生活道路，是痛苦的，没有希望的。我想，这是《桑青与桃红》对于历史的反顾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自省的意义。
不过，就从国内出版的《桑青与桃红》的本子看，桑青作为艺术形象，欠完整。例如：桑青何以离开大陆的内在因素，作家似乎故意回避了的，因而似乎也故意地将桑青写得在思想上是浑浑噩噩的样子。因为生活骤变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去留问题，一般地难以没有反应的。再有由于国内版本删节了小说的第四部分，桑青何以从人变为鬼，即桃红，只能由读者的想象去补充了——然而，作为艺术形象来说，却是个损害。(陈子伶)
《大观园》，顾平旦编，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1.50元。
在红学研究上，对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评论，版本考证，及曹雪芹家世等，都有专门研究，甚至《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也有专门的评论。而关于大观园的研究，则海内一直未见有专集问世。
本书收集有关大观园的研究文章及资料、图片等为一册，成为一部专门研究大观园的书籍。这在红学研究、出版史上，是值得一提的。它不仅对红学研究者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资料，而且对红学爱好者来说，也未始不是一本可供阅读和欣赏的书籍。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大观园布局的研究，大观园艺术描写的研究，大观园思想内容的研究，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大观园地点的研究，以及大观园诗词笔记辑录，大观园研究论文索引等。书中还收录了台湾、香港和国外学者的文章。从以上所举各部分内容来看，这部书特色之一，是汇编比较详尽和完备。
该书另一个特色是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大观园布局上，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意见，即：大湖中心说，中央大路说，二者皆无说(具体布局也互有歧见)。此外，还有曹雪芹拆迁改建西花园说。书中收进了持以上各种意见的文章。在大观园地点上，也把几家之说一并收入。如主南说，主北说，两者综合说，雪芹虚构说；再如，恭王府究竟是不是大观园，就包括有肯定说，否定说，及从“大观”到“萃锦”(恭王府花园)说等。在西花园上，有主在曹家江宁(南京)织造署西园说，及西花园乃位于北京的西郊(畅春园西)说。
该书第三个特色是，图文并茂。书前附有插页十二幅，有清人及近人绘制的各种大观园图，及恭王府图、照片，南京随园访胜图等。文中还有插图多幅。每篇正文前均有园林题图。
该书第四个特色是，装帧精美。封面题“大观园”三字者，为已故著名文学家茅盾，封面封底设计为画家戴敦邦画的大观园图，彩色胶印，扉页题字是著名书法家启功，篆刻为王少石，封皮带勒口，近于简精装。
由于具有以上几个特色，所以，《大观园》一书虽然主要属于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集，但编排活泼而不古板，图文并茂而并不单调乏味。读来不仅使人意趣盎然，而且对曹雪芹笔下的这座大观园，也有助于更深地理解，识其庐山真面目。
当然，由于编书受时间所限，及另外一些客观原因，该书未能将有关大观园研究的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文章收入，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曹保泉)
《雪莱诗选》，江枫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98元。
本集共译出雪莱诗九十一首。一向被选家认为必选的雪莱代表作，如《西风颂》、《致云雀》、《云》等均已包括在内，而诗人的一些不那末为人重视的“少作”，如八岁时写就的《猫》，也同时见诸本集。有此一卷在手，读者对雪莱这位少年早慧的天才，大概也能得到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查良铮的《雪莱抒情诗选》出版迄今，已凡二十余年。二十年里，查氏的这部优秀译作一直未能获得再版的机会；以后，更因为译者的逝世，导致书中的某些误译，至今未能得到订正。这一册《雪莱诗选》的出版，正好可以匡此不逮。
江枫的译文，有他个人的特色，绝非是前人劳动成果的简单重复而已。他用韵力求追步原诗，在赋予译诗以更多的音乐性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较之查译，他在“信”上犹有过之，在“达”和“雅”上则似有未及。他的遣词造句，还不那末精炼老到，而稍微给人以拖沓之感。这点似乎无足深怪，查良铮也只是在大量翻译普希金、拜伦、济慈以及布莱克的基础上，然后才达到《雪莱抒情诗选》的成就的。
(马文通)
品书录
荣敬本/张纯音/魏连科/张中/王稼句/杨平/陈子伶/曹保泉/马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