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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西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由于受地理环境、政治形势、经济条件、文化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西方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女性形象一直以来在中西方绘画的发展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研究，以《洛神赋图》与《维纳斯的诞生》为例，通过对顾恺之、波提切利两位大师的创作思想及其具体表现手法的分析，领略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的独特魅力，探索不同时代下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
关键词：顾恺之；洛神赋图；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女性形象
魏晋时期，仕女画开始出现，顾恺之在其人物画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描绘，体现了魏晋时期仕女画独特的审美趣味。在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严谨的透视学、解剖学等知识的影响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则具有写实性倾向。这两个时期都有大量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问世，其中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等，本次研究将以这两件作品为对象，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一、同时空下的“人的觉醒”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处于不同的时期，社会性质也不同，但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共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玄学和佛教接踵而兴。顾氏的思想中有一定的儒家基因，如其得意之作《筝赋》中说“其器也，则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质，烂蔚波成”，与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念显然同出一辙。这在他的作品《女史箴图》中也有所体现。作为生活在玄学盛行时期的艺术家，他亦深受道家玄学的影响，对竹林七贤等风流名士甚为推崇。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种文化和思想相互交流碰撞的时代，同时也是艺术“觉醒”的时代。
身处文艺复兴前期的波提切利，是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刚刚摆脱了长达一千多年黑暗中世纪的思想束缚，艺术领域空前活跃，艺术家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得以解放，开始关注“人”本身，将人文主义思想渗透于绘画作品中。虽然此时的绘画题材仍然以宗教画和神话故事居多，但是与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思想下的呆板、肃穆、不近人情相比，女性形象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转变。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形象是真实、亲切、优雅的，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搬上画面，取代了高高在上的神，从而使宗教题材的画作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虽然都处于“人的觉醒”时期，在本质上都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但在女性形象的审美认知及表现手法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二、创作观念差异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一）“传神论”对顾恺之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
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在绘画与文学方面皆有颇深的造诣，时称“三绝”：画绝、才绝、痴绝。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等理论对后世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美学观念不仅奠定了人物画的基本绘画原则，甚至也影响了山水、花鸟画等其他题材的艺术创作。顾恺之在《论画》总纲中写道：“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他认为绘画难在不仅要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还要揣摩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神情传达是否到位，在于对眼睛的描绘。如《洛神赋图》中，洛神徘徊不止，深沉地望向曹植，与岸上曹植沉重的目光相呼应，人物之间通过眼神的交流，使画面洋溢着浓浓的情意，彼此之间形成了“晤对”的关系，这样的处理方式，能使人物的神情与心理状态得到真实传达，亦使整个画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通过神情、眼神交流之间的比较，很容易发现画面中的情感是一种动与静、紧与松的节奏感。在顾恺之提出“传神论”之前，绘画作品中这种戏剧性的人物形象极为少见。
（二）写实观对波提切利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
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酝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原动力—人文主义，彼时的意大利艺术家致力于对于“人”的歌颂与赞美。为了准确地表现人，他们对人体解剖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解剖学一样促进艺术家了解人体的透视学在这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波提切利的绘画语言就是建立在科学的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并得到发展的。在其作品《维纳斯的诞生》中，波提切利将主人公优雅的身姿、飘逸的秀发、细腻且柔软的肌肤刻画得惟妙惟肖。虽然这幅画中的空间透视感并不是很强烈，但也并没有给观者造成平面化的印象。原因在于，波提切利既善于运用优美动感的线条来塑造人物的体积感，也善于运用色彩对比来表现空间的纵深关系。画面中的人物，其主体与身后的背景是真实的，波提切利的畫面包含了深度空间的透视。相反，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人物肖像则偏向于平面化。
三、表现手法差异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一）线条的差异
线条作为最直接的绘画表现语言，是塑造形象的主要手段。虽然两位大师在绘画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线条，但对于线条的使用以及对线条在绘画中的作用认识有着显著的差别。魏晋时期追求“秀骨清像”的审美倾向，线条的运用不同于前代。张彦远评价道：“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笔者也认为，顾恺之的线条刻画带有情感因素，譬如《洛神赋图》中曹植的服饰刻画，衣服舒展，自然下垂，线条细致流畅、疏密得当；洛神的服饰多用飘动的曲线，使整个画面充满了节奏感与流动感，衬托出洛神的柔情与曼妙的身姿，展现出东方女性独特的魅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其线条运用不同于中国的魏晋时期，线条并没有成为其独立的绘画元素，而是隐匿于色彩与光影块面的形体塑造上。波提切利是文艺复兴时期善于运用线条的绘画大师，虽然他的线条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画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东方技法色彩，但与顾恺之的技法相比，差异仍是显著的。如在《维纳斯的诞生》中，对女神的金发刻画得极为精彩，艺术家为了表现富有体积感、层次感的秀发，根据头部亮面与暗面的不同而运用不同明暗的线条，以及运用线条勾勒出女神的脸部轮廓线、呈曲线的裸体等。虽然轮廓是勾勒而成，但是观察之下很难找到线条的存在，更多情况下，线条隐藏于色彩和光影的变化之内，或者融于背景之中。 综上所述，顾恺之的线条运用极富创作主观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将线条作为独立的绘画表现元素。而波提切利的线条是为了造型和定型，依附于色彩和光影变化之中。顾恺之与波提切利两位中西方用线大师的艺术特色，使西方与东方的女性形象相碰撞，擦出具有独特魅力的火花，照亮了当代艺术发展的前进道路。
（二）色彩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繪画，其用色方式主要以平涂为主，发挥装饰性作用，不追求色彩的变化。这一时期的颜色不受明暗、体积、透视等因素的影响，较为主观和单纯。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采用传统的勾线填彩法，在人物服饰的色彩搭配上，为曹植、洛神等主要人物涂抹色彩艳丽的红色或黄色，而侍从们的服饰颜色则较暗，画面主次有致、层次分明，服饰颜色的差异可以区分人物的身份、地位。根据情感传达的需要，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对色彩的搭配进行了主观选择，灰黑色的颜色搭配使人感到压抑与孤独，体现出曹植对洛神真切的思念，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悲剧性色彩。
而西方在绘画中的设色则更加科学、客观和理性，再看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画面色调和谐，远处深蓝色的天空、近处泛绿色的海洋以及岸边深绿色月桂树枝叶所构成的整体空间，都采用冷色调的背景；而在维纳斯女神的刻画上，金灿灿的秀发，淡黄色的贝壳等，都运用了暖色调。画面中色彩对比、明暗对比都非常鲜明，从而营造出立体感与空间感。
因此，两位大家在设色运用上的差异可以概括为：顾恺之绘画作品的设色感性且单纯，主要以平涂为主，略加晕染；波提切利对于色彩的运用则合理而严谨，根据光线、明暗、透视等因素来提高或降低色彩的明度等。
（三）构图的差异
章法即画面布局、构图法，顾恺之称作“置陈布势”，谢赫谓之“经营位置”。国画构图有自身的特点，如安排人物形象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采取散点透视，以长卷出之。《洛神赋图》描绘的是同一主人公的事件，故事情节置于自然山川的环境中，徐徐展开，故事情节因时间不同而划分段落，但画面背景并无割裂感。整幅画卷上，山、水、云、树始终相连，犹如电影中水平移动镜头摄制而成的广阔场景。表面上看似乎不太符合生活真实，但如此处理有利于情节展开和主题深化，恰恰是中国画的艺术性所在。《维纳斯的诞生》则是事件发生的某一个瞬间，即优雅唯美的女神维纳斯从海中诞生，画家将这一画面定格于此，使观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波提切利绘画构图的特点。
四、结语
顾恺之与波提切利绘画中的女性形象，能够令人感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技法所呈现的差异。首先，东方的洛神之美与西方的维纳斯之美是跨越时代、跨越种族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美，但她们的美都是在“人的觉醒”时代产生的。其次，顾恺之则采用散点透视法和长卷式构图叙述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而波提切利采用西方传统的焦点透视法，将画面定格在某一时刻，受透视学、解剖学等知识的影响，更追求画面的真实感。通过对顾恺之与波提切利绘画中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各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女性之美，也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对女性的不同审美倾向。
参考文献
[1]李祥林，李馨.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梁文卿.浅谈神思与迁想妙得[J].大众文艺，2016（13）：52.
[3]徐庆平.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梁来群.顾恺之与波提切利绘画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20.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顾恺之；洛神赋图；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女性形象
魏晋时期，仕女画开始出现，顾恺之在其人物画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描绘，体现了魏晋时期仕女画独特的审美趣味。在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严谨的透视学、解剖学等知识的影响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则具有写实性倾向。这两个时期都有大量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问世，其中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等，本次研究将以这两件作品为对象，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一、同时空下的“人的觉醒”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处于不同的时期，社会性质也不同，但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共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玄学和佛教接踵而兴。顾氏的思想中有一定的儒家基因，如其得意之作《筝赋》中说“其器也，则端方修直，天隆地平，华文素质，烂蔚波成”，与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念显然同出一辙。这在他的作品《女史箴图》中也有所体现。作为生活在玄学盛行时期的艺术家，他亦深受道家玄学的影响，对竹林七贤等风流名士甚为推崇。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种文化和思想相互交流碰撞的时代，同时也是艺术“觉醒”的时代。
身处文艺复兴前期的波提切利，是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刚刚摆脱了长达一千多年黑暗中世纪的思想束缚，艺术领域空前活跃，艺术家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得以解放，开始关注“人”本身，将人文主义思想渗透于绘画作品中。虽然此时的绘画题材仍然以宗教画和神话故事居多，但是与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思想下的呆板、肃穆、不近人情相比，女性形象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转变。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形象是真实、亲切、优雅的，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搬上画面，取代了高高在上的神，从而使宗教题材的画作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虽然都处于“人的觉醒”时期，在本质上都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但在女性形象的审美认知及表现手法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二、创作观念差异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一）“传神论”对顾恺之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
东晋时期著名的画家、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在绘画与文学方面皆有颇深的造诣，时称“三绝”：画绝、才绝、痴绝。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等理论对后世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美学观念不仅奠定了人物画的基本绘画原则，甚至也影响了山水、花鸟画等其他题材的艺术创作。顾恺之在《论画》总纲中写道：“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他认为绘画难在不仅要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还要揣摩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神情传达是否到位，在于对眼睛的描绘。如《洛神赋图》中，洛神徘徊不止，深沉地望向曹植，与岸上曹植沉重的目光相呼应，人物之间通过眼神的交流，使画面洋溢着浓浓的情意，彼此之间形成了“晤对”的关系，这样的处理方式，能使人物的神情与心理状态得到真实传达，亦使整个画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通过神情、眼神交流之间的比较，很容易发现画面中的情感是一种动与静、紧与松的节奏感。在顾恺之提出“传神论”之前，绘画作品中这种戏剧性的人物形象极为少见。
（二）写实观对波提切利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
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酝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原动力—人文主义，彼时的意大利艺术家致力于对于“人”的歌颂与赞美。为了准确地表现人，他们对人体解剖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解剖学一样促进艺术家了解人体的透视学在这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波提切利的绘画语言就是建立在科学的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并得到发展的。在其作品《维纳斯的诞生》中，波提切利将主人公优雅的身姿、飘逸的秀发、细腻且柔软的肌肤刻画得惟妙惟肖。虽然这幅画中的空间透视感并不是很强烈，但也并没有给观者造成平面化的印象。原因在于，波提切利既善于运用优美动感的线条来塑造人物的体积感，也善于运用色彩对比来表现空间的纵深关系。画面中的人物，其主体与身后的背景是真实的，波提切利的畫面包含了深度空间的透视。相反，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人物肖像则偏向于平面化。
三、表现手法差异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一）线条的差异
线条作为最直接的绘画表现语言，是塑造形象的主要手段。虽然两位大师在绘画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线条，但对于线条的使用以及对线条在绘画中的作用认识有着显著的差别。魏晋时期追求“秀骨清像”的审美倾向，线条的运用不同于前代。张彦远评价道：“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笔者也认为，顾恺之的线条刻画带有情感因素，譬如《洛神赋图》中曹植的服饰刻画，衣服舒展，自然下垂，线条细致流畅、疏密得当；洛神的服饰多用飘动的曲线，使整个画面充满了节奏感与流动感，衬托出洛神的柔情与曼妙的身姿，展现出东方女性独特的魅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其线条运用不同于中国的魏晋时期，线条并没有成为其独立的绘画元素，而是隐匿于色彩与光影块面的形体塑造上。波提切利是文艺复兴时期善于运用线条的绘画大师，虽然他的线条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画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东方技法色彩，但与顾恺之的技法相比，差异仍是显著的。如在《维纳斯的诞生》中，对女神的金发刻画得极为精彩，艺术家为了表现富有体积感、层次感的秀发，根据头部亮面与暗面的不同而运用不同明暗的线条，以及运用线条勾勒出女神的脸部轮廓线、呈曲线的裸体等。虽然轮廓是勾勒而成，但是观察之下很难找到线条的存在，更多情况下，线条隐藏于色彩和光影的变化之内，或者融于背景之中。 综上所述，顾恺之的线条运用极富创作主观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将线条作为独立的绘画表现元素。而波提切利的线条是为了造型和定型，依附于色彩和光影变化之中。顾恺之与波提切利两位中西方用线大师的艺术特色，使西方与东方的女性形象相碰撞，擦出具有独特魅力的火花，照亮了当代艺术发展的前进道路。
（二）色彩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繪画，其用色方式主要以平涂为主，发挥装饰性作用，不追求色彩的变化。这一时期的颜色不受明暗、体积、透视等因素的影响，较为主观和单纯。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采用传统的勾线填彩法，在人物服饰的色彩搭配上，为曹植、洛神等主要人物涂抹色彩艳丽的红色或黄色，而侍从们的服饰颜色则较暗，画面主次有致、层次分明，服饰颜色的差异可以区分人物的身份、地位。根据情感传达的需要，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对色彩的搭配进行了主观选择，灰黑色的颜色搭配使人感到压抑与孤独，体现出曹植对洛神真切的思念，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悲剧性色彩。
而西方在绘画中的设色则更加科学、客观和理性，再看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画面色调和谐，远处深蓝色的天空、近处泛绿色的海洋以及岸边深绿色月桂树枝叶所构成的整体空间，都采用冷色调的背景；而在维纳斯女神的刻画上，金灿灿的秀发，淡黄色的贝壳等，都运用了暖色调。画面中色彩对比、明暗对比都非常鲜明，从而营造出立体感与空间感。
因此，两位大家在设色运用上的差异可以概括为：顾恺之绘画作品的设色感性且单纯，主要以平涂为主，略加晕染；波提切利对于色彩的运用则合理而严谨，根据光线、明暗、透视等因素来提高或降低色彩的明度等。
（三）构图的差异
章法即画面布局、构图法，顾恺之称作“置陈布势”，谢赫谓之“经营位置”。国画构图有自身的特点，如安排人物形象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采取散点透视，以长卷出之。《洛神赋图》描绘的是同一主人公的事件，故事情节置于自然山川的环境中，徐徐展开，故事情节因时间不同而划分段落，但画面背景并无割裂感。整幅画卷上，山、水、云、树始终相连，犹如电影中水平移动镜头摄制而成的广阔场景。表面上看似乎不太符合生活真实，但如此处理有利于情节展开和主题深化，恰恰是中国画的艺术性所在。《维纳斯的诞生》则是事件发生的某一个瞬间，即优雅唯美的女神维纳斯从海中诞生，画家将这一画面定格于此，使观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波提切利绘画构图的特点。
四、结语
顾恺之与波提切利绘画中的女性形象，能够令人感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技法所呈现的差异。首先，东方的洛神之美与西方的维纳斯之美是跨越时代、跨越种族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美，但她们的美都是在“人的觉醒”时代产生的。其次，顾恺之则采用散点透视法和长卷式构图叙述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而波提切利采用西方传统的焦点透视法，将画面定格在某一时刻，受透视学、解剖学等知识的影响，更追求画面的真实感。通过对顾恺之与波提切利绘画中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各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女性之美，也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对女性的不同审美倾向。
参考文献
[1]李祥林，李馨.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梁文卿.浅谈神思与迁想妙得[J].大众文艺，2016（13）：52.
[3]徐庆平.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梁来群.顾恺之与波提切利绘画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D].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20.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