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我就知道了他的存在，但不知道他叫陶永新。
　　在武汉的志愿者司机中，有负责接送医护人员的，有承担社区出行保障的，而陶永新是为数不多的发热病人专车司机，据说像他这样的，只有20来个。
　　关于他的信息很零碎，我只知道，他是封城后闯入武汉的外地人，他住地下室。媒体也从未报道过他们。
　　我通过朋友联系他做采访，他婉拒了。后来他告诉我理由：那会儿他很压抑，情绪不太好，他作为志愿者，四处被人当作瘟神对待。
　　他有怨言，也想吐槽。但转念一想，要是他的遭遇曝光出来，对大局影响不好。加上他也忙，脑子里是一团浆糊，每天奔波于接送病人，无暇讲述那些正在经历的仓惶。
　　3月8日，介绍人跟我说，后来陶永新对采访心动过，介绍人转达了陶永新的意思：“是不是老了可以给儿孙们看看，自己做过什么？”。
　　陶永新觉得这批志愿者是最不受重视的那种人，偏偏又做着最危险的工作，心里有点委屈。
　　3月15日，我的微信通过了一位好友：你好，我是陶永新，武汉志愿者。这位敢死队队员，为我讲述了他在武汉50多天所经历的世相百态。
　　陶永新的故事，是一个底层小人物也会偶尔想要伟大的故事。

敢死队

　　1月30日，天还没亮，陶永新却是刚进入梦乡。电话响了，是珞南街道打来的。此时他睡意正浓，迷迷糊糊地告诉对方：“老弟啊，我搞到半夜3点钟啊。”
　　“必须来拉，全乱套了。”
　　接着，微信上收到了病人名单，一长串拉下来，十多个一组。他迅速从床上弹了起来。
　　这天，他跟打仗一样，来不及吃饭，就带着泡面，看到有开水的地方才能泡一桶，胡乱地灌下去。忙了一整天，深夜才能回到城中村的出租屋里。
　　那时，他的防护很差，只戴了一片普通口罩，偶尔也戴上那顶摩托车头盔，是他在某个民间组织做志愿者时搞来的。黄色的顶，箍着一圈金属，罩在头上，很沉重，视野也很受限。
　　说不怕，是假的。
　　病人上车就开始剧烈咳嗽，喘着粗气。陶永新不敢說话了，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但憋久了，反而需要深吸一口，更叫人害怕。最后，他只好琢磨着如何尽量减少深呼吸。
　　小米加步枪，几乎等于裸奔了。他跟病人却不得不产生零距离接触，有的走不了路，上下车他还得搀着。
　　次日，他的搭档就临阵脱逃了。他问了平台负责人，对方说，腰椎病犯了，人已请辞。那段时间正是疫情暴发期，人人自危，武汉城一片恐慌。坚持不下来的人，不在少数。
　　陶永新成为一名发热专车司机，事出偶然。那是1月29日，在他被分配到珞南街道的前一天，他接到某个网约车平台的消息，和平街道需要紧急支援，那边炸锅了，乱套了，七八个司机根本送不过来，还有长长的队伍排着。
　　那天，他忙碌到深夜2点钟。
　　他就此留了下来，成了一名发热专车的志愿者。武汉封城后投入6000辆网约车作为居民出行保障用车，但像陶永新这样，专职接送发热病人的，只有20来个。他们每2个人负责一个街道，把发热病人送去医院、送去隔离，陶永新被分配到了珞南街道。

武汉封城后投入6000辆网约车作为居民出行保障用车，但像陶永新这样，专职接送发热病人的，只有20来个。他们每2个人负责一个街道，把发热病人送去医院、送去隔离。

　　平台跟司机们承诺，遇到确诊的发热病人，可以拒接。但陶永新最常遇到的情况却是，很多病人送去医院还是疑似，回来就确诊了，没法区分。
　　随着防护物资慢慢跟上，他自觉身体没出现异样，也不当回事了。
　　陶永新经常送一对老夫妻去汉口的同济医院打针。一个多星期后的某天，陶永新只接到了那位老奶奶，不见老爷爷上车。他问，爹爹呢？
　　老奶奶回答：“去火神山了。”要知道，去那里的，都是确诊的重症病人，而陶永新就这样跟他们相处了一个多星期，此时心里已经没什么可紧张的了。之后，他继续载着老奶奶去打针，持续了三四天。
　　第四天下午，老奶奶的单子如期出现，只不过，这一次，是要把她送去转运点，由大巴车集中送去火神山。但街道工作人员提醒说，老陶，确诊的，你可以不接。
　　没多久，奶奶打电话来，激动又可怜地哀求：“陶师傅，你来接我一下可以吗？”
　　那天下着大雨，疾风大作，虚弱的老人家拖着行李箱，抱着洗脸盆，孤身在风雨里站了2个小时。原本她可以走2公里去到转运点，但眼下寸步难行，陶永新是唯一能帮助她的人。
　　老两口60多岁，膝下儿孙满堂，但住得远，老两口单独住在一起，不允许家人来看望，避免祸及全家。只剩下老两口相互扶持，也相互传染，双双发展成重症。
　　陶永新不忍心，最终开车出门了。车上，老奶奶对他千恩万谢，一时间，他觉得自己的私心得到了一点满足，“挺有成就感的”。

“瘟神”

　　大年初一早上，仙桃下着大雪。3位当地车主接到滴滴公司的电话，他们的报名通过了，被录取为武汉社区出行保障的志愿者。其中一人，就是50岁的陶永新。
　　那时，人们都争着逃离武汉，陶永新此举自然也招致了家里人的强烈反对。好在，儿子当过兵，有公共责任意识，最后对他说：“想去你就去吧。”
　　当时，陶永新和另外两人的任务，是要运送一批护目镜去武汉。但他连口罩都没有，护目镜厂的工作人员不忍心，送了他3片。
　　1月27日，大年初三，他是瞒着老母亲，驱车冲破国道上的重重关卡，戴着最后一片口罩，于下午五六点，扎进了武汉城里。但此时，滴滴公司却告知，社区保障用车已经招满，不需要人了。 　　他没觉得自己有多高尚，当时纯粹是觉得，既然报了名，接到了通知，如约赶来，就是履行一份承诺。现在承诺不需要兑现，自己却没退路了，武汉已经封城。
　　观望了两天，他“叛逃”到另一个平台，做起了敢死队。
　　最初，一切费用都是自己出，大约一个月后，他们才有了一点补贴，以便他们加油、充电、买泡面。后来，平台承诺会有一定的补贴，据说一天600元。
　　有的家境好，不图这个钱。有人则把600元一天看作一笔丰厚的薪水。他们背着巨额的房贷，疫情迟迟不退，家里根本不允许他们待下去，必须要出来，谋一条活路。
　　新来的搭档30多岁，外地人，在汉阳买了房。之前在雷神山做建筑工人，没几天就被裁了。“发热车”司机紧缺时，他就转过来了。他没有太多志愿服务的意向，只想赚点钱。

　　有人跟陶永新说，你是逆行者。陶永新没听说过这个词，读起来也有点别扭，有点言过其实，但听了心里受用，听了感动。他劝一位妈妈刚去世的女性患者，叫她戴好口罩，不要自暴自弃，那位患者告诉他，“如果我活着出来，一定给你写锦旗。”

马扎女士被送去隔离了，家里的猫没人管。她家是小区里公认的病毒重灾区，没人敢去。但陶永新无所畏惧，他每隔几天就去开罐头，清理满地的猫屎。他其实是个粗人，对宠物没什么好感。

　　但多数人还是会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很难接受患者摆出一副神态：“你们得钱了，这是你们该做的。”
　　某次他等一位患者70多分钟，打了七八通电话，不见下楼来。最后还对他发火了：“催什么催？怎么这么不耐烦。”
　　他也是个暴脾气，近乎咆哮地吼道：“你知不知道，可能有人因为你的拖延而死掉？”
　　在车上，陶永新余怒未消，继续跟她说道说道。对方闷着不说话，许久，蹦出一句：“你是志愿者还是赚钱的？”
　　也有令他最生气的一次。那是个60岁不到的大哥，病情严重，生命危在旦夕，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感觉随时就会不行。他被褥子裹着，放在小区里的一张椅子上。旁边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50来岁的女人，是他老婆。更远处一点，20米开外的地方，是穿着防护服的社区工作人员。
　　陶永新走上前去，手扶着他的肩膀，试着拉了两下。拉不动。
　　他叫家属过来帮忙，他老婆不仅没上前来，反而躲到十几米远的地方去了。陶永新又叫另一侧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说，“这是你的任务呀！”
　　没人愿意搭把手。陶永新生气了，上车就走了，后面还有好多病人催着他。他也有私心，这样的病人，也许不到医院就死了。他们不帮忙，反而给了他一个台阶。

恐惧与盼望

　　3月17日下午4点钟，陶永新接到街道工作人员的电话：“有个女孩，很麻烦。她有一堆宠物，要先送出去，才能带他们去隔离。”
　　风光苑社区，20来岁的女孩抱着粉色的铁笼出现了，里面有只白色的大老鼠，上蹿下跳的。第二箱还是两只白色的小老鼠。接着是一个木箱子，里面装着她心爱的甲壳虫，被叶子盖住了。最后她抬出来了一只老猫，仍炫耀着说，它20多岁了，相当于人类寿命的百岁，很多人跟它合影。
　　过去50多天里，他每天都在奔波，他把病人送去检查、去住院、去隔离，也送家属去见患者的最后一面，这些都是生生死死的大事儿。送老鼠，是头一回。
　　陶永新逗着那几只老鼠，觉得很新奇。女孩把宠物看得比人要金贵，每天要洗澡。她母亲年前参加一场同学会，出现了一些症状，直到今天才确诊。她和父亲也将去隔离。放心不下这些宠物，她决定送到姨妈家去。
　　陶永新送完宠物后，再返回，将女孩和她父亲接去隔离点。
　　这天，他送了不到10个病人。
　　最忙碌的时候，他一天要接送五六十人，但进入3月份，任务单子少了，慢慢减到每天十来个，甚至几个。比起新闻上播报的数据，他有更切身的体会：局势正在好转。最近，他闲了不少。
　　疫情连续50多天，体力、精神压力、身心的疲倦，已经到了极限。他觉得自己该休息了。草木皆兵的阴森氛围里，每天保持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神经紧绷，恐惧和压力，是在所难免的。

2月底，马扎女士给他点了一份营养鸡汤，他急急忙忙的，没脱手套，直接就喝了。他吓到了，心想，完了、完了，感觉快中枪了。马扎女士还说，她原以为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

　　他有很多噩梦时刻，只不过很少袒露自己的恐惧。采访的最后，他也承认，他有段时间常做噩梦，他梦见自己感染了，半夜惊醒，醒来仍怀疑自己是不是发烧了。
　　2月底，马扎女士给他点了一份营养鸡汤，他急急忙忙的，没脱手套，直接就喝了。他吓到了，心想，完了、完了，感觉快中枪了。
　　马扎女士还说，她原以为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
　　3月初，陶永新接个病人从荣军医院去672医院。车上，他听见后排的患者在打电话，说自己确诊了，要去住院。他吓了一跳。近期疫情好转，他放松了警惕，出门时，他没穿防护服，也没戴手套，只有一层普通的口罩。
　　街道工作人员没告诉他实情，社区跟着负责“押送”的人也不说，还是病人自己无意中透露的，这让他很愤怒。他载过很多确诊病人，也从未拒绝过这样的出行請求，但这种情形让他很寒心。他本来下班了躺在床上，本来不用管这档子事。
　　这天晚上，他心里绷得很紧，横竖都不对劲，总觉得自己发烧了，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
　　好在，现在形势好了起来，纷扰的心绪也一扫而空。
　　但3月15日，平台突然发了通知，随着疫情临近结束，一部分人可能要自行去找隔离点了。陶永新和司机们焦虑起来了，群里反响大，有人说，这有卸磨杀驴之嫌。领导又讲，你们选择的事情，都是你们自愿。这话听了，有点难受。
　　他们有不少外地人，有家难归，在武汉举目无亲，吃、住都难以解决。但他转念一想，也不至于残忍到无家可归吧。他也相信，事情不至于做到那么绝。
　　他盼望着早日回家。
　　多年来，陶永新在柳州卖煤气，自己当小老板，一年挣个几万元。但母亲年事已高，93岁了。去年下半年，他回到临近的武汉，开起了滴滴，以免母亲有什么意外。
　　去年腊月二十八，他从武汉回仙桃过年。除夕夜，他想去二哥家看望老妈，二哥拒绝了他的登门。
　　老妈身体严重老化，快不能动了，暂时由二哥照顾着，大哥和三哥都不在家。他跟二哥一家说，等武汉的事情一了结，就把老妈接回仙桃的乡下，陪着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老妈喜欢乡下，那是她的夙愿。
　　（文中罗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