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定元，红外物理学家，江苏金坛人.1920年出生，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发现金属Ce的高压相变起源于原子半径的突然收缩.首创金刚石高压容器，成为国际上高压物理研究的重要仪器.在我国开创了窄禁带半导体分支学科，开创和参与研制太阳电池、温差电制冷器、半导体高能粒子计数器，以及多种红外探测仪，其中许多器件已成功地用于我国空间遥感和军事探测等先进装备中.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物理学部).
　　
　　回忆让人如此美丽
　　
　　汤老住在上海高安路一个闹中取静的庭院里，一头银发，腰板挺直，精神矍铄全然看不出耄耋之态.
　　汤老是一位在红外物理园地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因为汤老的红外研究，在许多年里一直属于绝对机密的任务，以至于许多熟知他能力的外国学者，一度认为他“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所以当汤老兴致盎然地一件件细数当年的趣事时，总能让听者入迷，连一旁的汤夫人也经常吃惊地支起下巴，盯紧老先生那张被回忆的光芒照亮的脸.
　　“我最早对物理学发生兴趣是因为一只收音机.第一本引起我浓厚兴趣的书是萨本栋编的《大学物理学》，深入浅出，当时我看得简直入了迷……最得意的一件事嘛，因为没学过英语，考大学时英语交的是白卷，但由于物理考出了高分，相抵之后总分仍遥遥领先，于是被破格录取了……最让我感慨的一件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三年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放弃正在攻读的博士学位，冲破种种阻力回了国，当时几乎每个人都问我，你为什么要回来？我就反问他们‘我为什么不回来？!’我倒奇怪人们怎么对我回国这么感兴趣，这在我看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
　　在我国的红外研究领域，有一段由汤定元的三封信引出的佳话.
　　1958年，汤定元意识到当时我国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物理机制，还应该在应用上多做文章，他觉得有责任要做些什么.于是，他直接写信给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议红外研究领域应注重器件研制，例如红外探测器，可用于军事、国防等领域.这一建议得到了重视并马上付诸实践，国家正式下达了发展红外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
　　后来，各地的红外研究所纷纷上马，但三年困难时期很快到来，30多家研究所因经费等原因又纷纷“下马”，科学界一时众说纷纭.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汤定元第二次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指出红外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不能一窝蜂，要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攻关.他又向国家科委负责人韩光作了详细汇报，有关内容后来在《内参》上发表，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由于他的倡议，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重点；也是因为他的力促，中科院于1963年底召开了红外工作会议，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把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昆明物理研究所作为我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专业研究所，中国的红外研究从此“柳暗花明又一村”.
　　1965年，某实验室液氢爆炸，在当时轰动一时，给刚刚迈步的红外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汤定元又坐不住了，他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研究的信心与决心，又一次得到了聂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助.
　　如今汤老的头上，有着众多头衔和光环，更有人用“力挽狂澜”和“中流砥柱”来形容他在我国红外领域的地位.对此，汤老只淡然一笑，“其实我不过是运气比较好而已，都说成才是三分机遇加七分努力，对我来说，可能五分机遇加五分努力的说法更确切些.我有幸生在那个年代，有幸遇到英明的领导，这才是一切努力和成功的前提.”
　　
　　浇水施肥，这是我现在最要紧的事情
　　
　　汤老一直有一个信念：把科学成就告诉普通老百姓是科学家应尽的责任.就像他在红外领域强调应用一样，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也是千方百计地化为普及的语言和实践，“让科学走入千家万户”.
　　早在五六十年代，汤老就写了不少科普文章，翻译过瓦维洛夫的《眼睛和太阳》等著名科普书籍和文章，还对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三音石、圜丘声学现象的形成机理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科学假说，从科学上解释了400年来人们迷惑不解的天坛奇异声学问题.至今，他撰写和编译出版的科技专著和科普书籍已达10本，印刷字数超过300万.
　　不过，现在汤老最热衷做的事还是给《上海青少年科技报》做科学顾问，此外，他还是上海徐汇区科技委员会讲学团的团员之一呢.说起经常到小朋友们中间给他们讲科学和科普，汤老的脸上就漾满笑意，“孩子是祖国的希望，也是科学的希望，对我这个老头子来说，还有什么比为我们未来的科学幼苗多浇水施肥更重要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