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起风的冬日，被吹过的天空蓝得透亮。欧阳姐来到办公室，点开办案系统，显示新收到一件刑事申诉案件线索，申诉人是缓刑考验期已经结束的被告人。作为资深的刑事申诉案件承办人，欧阳姐很少碰到有获判缓刑的被告人提出刑事申诉请求，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我们很快调来所有的卷宗材料开始审查。是一个简单的出租烟草专卖许可证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的案件，案件发生在2012年，案情没什么特别，判决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这么长时间以来也从未到任何司法机关提出申诉，究竟为什么选择今年来检察院申诉？我们心中又多了一个问号。
　　带着疑问我们决定立案复查，约见申诉人。可第一次见面，来的除了申诉人委托的律师，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欧阳姐告诉我，那是申诉人的老父亲，刚做完手术。至今我还记得老人的模样，满头银发根根晶莹，眼窝凹陷，腰杆弯曲，穿着藏青色的棉夹克。
　　进接待室大门后，他来不及坐下，便握着欧阳姐的手，颤颤巍巍地说：“检察官，我儿子是冤枉的，那个店铺和烟草专卖许可证都是我的，只是落在了儿子的名下，好让他有个生活保障，出租店铺和许可证都是我去办的，儿子不知情的，请你们帮帮我儿子，这个刑事处罚对我的家庭伤害太大了……”说着说着老人哽咽了，他低下头，用粗糙如砂纸的手抹了一下泛青的眼圈，瘦弱的身躯仿佛注了铅一般，沉重不堪。
　　欧阳姐赶紧扶老人坐下，安慰道：“大爷，您注意身体，不要着急，慢慢说。”老人这才坐定，倚着办公桌，细细地向我们讲述申诉理由。
　　第一次见面后，我们对案情及申诉理由进行了反复审查，补充调取了相关证据，却发现原审被告人对于出租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完全不知情的可能性为零，老人的证言有不实之处，大有可能是想为儿子顶罪。如果真是这样，最好的办法是劝申诉人撤回申诉，否则会产生更不利的法律后果，于是我们立刻通知了申诉人和老人一同来院。
　　申诉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面相老实忠厚，进入接待大厅便表现得十分局促。而老人则紧紧抓着儿子的手臂，如先锋一般挡在前面。这次见面我们向申诉人和老人充分阐释了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并告知了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大爷，您为儿子着想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假设您承担这个案子的责任，那么就意味着您的儿子在这个案子里作了伪证，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法律不是儿戏，您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个决定都要有依据，要担责任，希望您能明白。”话音刚落，一言不发的申诉人突然号啕大哭，“我不申诉了，不要再折腾我爸爸了……”父子俩抱在一起，久久难以释怀。
　　终于，老人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原委。自己之所以来检察院替儿子申诉，其实都是为了小孫子。儿子几年前被判缓刑，对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可就在近一年，小孙子上小学后，一切变得不同了。小孙子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但因为父亲有刑事犯罪记录，学校所有的外事活动都不允许参加，孩子的内心被自卑与不安深深笼罩，家庭风暴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儿媳要跟儿子离婚，小孙子开始讨厌爸爸，而原本已经重新振作，开始新生活的儿子，再次一蹶不振。这一切看在老人眼里，就像是尖刀划过心脏，创深痛巨。寝食难安的老人终于决定要凭一己之力把紧扣儿子的枷锁解下来，把害孙子被歧视的污点擦净……
　　离开检察院的时候，老人说了一句：“检察官，我老了，孩子们还有未来啊。”接着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我和欧阳姐，像是在期盼着什么。阳光流淌在他密布皱纹的脸上，却汇聚不出一丝暖意。那一刻，我抛开了所有的案情，只揪心于一位老父亲内心的煎熬与无助，然而法律只能寻求真相，哪怕真相会破坏生活的美好和平静。
　　我们都会做错事，也总有人原谅我们甚至帮我们承担一切，那人就是父母。有亲情底色的故事终究是温暖的，无论结局多么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