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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电影学的不断推进，影像学科与人类学正在相互影响并开始逐步交融。孙明经被称为中国版的“格里尔逊”，是中国电影学和人类学电影首屈一指的开拓者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以民族志电影系列《西康》和《还我河山》系列片为代表，孙明经的影像作品大多记录了时下的社会风貌和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文特征，具有普及意义和教育意义，也对当时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与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结合现有的理论基础，从孙明经创作的具体影像着手分析，结合影像传播理论与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理论的基本观点，阐述和挖掘民国时期孙明经的影像在国家构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孙明经;影像傳播;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12-00-04
0 引言
孙明经作为中国电影教育的先驱人物，其成就不局限于在讲台上对摄影摄像的教学研究，也包括其在1934—1949年间与其团队所参与的纪实影像活动（纪实电影与图片摄影）。在战火频发与社会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孙明经用自己的足迹与影像作品构建出极具时代缩影的国家形象，也留下了一批承载着时代记忆的珍贵影像文化遗产。其中，以民族志系列电影《西康》与地理风光系列片《还我河山》为代表，都以胶片摄像的方式对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的生活情况与发展作了纪实的影像记录。并且通过走入普通民众中进行影像放映活动的方式，对当时的国人完成普及与教化的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认同与国家建构作出了贡献。
1 民国时期的影像背景初探
从1839年照相术的诞生，到19世纪末的“活动画”和“幻灯”，影像技术一直以来都是令人倍感好奇的奇巧淫技。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作为舶来品，更是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追捧。以上海为代表，各类民营制片公司与电影院开始崛起，外国的商业电影不断涌入国内的电影市场形成垄断趋势，数量极为庞大。据《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本）》中的相关数据统计，仅1931—1933年这3年间，就有大约5055部外国片在国内放映播放，而国产片仅有609部被准演。这些外国片以侦探片和香艳肉感片为主流，助长了暴力犯罪与享乐主义的歪风邪气[1]。与此同时，国产电影也趁乱在这时开始发展和复兴。为了追求利益，迎合受众市场，大量的古装片和武侠片被制作与放映。在这类影片中往往负载着武侠主义与神权迷信等封建主义的糟粕文化，使当时本就不高的国民素质文化面临倒退的窘境。由此，顺应时代的呼应，教育电影应运而生。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蔡元培担任主席，通过对电影放映进行严格管控，鼓励更多人参与创作教育电影等方式来达到对国人的教化作用。
我们经常会在民国背景的影视剧中看到学生们举行抗日游行的画面，他们在街上分发传单，竖起条幅字报，为抗日救亡发声。其原因是学生这个意象在文学艺术表达中往往代表着对先进的知识和思想的单纯追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文盲率接近90%，也就是说，几乎除学生和教师群体之外，其他的国人都不见得能识得几个字。因此，在早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面对文化素质并不高的民众群体，图片、影像往往比文字能够更直观地表现出民族危亡这一真实情况，也更容易被大部分国人读懂和接受。这段时期，电影对于大众而言不再只是纯粹娱乐消遣的手段，也是帮助他们拓宽视野和了解国家的工具。而孙明经就是在这一时期身体力行地从事拍摄教育电影的一位特殊人物，他一共主持摄制教育电影110部，在早期的科教影片中，几乎一半的影片都出自他手。在孙明经的影像中，除了一些常识普及和公民电影以外，地理风光电影也占有极大的比重，他的足迹踏入了国家版图的很多地区，摄像机也记录下了当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风貌，他也因此被称为“带摄影机的徐霞客”。
2 万里猎影：国难中的国家认同
1937年6月，孙明经从南京出发，北上前往北平，后计划参加暑期西北考察团。但不料突发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西北考察未能如愿走完。孙明经的万里猎影指的是其北上的1.2万余里行程中对沿途地区和华北地区所进行的拍摄与考察。在这一时期孙明经的影像作品中，大量记录了沿途地区的地理与人文情况，从风景到古迹，再从工农商劳动者到民兵阵营，都在影像中展现出了我国河山的壮阔与人民精神的顽强[2]。
国家认同是一种国家成员间相似、平等、亲密的感觉和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或他国的情感或评价等，它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是国家历史发展和个体社会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古语多难兴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灾难往往会驱使和激励民众更加努力奋斗。这就表明，往往在国家危难之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会普遍增强。但这种增强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又是否有媒介的功劳呢？关于认同，学者赫克特提出一种“认同的传播理论”，他认为认同就是一个传播过程，而传播也能够具体地表现认同。具体到国家认同的层面，这场由传播到认同的发展，是受到很多方面影响的。首先，国家这一宽泛的定义始终包含着土地、人口与主权等相关要素，因此国家认同也离不开这些要素。对于个体现实而言，国家只是我们共同居住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演变，我们逐渐产生了认同的情感，并开始对这片地域产生依恋之情。例如，我们通常会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是因为我们本身对中华民族血脉相承有强烈的认同感。长江与黄河成为中国这片地域上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名片，而我们对自己家乡的感情，也逐渐变得难舍难分。这种情感就是国家认同最基础的构建方式[3]。
作为影像这一媒介，要如何刺激和激发民众的这种情感呢？手段有很多。孙明经这一时期拍摄的《还我河山》作品集中，多数为地理风光片，孙明经通过对地理风貌和名胜古迹的拍摄，让祖国的万里河山展现在人们面前，对于文化不高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开始了解到了除家乡以外的广阔世界，开始探求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面貌。孙明经的《首都风光》中便先是通过拍摄玄武湖的雪景和游客，以及以明孝陵等古迹为基本的拍摄对象，但同时受时局影响，片中也用大量的时长拍摄了有关中山先生墓和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塔，墓外有正在执勤的士兵。这些细节彰显出时局动荡不安，并且结合抗日战争的背景，深层次表达了国家有如此的大好河山，我们并不愿意拱手相让的民族情感。 除此之外，文化元素也在孙明经的影像中被大量运用和捕捉。例如，在《绥远省》这部影片中，景色风光不再是完全的拍摄主体，人文色彩更加浓厚。从孙明经的书信中可判断，其拍摄了绥远省集宁地区的生活风貌，如全民修建防空洞和当地粮食交易往来的相关影像资料。《连云海港》和《淮北盐场》更是进一步缩减了对风景的捕捉，而更注重人文地理的呈现，拍摄对象聚焦到了劳动人民的身上，通过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形象和精神的塑造，以增强普通国民对国家这一共同体中的文化的认同。《连云海港》拍摄了工人开采磷矿石、学员研究水产、工人修建大坝等场面，构建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平凡与伟大。这一点更容易让国人产生共鸣，因为劳动群体占国民比重中的很大一部分，加之我国数千年文化的熏陶，我们坚信天道酬勤的普遍理念，就使这种影片在当时更容易使基层劳动群体产生一种群体认同感。
媒介在国家认同中往往可以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它将我们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感进行艺术加工，放大了我们内心难以割舍的那份希望和情感，并将这份情感付诸更大的版图——国家之上，尤其是在国难时期，国家认同的情感锁链会更加牢靠，身处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本不相识相知，但因为拥有必须共同面对的艰难而使他们之间的连接不自觉地更为紧密[4]。
3 西康之行：少数民族的探秘与民族认同
随着国家时局的变动，战事吃紧，日寇的军事侵略已经逐步向我国中部和西南部推进。为了达到分裂我国国土的目的，日军开始捏造中国边疆的地理划分，试图分裂我国边疆等偏远地区，以达到更方便他们侵略占领管理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媒体几乎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对西南民族形象进行揭秘、拉拢与同化，导致当时有大批量的学者深入西南地区考察研究。民间群众虽然继续存在歧视心态，但也逐渐开始接受西南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种背景下，孙明经1939年前往西康进行科学考察，从重庆出发，途经雅安、康定、甘孜等20多地，他这一时期的照片和影像记载了这些地区的宗教与民俗情况，对川康地区和茶马古道进行了影像化的梳理和表达。
中国“西南”向来都是一个神秘又模糊的概念。在民国时期，“西南”的概念中包含着粤、桂、湘、川、黔、滇、康、藏等多个省份。这些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多或少都聚集着少数民族人群。而西康地区更是如此，由于接壤西藏、云南和四川三地，人口组成较为复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地大物博的中国有着多个民族的文化渊源，但由于汉族的人口众多，其他少数民族在诸多方面往往处于被忽略的窘境。再加上民国初期为了“驱除鞑虏”，致使社会对满人的排斥。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汉族人往往缺乏概念化的认知。其次，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由于交通和环境的闭塞，战火并未触及他们的家园，因为落后的交通和讯息传播，使他们对汉人的印象也并不深刻。在中国面对外力侵犯的危急时刻，民族主义往往和爱国主义合流，使族群的阶序与差异被逐渐忽略。而此时正是急需团结吸纳各方抗日力量的关键时期，如何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影响国家存亡的重要环节。
少数民族的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想要让少数民族群体更快更好地融入国家这一整体之中，就需要通过创造和追溯来寻找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修正构建出共同体的边界。我们所谓的国家或民族的认同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于许多共同记忆的建构与再建构，我们在记忆中寻找着彼此之间相同和共通之处，并且逐步消解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而媒介的传播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产生。因为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们，都借助媒介这一手段分享共同的信息与情感，民族国家才得以被想象和建构出来。具体到孙明经的影像作品中，以照片类为例，西康考察时期的照片多记载了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元素与符号，如当地的宗教场所、少数民族服饰与生活状态以及对康巴地区独特婚俗的呈现，都极大地拉近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情感距离。从电影类来说，孙明经西康之行拍摄了8部影片，多数为纪录当地风光特色和对少数民族生存的真实写照。颇具特色的是在孙明经的影片中大量记载了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当地的一些庆典与仪式，揭开了少数民族神秘的面纱。例如，在甘孜寺拍摄的跳神场面。跳神是一种传统的喇嘛教盛典仪式，由寺中喇嘛扮演各类神王角色，进行集体的祭祀和表演活动。影片中呈现出的一段小喇嘛献祭舞，舞步整齐精巧，颇具人文色彩。这种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宗教仪式的捕捉，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对有着同样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体产生共情的影响，保持和维护少数民族群体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形态。此外，《西康》系列电影更重要的是在于对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风俗的展现与刻画。康定关外“茶马互贾”的交易形式，甘孜市场上吃着生牛肉的康人，以及少数民族群体采茶、修路和过溜索等日常活动，都展现出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从这些影像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解读，构建出较为真实的社会想象。也就是说，孙明经的影像作品并不仅仅在民国时期对民众产生影响，在今日乃至未来，对佐证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文化认同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5]。
1944年孙明经开始第二次西康之行，除拍摄纪实影像之外，其团队也开启了入康放映教育电影的工作，在雅安和康定放映了孙明经的多部教育作品，这也对当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教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影像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像这一比纸媒更灵活的媒介使个人情感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联系了更多的同胞。时至今日，这些影像还是能够让每一个中华民族同胞感受到同样的家国情怀。如今，影像手段逐步发展，从《建国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爱国主义电影饱受好评，到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横空出世，再到如今被外媒广泛关注的中国自媒体人李子柒的视频作品火遍全球，这些影像作品都在潜移默化地增强每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并逐步完善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当民族认同感不断强化，会产生更多像孙明经先生一样的“现代徐霞客”，为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成长作出不懈努力。这些影像作品将是中华民族最宝贵和丰富的时代珍藏。
参考文献：
[1] 史兴庆.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5-19.
[2] 孙明经，孙健三.中国百年影像档案——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影像精选集[M].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7：113.
[3] 张媛.媒介、地理与认同：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变迁[D].浙江大学，2014：10.
[4] 侯陈辉.影像建构中的民族国家认同[D].海南大学，2011：40.
[5] 王友富.影像中的边疆形象：民国学人庄学本和孙明经的西康影像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02）：119.
作者简介：赵宏博（1995—），女，河北石家庄人，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
关键词：孙明经;影像傳播;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12-00-04
0 引言
孙明经作为中国电影教育的先驱人物，其成就不局限于在讲台上对摄影摄像的教学研究，也包括其在1934—1949年间与其团队所参与的纪实影像活动（纪实电影与图片摄影）。在战火频发与社会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孙明经用自己的足迹与影像作品构建出极具时代缩影的国家形象，也留下了一批承载着时代记忆的珍贵影像文化遗产。其中，以民族志系列电影《西康》与地理风光系列片《还我河山》为代表，都以胶片摄像的方式对民国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的生活情况与发展作了纪实的影像记录。并且通过走入普通民众中进行影像放映活动的方式，对当时的国人完成普及与教化的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认同与国家建构作出了贡献。
1 民国时期的影像背景初探
从1839年照相术的诞生，到19世纪末的“活动画”和“幻灯”，影像技术一直以来都是令人倍感好奇的奇巧淫技。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作为舶来品，更是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追捧。以上海为代表，各类民营制片公司与电影院开始崛起，外国的商业电影不断涌入国内的电影市场形成垄断趋势，数量极为庞大。据《中国电影年鉴1934（影印本）》中的相关数据统计，仅1931—1933年这3年间，就有大约5055部外国片在国内放映播放，而国产片仅有609部被准演。这些外国片以侦探片和香艳肉感片为主流，助长了暴力犯罪与享乐主义的歪风邪气[1]。与此同时，国产电影也趁乱在这时开始发展和复兴。为了追求利益，迎合受众市场，大量的古装片和武侠片被制作与放映。在这类影片中往往负载着武侠主义与神权迷信等封建主义的糟粕文化，使当时本就不高的国民素质文化面临倒退的窘境。由此，顺应时代的呼应，教育电影应运而生。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蔡元培担任主席，通过对电影放映进行严格管控，鼓励更多人参与创作教育电影等方式来达到对国人的教化作用。
我们经常会在民国背景的影视剧中看到学生们举行抗日游行的画面，他们在街上分发传单，竖起条幅字报，为抗日救亡发声。其原因是学生这个意象在文学艺术表达中往往代表着对先进的知识和思想的单纯追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文盲率接近90%，也就是说，几乎除学生和教师群体之外，其他的国人都不见得能识得几个字。因此，在早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面对文化素质并不高的民众群体，图片、影像往往比文字能够更直观地表现出民族危亡这一真实情况，也更容易被大部分国人读懂和接受。这段时期，电影对于大众而言不再只是纯粹娱乐消遣的手段，也是帮助他们拓宽视野和了解国家的工具。而孙明经就是在这一时期身体力行地从事拍摄教育电影的一位特殊人物，他一共主持摄制教育电影110部，在早期的科教影片中，几乎一半的影片都出自他手。在孙明经的影像中，除了一些常识普及和公民电影以外，地理风光电影也占有极大的比重，他的足迹踏入了国家版图的很多地区，摄像机也记录下了当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风貌，他也因此被称为“带摄影机的徐霞客”。
2 万里猎影：国难中的国家认同
1937年6月，孙明经从南京出发，北上前往北平，后计划参加暑期西北考察团。但不料突发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西北考察未能如愿走完。孙明经的万里猎影指的是其北上的1.2万余里行程中对沿途地区和华北地区所进行的拍摄与考察。在这一时期孙明经的影像作品中，大量记录了沿途地区的地理与人文情况，从风景到古迹，再从工农商劳动者到民兵阵营，都在影像中展现出了我国河山的壮阔与人民精神的顽强[2]。
国家认同是一种国家成员间相似、平等、亲密的感觉和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或他国的情感或评价等，它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态度，是国家历史发展和个体社会化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古语多难兴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灾难往往会驱使和激励民众更加努力奋斗。这就表明，往往在国家危难之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会普遍增强。但这种增强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又是否有媒介的功劳呢？关于认同，学者赫克特提出一种“认同的传播理论”，他认为认同就是一个传播过程，而传播也能够具体地表现认同。具体到国家认同的层面，这场由传播到认同的发展，是受到很多方面影响的。首先，国家这一宽泛的定义始终包含着土地、人口与主权等相关要素，因此国家认同也离不开这些要素。对于个体现实而言，国家只是我们共同居住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演变，我们逐渐产生了认同的情感，并开始对这片地域产生依恋之情。例如，我们通常会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是因为我们本身对中华民族血脉相承有强烈的认同感。长江与黄河成为中国这片地域上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名片，而我们对自己家乡的感情，也逐渐变得难舍难分。这种情感就是国家认同最基础的构建方式[3]。
作为影像这一媒介，要如何刺激和激发民众的这种情感呢？手段有很多。孙明经这一时期拍摄的《还我河山》作品集中，多数为地理风光片，孙明经通过对地理风貌和名胜古迹的拍摄，让祖国的万里河山展现在人们面前，对于文化不高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开始了解到了除家乡以外的广阔世界，开始探求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面貌。孙明经的《首都风光》中便先是通过拍摄玄武湖的雪景和游客，以及以明孝陵等古迹为基本的拍摄对象，但同时受时局影响，片中也用大量的时长拍摄了有关中山先生墓和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塔，墓外有正在执勤的士兵。这些细节彰显出时局动荡不安，并且结合抗日战争的背景，深层次表达了国家有如此的大好河山，我们并不愿意拱手相让的民族情感。 除此之外，文化元素也在孙明经的影像中被大量运用和捕捉。例如，在《绥远省》这部影片中，景色风光不再是完全的拍摄主体，人文色彩更加浓厚。从孙明经的书信中可判断，其拍摄了绥远省集宁地区的生活风貌，如全民修建防空洞和当地粮食交易往来的相关影像资料。《连云海港》和《淮北盐场》更是进一步缩减了对风景的捕捉，而更注重人文地理的呈现，拍摄对象聚焦到了劳动人民的身上，通过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形象和精神的塑造，以增强普通国民对国家这一共同体中的文化的认同。《连云海港》拍摄了工人开采磷矿石、学员研究水产、工人修建大坝等场面，构建出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平凡与伟大。这一点更容易让国人产生共鸣，因为劳动群体占国民比重中的很大一部分，加之我国数千年文化的熏陶，我们坚信天道酬勤的普遍理念，就使这种影片在当时更容易使基层劳动群体产生一种群体认同感。
媒介在国家认同中往往可以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它将我们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感进行艺术加工，放大了我们内心难以割舍的那份希望和情感，并将这份情感付诸更大的版图——国家之上，尤其是在国难时期，国家认同的情感锁链会更加牢靠，身处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本不相识相知，但因为拥有必须共同面对的艰难而使他们之间的连接不自觉地更为紧密[4]。
3 西康之行：少数民族的探秘与民族认同
随着国家时局的变动，战事吃紧，日寇的军事侵略已经逐步向我国中部和西南部推进。为了达到分裂我国国土的目的，日军开始捏造中国边疆的地理划分，试图分裂我国边疆等偏远地区，以达到更方便他们侵略占领管理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媒体几乎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对西南民族形象进行揭秘、拉拢与同化，导致当时有大批量的学者深入西南地区考察研究。民间群众虽然继续存在歧视心态，但也逐渐开始接受西南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这种背景下，孙明经1939年前往西康进行科学考察，从重庆出发，途经雅安、康定、甘孜等20多地，他这一时期的照片和影像记载了这些地区的宗教与民俗情况，对川康地区和茶马古道进行了影像化的梳理和表达。
中国“西南”向来都是一个神秘又模糊的概念。在民国时期，“西南”的概念中包含着粤、桂、湘、川、黔、滇、康、藏等多个省份。这些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多或少都聚集着少数民族人群。而西康地区更是如此，由于接壤西藏、云南和四川三地，人口组成较为复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地大物博的中国有着多个民族的文化渊源，但由于汉族的人口众多，其他少数民族在诸多方面往往处于被忽略的窘境。再加上民国初期为了“驱除鞑虏”，致使社会对满人的排斥。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汉族人往往缺乏概念化的认知。其次，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由于交通和环境的闭塞，战火并未触及他们的家园，因为落后的交通和讯息传播，使他们对汉人的印象也并不深刻。在中国面对外力侵犯的危急时刻，民族主义往往和爱国主义合流，使族群的阶序与差异被逐渐忽略。而此时正是急需团结吸纳各方抗日力量的关键时期，如何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影响国家存亡的重要环节。
少数民族的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想要让少数民族群体更快更好地融入国家这一整体之中，就需要通过创造和追溯来寻找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修正构建出共同体的边界。我们所谓的国家或民族的认同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于许多共同记忆的建构与再建构，我们在记忆中寻找着彼此之间相同和共通之处，并且逐步消解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而媒介的传播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产生。因为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们，都借助媒介这一手段分享共同的信息与情感，民族国家才得以被想象和建构出来。具体到孙明经的影像作品中，以照片类为例，西康考察时期的照片多记载了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元素与符号，如当地的宗教场所、少数民族服饰与生活状态以及对康巴地区独特婚俗的呈现，都极大地拉近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情感距离。从电影类来说，孙明经西康之行拍摄了8部影片，多数为纪录当地风光特色和对少数民族生存的真实写照。颇具特色的是在孙明经的影片中大量记载了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当地的一些庆典与仪式，揭开了少数民族神秘的面纱。例如，在甘孜寺拍摄的跳神场面。跳神是一种传统的喇嘛教盛典仪式，由寺中喇嘛扮演各类神王角色，进行集体的祭祀和表演活动。影片中呈现出的一段小喇嘛献祭舞，舞步整齐精巧，颇具人文色彩。这种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宗教仪式的捕捉，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对有着同样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体产生共情的影响，保持和维护少数民族群体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形态。此外，《西康》系列电影更重要的是在于对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风俗的展现与刻画。康定关外“茶马互贾”的交易形式，甘孜市场上吃着生牛肉的康人，以及少数民族群体采茶、修路和过溜索等日常活动，都展现出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从这些影像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解读，构建出较为真实的社会想象。也就是说，孙明经的影像作品并不仅仅在民国时期对民众产生影响，在今日乃至未来，对佐证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文化认同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5]。
1944年孙明经开始第二次西康之行，除拍摄纪实影像之外，其团队也开启了入康放映教育电影的工作，在雅安和康定放映了孙明经的多部教育作品，这也对当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教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影像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像这一比纸媒更灵活的媒介使个人情感跨越了时空的限制，联系了更多的同胞。时至今日，这些影像还是能够让每一个中华民族同胞感受到同样的家国情怀。如今，影像手段逐步发展，从《建国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爱国主义电影饱受好评，到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横空出世，再到如今被外媒广泛关注的中国自媒体人李子柒的视频作品火遍全球，这些影像作品都在潜移默化地增强每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并逐步完善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当民族认同感不断强化，会产生更多像孙明经先生一样的“现代徐霞客”，为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成长作出不懈努力。这些影像作品将是中华民族最宝贵和丰富的时代珍藏。
参考文献：
[1] 史兴庆.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5-19.
[2] 孙明经，孙健三.中国百年影像档案——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影像精选集[M].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7：113.
[3] 张媛.媒介、地理与认同：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变迁[D].浙江大学，2014：10.
[4] 侯陈辉.影像建构中的民族国家认同[D].海南大学，2011：40.
[5] 王友富.影像中的边疆形象：民国学人庄学本和孙明经的西康影像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02）：119.
作者简介：赵宏博（1995—），女，河北石家庄人，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