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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持续力的慈善文化一定得互利双赢。慈善作为文明产物,必须得到相应的文化支撑;作为社会产物,还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阻碍民众行善积极性的最大症结是善款管理不透明,民众对慈善组织缺乏信任。
前不久,网上曝出明星“诈捐门”事件,各方反应热烈。这一事件也让明星们感觉到了做慈善不规范带来的诚信危机。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最新报告,23%国人进入中产。截止2009年底,民间总资产180万亿。手有余钱心怀贫弱,绝大部分人都有怜弱之心。窗外站着要饭的穷人,窗里的富人能够吃好饭么?再据中社院《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我国慈业正走向复兴,成为国人参与度赞誉度最高的社会事业。但如何做大慈糕,让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一角落,同时制止种种慈业发展过程中的乱象,走出尴尬瓶颈,日益成为“和谐发展”的一大焦点。
比例失调的慈善
2010年,我国人均GDP据测逼近4000美元,2009年国家财政收入七万亿人民币。许多慈善发达国家每年慈捐占该国GDP的2%～3%。按此比例,我国可得善款6000～9000亿/年。可现实是2007年仅得善款309亿(美国同年3064亿美元,GDP的2.2%),2008年因川震增至1070亿,仍仅占GDP的0.356%,下限6000亿的5.15%。再据《福布斯》“2004年中国慈善榜”,百位富豪七成没出现,上榜富豪捐额亦仅占其资产总额百分之几。1000万家企业中,仅十万家有慈捐,99%的企业未有慈捐记录。全国近200家慈善组织,绝大多数带有官方色彩,纯民间慈善组织屈指可数,社会动员能力低弱。在欧美,慈善主力来自民间。美国现有各类民间慈善组织约120万家,支配着6700亿美元的善款。
另一方面,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三千万,城镇贫困人口约三千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需要救助者超过人口總数10%以上。巨大的救助需求与日渐壮大的救助能力,既在呼唤做大慈糕,也说明存在不少阻碍做大慈糕的基础性原因。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慈善机制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目前资金公示做得相对较好的慈善机构也只是认为,不贪污善款就行了。”不贪污,当然只是初级阶段的标准。
专业人士认为:阻碍民众行善积极性的最大症结是善款管理不透明,民众对慈善组织缺乏信任。“结了冰的心是阻碍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死结’。”一些企业宁肯自设基金会,也不愿将钱捐给专业基金会,他们担心自己的善意得不到表达。失去公众信任,救济池水因源头细弱而难以充盈。
慈善的文化支撑
有学者指出:决定与影响慈业有四要素:文化、意识、能力、环境。慈善文化是最核心的灵魂,既是实践的结晶,又决定和影响实践的兴衰;慈善意识是血肉,慈善意识低,慈业就会贫血;慈善意识直接决定了参与慈业的意愿和动力;慈善能力是慈业发展的骨架,包括动员、筹资、分配与监管资源的能力;慈善环境是慈业生存与发展所需之氧气。慈界人士认为仅靠现有法律法规无法为慈业保驾护航,而且仅仅依靠立法还远远不够,“基本建设”还是得建立慈善文化。
191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捐出一生财产3.5亿美元,临终留言:“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也说,只有行善才能涤荡灵魂的自私。许多西方人士已将慈善视为必须遵循的生活方式。而我国高收入阶层对慈善整体冷淡。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2004年国内富人慈捐仅占年度善款15%。美国前50名慈善家五年内共捐赠650亿美元,占其财富45%。
很多国人认为慈捐只是有产者的事,有产者则认为是大富豪的事,大富豪则把责任推给李嘉诚、比尔·盖茨等。而欧美国民认为慈业靠众人拾柴。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占百姓平均收入的2%,每年30%的慈款直接从个人工资中划出,善款规模呈上升趋势。2002年,我国个人捐赠人均0. 92元人民币。中美人均收入距差1: 38,而人均慈捐之比1: 7300。2000年,美国慈款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4. 8% ,大幅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我国慈捐占社会保障开支的比例仅为0. 96%。
欧美还动员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慈业。宗教团体乃欧美兴慈主力,教徒们对慈善有着来自信仰的强烈热情。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构建欧美社会体制的价值依据,筑就西方文化的伦理基础,形成西人的行为方式,并极大地推动了欧美慈业的发展。
拆除“左”碍
当前,我国慈业多为行政派生型。因为,受儒家思想制约,“不足”者的存在被历代王朝认为是未行仁政的反映,允许民间兴慈至少意味着承认政府的无能。故而,自古以来慈业多由政府主办,除了救济功能,还有社会控制功能。1980年代慈业渐苏,但仍不能从根本上突破行政主导的运作模式,中华慈善总会历届主任均由民政部正副部长兼任。有学者指出:政府对慈业存在的这一矛盾心理,直接导致了我国慈业的滞后。
其次,绝对排斥施善者的正当权益,乃是"左倾"思潮存留至今的重大暗伤。求全责备,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致使个人利益得不到合理承认。可是,集体利益难道不是个人利益的合成吗?没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还存在吗?还需要存在吗?容不得施善者的正当权益,要求必须彻底无私,乃是当今遇到慈事总生猜忌的社会心理。而有持续力的慈善文化,一定得建立在互利双赢的基础。施善者“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受施者“今日受恩,明日报恩”,方能形成良性循环与慈业的可持续发展。
允许适度的“私”,允许带回“余香”,才能广开慈门,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慈业。道德苛求之下,能得到多少“纯粹好人”?正视捐助者权益,乃是做大慈糕的基本建设。不要以为捐助者仅仅是利益输送方,就可名正言顺地剥夺他们的“附着性权益”,可以不留给他们“余香”。说到底,合理驾驭人性的两面性,才可避免难以持久的单轮独飞。
香港中文大学不少大楼以捐赠者命名,不仅为捐赠者扬名,更主要还是基于深层次的捐赠文化——告知他人一件好事,乃是做了第二件好事,有利于更多的人跟上来。既满足捐赠者的留名,又利于做大慈业,鼓励前者以吸引后来,岂非好上加好么?再如加拿大不少慈善机构均为“有私”,并非“无私奉献”,因为“有私”是慈善机构成熟的标志。很简单,如果这些机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们的慈业还做得下么。只是这种“有私”必须得到监控。因此,欧美慈业还有一条铁律:慈善无秘密。加拿大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每家慈善机构必须申报年度筹款,并证明80%款额用于慈业,20%为维持性开销。不仅政府监督,公众也有权取得慈善组织的财务报表。一旦发现触犯法律,政府立即监管该家慈善机构,收回开业证号。因此,欧美慈业也存在竞争,只是竞争的不是利润而是声誉,经营得好声誉好,便容易得到捐赠;业绩差,募款困难,就办不下去。
两手都要硬
所有与钱有关的地方,总会冒出这样那样的鬼头鬼脑者,如何融化民众被冻结的慈心,当然还在于杜绝借慈名而谋歪利。宁波市卫生局透露,当地抗癌基金会2007年募款233万元,但活动成本180万元。再如一家“关心下一代”基金会,2005年称年度募款8208元,可实得现金62万元余,该会称这是企业上交的管理费,用于该会日常开销。用62万元管理8208元,还如何“关心下一代”?
2008年,民政部主管慈善的副部长窦玉沛接到3万元汇款,汇款人为南宁八旬老翁,因数次捐赠均上当受骗,认为副部长不会骗他。慈善组织公信力之低,“皮球”居然直踢副部长!在加拿大,大多数善款均由会计师管理,并不直接给受助者,以保证善心得到善用。为此,须尽快建立慈业资质评估和信用资格认证制度,加大社会监管力度,增强公众对慈业的认同度,从而提高参与度。
一方面加强监管力度,一方面积极推行鼓励政策,两手都要硬。政府须运用政策杠杆推助慈业。按现行规定,只有捐款给民政部门的慈善机构,方可获得免税捐款发票,其他类型的捐款均需缴税,捐款额如超过当年税前利润3%,超额部分还需缴纳所得税。企业若向“非民政”捐款百万,须缴税近60万元。这无疑既抑制了企业慈捐的积极性,也杜绝了社会兴慈的募款渠道,形成“反作用力”。
当前救急慈善这一块,只有得到媒体报道的贫病者才得到社会的集中关爱,未能对弱势群体形成“面”的救助,阳光未到的角落,面积还不小。基层慈善反应能力还十分低弱,未能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而救助信息反馈机制的缺失,恰恰说明慈业工程尚未摆上各级政府议程,没有认识到需要建立一条这方面的信息渠道,“这只手”还很软。■
编辑:董晓菊[email protected]
前不久,网上曝出明星“诈捐门”事件,各方反应热烈。这一事件也让明星们感觉到了做慈善不规范带来的诚信危机。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最新报告,23%国人进入中产。截止2009年底,民间总资产180万亿。手有余钱心怀贫弱,绝大部分人都有怜弱之心。窗外站着要饭的穷人,窗里的富人能够吃好饭么?再据中社院《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我国慈业正走向复兴,成为国人参与度赞誉度最高的社会事业。但如何做大慈糕,让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一角落,同时制止种种慈业发展过程中的乱象,走出尴尬瓶颈,日益成为“和谐发展”的一大焦点。
比例失调的慈善
2010年,我国人均GDP据测逼近4000美元,2009年国家财政收入七万亿人民币。许多慈善发达国家每年慈捐占该国GDP的2%～3%。按此比例,我国可得善款6000～9000亿/年。可现实是2007年仅得善款309亿(美国同年3064亿美元,GDP的2.2%),2008年因川震增至1070亿,仍仅占GDP的0.356%,下限6000亿的5.15%。再据《福布斯》“2004年中国慈善榜”,百位富豪七成没出现,上榜富豪捐额亦仅占其资产总额百分之几。1000万家企业中,仅十万家有慈捐,99%的企业未有慈捐记录。全国近200家慈善组织,绝大多数带有官方色彩,纯民间慈善组织屈指可数,社会动员能力低弱。在欧美,慈善主力来自民间。美国现有各类民间慈善组织约120万家,支配着6700亿美元的善款。
另一方面,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三千万,城镇贫困人口约三千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需要救助者超过人口總数10%以上。巨大的救助需求与日渐壮大的救助能力,既在呼唤做大慈糕,也说明存在不少阻碍做大慈糕的基础性原因。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慈善机制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目前资金公示做得相对较好的慈善机构也只是认为,不贪污善款就行了。”不贪污,当然只是初级阶段的标准。
专业人士认为:阻碍民众行善积极性的最大症结是善款管理不透明,民众对慈善组织缺乏信任。“结了冰的心是阻碍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死结’。”一些企业宁肯自设基金会,也不愿将钱捐给专业基金会,他们担心自己的善意得不到表达。失去公众信任,救济池水因源头细弱而难以充盈。
慈善的文化支撑
有学者指出:决定与影响慈业有四要素:文化、意识、能力、环境。慈善文化是最核心的灵魂,既是实践的结晶,又决定和影响实践的兴衰;慈善意识是血肉,慈善意识低,慈业就会贫血;慈善意识直接决定了参与慈业的意愿和动力;慈善能力是慈业发展的骨架,包括动员、筹资、分配与监管资源的能力;慈善环境是慈业生存与发展所需之氧气。慈界人士认为仅靠现有法律法规无法为慈业保驾护航,而且仅仅依靠立法还远远不够,“基本建设”还是得建立慈善文化。
1919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捐出一生财产3.5亿美元,临终留言:“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也说,只有行善才能涤荡灵魂的自私。许多西方人士已将慈善视为必须遵循的生活方式。而我国高收入阶层对慈善整体冷淡。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2004年国内富人慈捐仅占年度善款15%。美国前50名慈善家五年内共捐赠650亿美元,占其财富45%。
很多国人认为慈捐只是有产者的事,有产者则认为是大富豪的事,大富豪则把责任推给李嘉诚、比尔·盖茨等。而欧美国民认为慈业靠众人拾柴。美国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占百姓平均收入的2%,每年30%的慈款直接从个人工资中划出,善款规模呈上升趋势。2002年,我国个人捐赠人均0. 92元人民币。中美人均收入距差1: 38,而人均慈捐之比1: 7300。2000年,美国慈款占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4. 8% ,大幅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我国慈捐占社会保障开支的比例仅为0. 96%。
欧美还动员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慈业。宗教团体乃欧美兴慈主力,教徒们对慈善有着来自信仰的强烈热情。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构建欧美社会体制的价值依据,筑就西方文化的伦理基础,形成西人的行为方式,并极大地推动了欧美慈业的发展。
拆除“左”碍
当前,我国慈业多为行政派生型。因为,受儒家思想制约,“不足”者的存在被历代王朝认为是未行仁政的反映,允许民间兴慈至少意味着承认政府的无能。故而,自古以来慈业多由政府主办,除了救济功能,还有社会控制功能。1980年代慈业渐苏,但仍不能从根本上突破行政主导的运作模式,中华慈善总会历届主任均由民政部正副部长兼任。有学者指出:政府对慈业存在的这一矛盾心理,直接导致了我国慈业的滞后。
其次,绝对排斥施善者的正当权益,乃是"左倾"思潮存留至今的重大暗伤。求全责备,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致使个人利益得不到合理承认。可是,集体利益难道不是个人利益的合成吗?没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还存在吗?还需要存在吗?容不得施善者的正当权益,要求必须彻底无私,乃是当今遇到慈事总生猜忌的社会心理。而有持续力的慈善文化,一定得建立在互利双赢的基础。施善者“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受施者“今日受恩,明日报恩”,方能形成良性循环与慈业的可持续发展。
允许适度的“私”,允许带回“余香”,才能广开慈门,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慈业。道德苛求之下,能得到多少“纯粹好人”?正视捐助者权益,乃是做大慈糕的基本建设。不要以为捐助者仅仅是利益输送方,就可名正言顺地剥夺他们的“附着性权益”,可以不留给他们“余香”。说到底,合理驾驭人性的两面性,才可避免难以持久的单轮独飞。
香港中文大学不少大楼以捐赠者命名,不仅为捐赠者扬名,更主要还是基于深层次的捐赠文化——告知他人一件好事,乃是做了第二件好事,有利于更多的人跟上来。既满足捐赠者的留名,又利于做大慈业,鼓励前者以吸引后来,岂非好上加好么?再如加拿大不少慈善机构均为“有私”,并非“无私奉献”,因为“有私”是慈善机构成熟的标志。很简单,如果这些机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们的慈业还做得下么。只是这种“有私”必须得到监控。因此,欧美慈业还有一条铁律:慈善无秘密。加拿大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每家慈善机构必须申报年度筹款,并证明80%款额用于慈业,20%为维持性开销。不仅政府监督,公众也有权取得慈善组织的财务报表。一旦发现触犯法律,政府立即监管该家慈善机构,收回开业证号。因此,欧美慈业也存在竞争,只是竞争的不是利润而是声誉,经营得好声誉好,便容易得到捐赠;业绩差,募款困难,就办不下去。
两手都要硬
所有与钱有关的地方,总会冒出这样那样的鬼头鬼脑者,如何融化民众被冻结的慈心,当然还在于杜绝借慈名而谋歪利。宁波市卫生局透露,当地抗癌基金会2007年募款233万元,但活动成本180万元。再如一家“关心下一代”基金会,2005年称年度募款8208元,可实得现金62万元余,该会称这是企业上交的管理费,用于该会日常开销。用62万元管理8208元,还如何“关心下一代”?
2008年,民政部主管慈善的副部长窦玉沛接到3万元汇款,汇款人为南宁八旬老翁,因数次捐赠均上当受骗,认为副部长不会骗他。慈善组织公信力之低,“皮球”居然直踢副部长!在加拿大,大多数善款均由会计师管理,并不直接给受助者,以保证善心得到善用。为此,须尽快建立慈业资质评估和信用资格认证制度,加大社会监管力度,增强公众对慈业的认同度,从而提高参与度。
一方面加强监管力度,一方面积极推行鼓励政策,两手都要硬。政府须运用政策杠杆推助慈业。按现行规定,只有捐款给民政部门的慈善机构,方可获得免税捐款发票,其他类型的捐款均需缴税,捐款额如超过当年税前利润3%,超额部分还需缴纳所得税。企业若向“非民政”捐款百万,须缴税近60万元。这无疑既抑制了企业慈捐的积极性,也杜绝了社会兴慈的募款渠道,形成“反作用力”。
当前救急慈善这一块,只有得到媒体报道的贫病者才得到社会的集中关爱,未能对弱势群体形成“面”的救助,阳光未到的角落,面积还不小。基层慈善反应能力还十分低弱,未能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而救助信息反馈机制的缺失,恰恰说明慈业工程尚未摆上各级政府议程,没有认识到需要建立一条这方面的信息渠道,“这只手”还很软。■
编辑:董晓菊[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