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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的主题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此，当前要全面开展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般认为，这五大建设中经济建设应是列居首位的当务之急，因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而政治则是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基础坚实牢固，上层建筑才能巍然屹立。这种看法当然合乎常理，但我们还必须认清，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如果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诸如民主政治不健全，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会变形，社会主义建设就有可能遭受重大挫折。这已被我国改革开放前一段时期的历史实践和苏联东欧的剧变所证实。
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与法治相结合，即以民主为基础，民意为依据，宪法为准绳，构建国家政权，保障公民人权，治理国家社会。民主的规则没有阶级性（如选举罢免、少数服从多数等），但如何运用民主是有“姓社姓资”区别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民主的精华，开创更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通行模式是三权统一，多党合作，即立法、执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统一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向它负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经常性监督；社会主义国家通常由主要的社会政党领导，实行多党合作，相互监督。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怎样开创社会主义民主，后来又如何变形、终至灭亡，其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汲取。1917年苏维埃国家建立后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1924、1936、1977年宪法，其中都规定苏俄和苏联是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国家。1918和1924年两部宪法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确立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宪法把工农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开创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它民主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最初党中央政治局三个委员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和托洛茨基分别担任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共和国军委主席，权力是有分工和制约的。1922年党中央新设总书记，由斯大林担任。本来规定总书记专管党的工作，不在政权机关兼职。苏联建国初期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病，为克服这个弊病，才专设总书记一职，还实行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1918年进而实行三个共产党合作，即俄共与民粹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合作，1921年才变为俄共一党执政。列宁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到1924年斯大林执政后更加严重了。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清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变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他从1932年起把党中央凌驾于政府之上，由联共中央与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决定。斯大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苏联是在严密控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民主选举的。斯大林还破坏了苏维埃民主，各级苏维埃代表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选举实际上是党代表人民、代替人民作主的党主选举，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这种以党代政、由党替民作主的政治体制，把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架空了。苏联人认为，宪法中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时，高干与普通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别已由建国初期的5倍扩大到约30倍，到50年代初期斯大林晚年又扩大到约50倍，到8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剧增至100多倍。苏共领导自己培植了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致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相当程度上蜕变为“官有制”，以致1991年苏联发生剧变时都没有工农大众奋起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苏共越来越盛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大力限制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长期以党治、人治取代宪治、法治。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民主到斯大林时期变为党替民作主。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一直干到1953年73岁病故）和指定接班制（1952年指定曾任其秘书的马林科夫为接班人）留下了长期祸患。从斯大林后期起，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拒不进行改革，终至1991年发生剧变，转轨到资本主义。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然而即便如此，大多数人再也不愿回到苏联那种体制了。
我国从1949年建国后，1954、1975、1978、1982年制定过四部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由于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党主立宪的弊病在我国也有所表现。好在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均有所发展。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先行，才带动、启动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1982年宪法无疑是最好的一部宪法，后来又经过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正，宪法就更加完善了。新宪法指明了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宪法着意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列为第一章，其中具体列举了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以及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等自由权利。勿庸讳言，苏联党代替人民作主的影响在我国迄今尚未完全清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依然任重道远。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首先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推进讲真话、进诤言、言论开放表达氛围的形成，才能极大地激发亿万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问题在于怎样正确、准确理解这三者的密切关系和有机统一。三者的关系理应是：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证。党的决策与任用干部要经过人民依法认可；如有失误或不当，要受人民监督，听取人民意见，由人民依法帮助党纠正。总之，要摆正党权、民权与法权的关系，要改革苏联模式党权高于一切、以党代政的弊病，大力弘扬民权，逐步完善法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从而引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我们深信，在党中央新领导班子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一定会排除种种阻力，逐步圆满实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与法治相结合，即以民主为基础，民意为依据，宪法为准绳，构建国家政权，保障公民人权，治理国家社会。民主的规则没有阶级性（如选举罢免、少数服从多数等），但如何运用民主是有“姓社姓资”区别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民主的精华，开创更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通行模式是三权统一，多党合作，即立法、执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统一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向它负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经常性监督；社会主义国家通常由主要的社会政党领导，实行多党合作，相互监督。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怎样开创社会主义民主，后来又如何变形、终至灭亡，其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汲取。1917年苏维埃国家建立后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1924、1936、1977年宪法，其中都规定苏俄和苏联是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国家。1918和1924年两部宪法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确立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宪法把工农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开创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它民主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最初党中央政治局三个委员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和托洛茨基分别担任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共和国军委主席，权力是有分工和制约的。1922年党中央新设总书记，由斯大林担任。本来规定总书记专管党的工作，不在政权机关兼职。苏联建国初期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弊病，为克服这个弊病，才专设总书记一职，还实行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1918年进而实行三个共产党合作，即俄共与民粹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合作，1921年才变为俄共一党执政。列宁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到1924年斯大林执政后更加严重了。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清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变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他从1932年起把党中央凌驾于政府之上，由联共中央与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决定。斯大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苏联是在严密控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民主选举的。斯大林还破坏了苏维埃民主，各级苏维埃代表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选举实际上是党代表人民、代替人民作主的党主选举，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这种以党代政、由党替民作主的政治体制，把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架空了。苏联人认为，宪法中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最高苏维埃，实际上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时，高干与普通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别已由建国初期的5倍扩大到约30倍，到50年代初期斯大林晚年又扩大到约50倍，到8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剧增至100多倍。苏共领导自己培植了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致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相当程度上蜕变为“官有制”，以致1991年苏联发生剧变时都没有工农大众奋起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苏共越来越盛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大力限制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长期以党治、人治取代宪治、法治。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民主到斯大林时期变为党替民作主。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一直干到1953年73岁病故）和指定接班制（1952年指定曾任其秘书的马林科夫为接班人）留下了长期祸患。从斯大林后期起，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拒不进行改革，终至1991年发生剧变，转轨到资本主义。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然而即便如此，大多数人再也不愿回到苏联那种体制了。
我国从1949年建国后，1954、1975、1978、1982年制定过四部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由于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党主立宪的弊病在我国也有所表现。好在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均有所发展。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先行，才带动、启动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1982年宪法无疑是最好的一部宪法，后来又经过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正，宪法就更加完善了。新宪法指明了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宪法着意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列为第一章，其中具体列举了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以及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等自由权利。勿庸讳言，苏联党代替人民作主的影响在我国迄今尚未完全清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依然任重道远。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首先大力推进民主选举，推进讲真话、进诤言、言论开放表达氛围的形成，才能极大地激发亿万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问题在于怎样正确、准确理解这三者的密切关系和有机统一。三者的关系理应是：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证。党的决策与任用干部要经过人民依法认可；如有失误或不当，要受人民监督，听取人民意见，由人民依法帮助党纠正。总之，要摆正党权、民权与法权的关系，要改革苏联模式党权高于一切、以党代政的弊病，大力弘扬民权，逐步完善法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从而引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我们深信，在党中央新领导班子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一定会排除种种阻力，逐步圆满实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