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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在影视人类学拍摄民族志电影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最优秀的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发展。
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与影像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诞生与影像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媒介记录载体经历了黑白或彩色照片、电影胶片、录像磁带以及现在DV数码影像。由于学科性质的关系，影视人类学的拍摄对象通常是少数民族群体或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与影像很难发生直接的联系，电影和电视的制作对他们而言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因此，一旦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自己，就会很不自然，如动作发僵、表情生硬、声音颤抖等，摄像机镜头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当他们面对的是小型的DV时，情况就不一样了。DV看起来就像一个玩具，普通人也可以把玩它，他们几乎可以无视它的存在。DV的即时回放功能可以使拍摄对象马上看到影像中自己的形象，一方面消除他们对DV的神秘感和敬畏感，另一方面可以征询他们对拍摄的看法和意见，更多地体现他们的意志。
此外，对于经常需要出没于崇山峻岭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类学者来说，DV的轻便具有更大的优势。传统上人类学电影摄制组的构成多是“人类学家＋摄影师＋向导”的模式，向导可以在人类学家真正进入田野之后略去不用，但要求人类学家也掌握一台大型摄像机的操作以及相应的视听语言运用却不太实际，他（她）更不可能在肩扛沉重的摄像机的同时还可以兼顾访谈和参与观察，而专业的摄像师在人类学理论知识上却难以胜任，所以一般来说这两个角色都是分离的，在人类学电影制作成本无形中被提高的同时，人类学家的意图能否被摄像师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是一个问题。影视人类学学者谭乐水先生就曾经说过：“摄影机的镜头都有人的观念在里面，我把摄像机交给任何人，他拍出来的镜头都不完全是我想要的镜头，我想我的感受只有自己能拍出来。因此，我从来没有满意过任何一个帮我拍片的人。”DV的使用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易用性、可操作性、可扩展性进一步增强，人类学家在接受简单的训练之后就能够掌握基本的用法，然后由DV的全天候、全自动的拍摄适应性功能来完成其他的任务，人类学家可以专心地与他的调查对象进行访谈，或者完全参与到整个活动的情景之中去。1996年，云南大学建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使用的影视记录媒介就是DV ，SONY VX1000，目前已经有两期学生毕业，他们都是用这些DV完成了自己的人类学电影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多部片子参加了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节、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节等。笔者在2001－2002年间拍摄的人类学电影“Open the Gate”，就是使用这种稍嫌笨重的机器完成的，一个人就胜任了人类学工作者、摄像师、灯光师、录音师等多重角色。
从学科的历史来看，人类学对影像最初的利用是将西方专业人员、业余爱好者、旅游探险家和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拍摄的土著村落和人体照片作为民族志资料进行分析，从这种意义上说，构成人类学分析性照片的东西，起初不一定完全带有现代人类学家拍摄的眼光与目的，其今日影像分析的工作不过是人们如何从这些照片中提取民族志的信息。基于此，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相机或DV机交到普通村民的手中，只告诉他们开关机等最简单的使用方法，由他们去拍任何他们觉得自己生活中值得拍摄的东西，从这些片子中，学者们可以了解村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自己的生活的。在2002年，由云南省社科院学者郭净博士主持的“Azara社区教育工作站”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了一项在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该项目的内容是，将摄像机交给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三个村庄的藏民，让他们用摄像机拍下自己的生产生活，然后把这些素材制作成VCD，再送回村子里，作为当地乡村小学进行本土文化教育的影视教材。在2005年3月底的第二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的社区单元中，藏民们拍摄的片子大部分得以展映，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异文化中言说着自己的文化。此外，美国人类学家索·沃斯用教学生的方法教纳瓦荷印第安人如何拍片，拓宽了影视交流的范围，并在研究中展示了主位和客位观察的差异，影视作为一种思想表达会在某些方面与语言有类似的功能，因为根据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arf）假说，语言结构能够影响讲这种语言的人的世界观，索·沃斯相信如果让纳瓦荷印第安人拍摄自己族群的电影，一定也包含着他们自己的意识。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个体使用DV机记录下的影像，对人类学家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研究价值。
不管是从人类学家自身的角度，还是从民间影像主位表达的角度，我们都可以预测，由于DV机的迅速普及，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必将出现越来越广阔的空间。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DV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广泛应用，将使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人类学各分支中的主流学科。
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与影像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诞生与影像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媒介记录载体经历了黑白或彩色照片、电影胶片、录像磁带以及现在DV数码影像。由于学科性质的关系，影视人类学的拍摄对象通常是少数民族群体或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与影像很难发生直接的联系，电影和电视的制作对他们而言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因此，一旦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自己，就会很不自然，如动作发僵、表情生硬、声音颤抖等，摄像机镜头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当他们面对的是小型的DV时，情况就不一样了。DV看起来就像一个玩具，普通人也可以把玩它，他们几乎可以无视它的存在。DV的即时回放功能可以使拍摄对象马上看到影像中自己的形象，一方面消除他们对DV的神秘感和敬畏感，另一方面可以征询他们对拍摄的看法和意见，更多地体现他们的意志。
此外，对于经常需要出没于崇山峻岭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类学者来说，DV的轻便具有更大的优势。传统上人类学电影摄制组的构成多是“人类学家＋摄影师＋向导”的模式，向导可以在人类学家真正进入田野之后略去不用，但要求人类学家也掌握一台大型摄像机的操作以及相应的视听语言运用却不太实际，他（她）更不可能在肩扛沉重的摄像机的同时还可以兼顾访谈和参与观察，而专业的摄像师在人类学理论知识上却难以胜任，所以一般来说这两个角色都是分离的，在人类学电影制作成本无形中被提高的同时，人类学家的意图能否被摄像师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是一个问题。影视人类学学者谭乐水先生就曾经说过：“摄影机的镜头都有人的观念在里面，我把摄像机交给任何人，他拍出来的镜头都不完全是我想要的镜头，我想我的感受只有自己能拍出来。因此，我从来没有满意过任何一个帮我拍片的人。”DV的使用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易用性、可操作性、可扩展性进一步增强，人类学家在接受简单的训练之后就能够掌握基本的用法，然后由DV的全天候、全自动的拍摄适应性功能来完成其他的任务，人类学家可以专心地与他的调查对象进行访谈，或者完全参与到整个活动的情景之中去。1996年，云南大学建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使用的影视记录媒介就是DV ，SONY VX1000，目前已经有两期学生毕业，他们都是用这些DV完成了自己的人类学电影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多部片子参加了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节、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节等。笔者在2001－2002年间拍摄的人类学电影“Open the Gate”，就是使用这种稍嫌笨重的机器完成的，一个人就胜任了人类学工作者、摄像师、灯光师、录音师等多重角色。
从学科的历史来看，人类学对影像最初的利用是将西方专业人员、业余爱好者、旅游探险家和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拍摄的土著村落和人体照片作为民族志资料进行分析，从这种意义上说，构成人类学分析性照片的东西，起初不一定完全带有现代人类学家拍摄的眼光与目的，其今日影像分析的工作不过是人们如何从这些照片中提取民族志的信息。基于此，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相机或DV机交到普通村民的手中，只告诉他们开关机等最简单的使用方法，由他们去拍任何他们觉得自己生活中值得拍摄的东西，从这些片子中，学者们可以了解村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自己的生活的。在2002年，由云南省社科院学者郭净博士主持的“Azara社区教育工作站”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了一项在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该项目的内容是，将摄像机交给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三个村庄的藏民，让他们用摄像机拍下自己的生产生活，然后把这些素材制作成VCD，再送回村子里，作为当地乡村小学进行本土文化教育的影视教材。在2005年3月底的第二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的社区单元中，藏民们拍摄的片子大部分得以展映，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异文化中言说着自己的文化。此外，美国人类学家索·沃斯用教学生的方法教纳瓦荷印第安人如何拍片，拓宽了影视交流的范围，并在研究中展示了主位和客位观察的差异，影视作为一种思想表达会在某些方面与语言有类似的功能，因为根据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arf）假说，语言结构能够影响讲这种语言的人的世界观，索·沃斯相信如果让纳瓦荷印第安人拍摄自己族群的电影，一定也包含着他们自己的意识。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个体使用DV机记录下的影像，对人类学家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研究价值。
不管是从人类学家自身的角度，还是从民间影像主位表达的角度，我们都可以预测，由于DV机的迅速普及，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必将出现越来越广阔的空间。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DV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广泛应用，将使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人类学各分支中的主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