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凤》，感觉细节人物、对话情景，可谓处处错谬。故事发生地是陕西，拍摄地点距离我老家不足百里，那地方我也去过，因此，我就不能像对影片中的场景不熟悉的观众那样，会被感动。
　　的确，我有了现实生活赋予的种种抗体，因此在观看过程中，感觉影片中几乎每个细节都是不真实的。细节不真实、概念化、潦草，表演看上去也就做作轻浮，总之，把本来一个深厚的文化主题，弄得肤浅而潦草。应该说，导演吴天明先生感觉到了问题——像他这样的年纪，许多人都感觉到当今农村出了问题，但他看不见问题的深处，也想不到問题的实质。可谓貌似找到了传统的文化账号，但却悲摧地找不到密码，胡乱输入6个8之类，就被吞卡了……
　　细节的不真实，就不必去掰扯了。我不想过多地评论电影，原因是不想扫许多人的兴。我不反感这部影片，只是遗憾它没有表现到我希望的地步。当然，同样丝毫没有、也不敢鄙夷被这部影片感动的人——正如听歌，我从来不听什么《天边》《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之类新创作的蒙古味儿的歌曲，因为我听惯了哈扎布的《小黄马》、宝音德力格尔的《辽阔的草原》、阿其木格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就有了抗体，听《天边》《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样的歌儿，觉得好，但不听，也没有关系，不觉得缺少了什么。当然也丝毫不敢鄙夷听了这些歌儿感到很享受的人。
　　电影《百鸟朝凤》有一场戏，年轻人过事不请吹鼓手即我们老家说的请乐人吹鬼子（“鬼子”即龟兹——关中人至今将唢呐称龟兹，因唢呐从西域龟兹传入中土，虽经过了改造，仍称其龟兹，但民间读音“鬼子”），而喜欢用洋鼓洋号代替唢呐乐队，用歌舞代替秦腔戏。这本来是个大问题，而吴天明仅潦草地、简单地处理成新旧冲突，实在太肤浅了。当然，根据影片的介绍，他将师傅与徒弟的感情，当作了主要表现目标——这就是新文艺的特点和功能。我这思想很保守的人，看了不过瘾、不解馋。
　　其实应该看到，礼崩乐坏，自古如是，于今实烈。不懂传统礼俗的年轻人只看见洋鼓洋号和时髦歌舞，像唢呐乐队和戏曲一样，都是过事时闹出的响声、动静儿，是热闹，却不知道旧式唢呐乐队吹鼓，是华夏礼乐在民俗中的具体实施，是礼乐文化的末端——虽说自古“礼不下庶人”，而庶人百姓、民间社会却可以摩仿上者，虽表现不甚周全，也不乏混乱失仪之处，但却能各从其宜，所谓“礼从宜，使从俗”，根据不同的条件，在主要意旨不大走样的前提下，表现方式，各有不同。这正是古之圣人制礼作乐最谅通人情之处。
　　而洋鼓洋号、流行歌舞，则绝不是礼乐，是娱乐，单从其内容上看，多为不祥之凶词怨曲，远远谈不上文以载道、发德明功的礼乐，只是渲泄迎合乃至煽惑人欲的娱乐。近年有不少乡村，年轻人给长辈办丧事，缺礼失仪，因为不知道传统的唢呐鼓乐是礼乐，而祭祀是“五礼”中的吉礼，舍弃传统的唢呐鼓乐、戏曲不用，而用洋乐队、流行歌舞，更甚者，弄脱衣舞，把肃穆庄严的葬礼搞得像是淫乱的狂欢。孝子于丧亲至痛之时，犹招歌舞娱乐而淫之，悖伦违礼，至为不孝！亲人在天之灵若有知，当蒙羞而降罪重谴不孝子孙。
　　乡村的堕落，还有一个尴尬：即便是用唢呐乐队，请一台大戏，乡村唢呐乐队现在多数不会演奏传统曲目了，多吹奏流行曲，自动迎合，向时尚妥协，慢慢地应该演奏什么曲子，已经不知道了，比如丧礼应该演奏的诸如《哭皇天》《泣颜回》《柳青娘》等哀戚的曲子，已经少人知晓了，有的在丧礼上甚至演奏《小妹妹送情郎》这种东北二人转传来的俗曲，正如网上山西的六十四抬出殡视频，队伍很整齐，步伐进退有序，显示了依依不舍之情，但演奏的曲子却是《北京的金山上》《九九艳阳天》等。好在唢呐乐队演奏的曲子虽然是新俗曲，但因为无歌词，加上演奏者考虑到毕竟是丧事用乐，乐队效果也能显示出一些悲伤情绪来。但毕竟不是应该演奏的曲子。
　　比以上所说更悲催的还不是这个——自古以来，细民无知，视上所有尚好，下必然靡然风从而已。今者，全民好娱乐，失礼毁仪，礼乐崩坏，伤风败俗，乡人无知，必模仿甚焉。从前的乡村，有乡绅长老于乡民失礼坏俗之时，必劝戒诃责，以礼裁抑，教导敦化之，而今天，谁出钱谁做主，乡下已经无长老绅士贤人。偶尔有粗知礼俗者，如吴天明一辈人，虽年逾古稀，也是所知一星半点而已，远非通达，既无力执经，又不懂权变，任由年轻人无知胡来，焦急而不知道如何劝阻。此情此景之窘迫，如欧阳修所叹：欲问其事，故老尽矣。
　　电影既然以乐曲《百鸟朝凤》命名，而今所传民乐《百鸟朝凤》，是河南民乐，以模拟百鸟鸣叫显示吹奏技艺繁难。流传于陕西，用于婚丧寿庆过事，但非行乐即无法用于孝子迎神、请灵、接饭、送葬等行进中，也因其曲调旋律零散，无法用于祭奠配乐，仅为乐手坐而吹奏即坐乐。其旋律在豫剧《抬花轿》中使用，用于舞台行乐则可，用于生活，则非。其曲调细碎，与秦声之悲散迥然不同。实在是俗曲。正因如此，许多熟悉《百鸟朝凤》乐曲的人，看完电影就奇怪：怎么电影中几乎听不到这个曲子，难道还有另外一种版本？电影中用的都是陕西的曲子，零散，无完整的乐曲。影片结尾徒弟在师父坟前吹奏的也不是《百鸟朝凤》，这种很新文艺的表现，我这个保守的人看了一点都不感动——新文艺的许多很得意、很煽情的表现，在我看来都很幼稚，我看了都觉得羞臊，不知道为什么。
　　关中丧事，吹奏《百鸟朝凤》，并非如电影所演绎的，唢呐主奏乐人坐在太师椅上领奏，其他人跪倒静听。其实跟演奏其他乐曲一样，一般是出殡前头一晚上，亲友祭奠已毕，已经是深夜，距离次日出殡仅仅剩数小时，这段时间为暖丧，亲友如逝者的女婿外甥干儿子等要求乐队演奏，即吹牌子，献给逝者，表达最后的心意。《百鸟朝凤》模拟百鸟鸣叫，乡人见识少，以为吹奏技艺繁难，而一般唢呐手亦不擅，若遇刁难强要求吹奏，则索价颇昂，主事之人能说会道，必百般解围，或有云逝者未必能当得起，实施教化于伦常、警戒愚俗之谓也。
　　今天乡下风俗败坏得非常快，六零后、七零后，逐渐成为家族中的主事者，于丧祭之礼，大多数除了迷信就不知道礼仪了。顺从迷信而为，算是能自觉地遵从传统风俗，即所谓“使民由之”，而那些头脑中已经破除了迷信的，“使民知之”的，虽然勉强依照风俗走程序，但一口一句：“这都是个样子”“这就是个意思罢了”等等，轻慢荒疏已极。还有那些念完大学读了书，到城市定居生活的所谓走出乡下、脱了农皮的成功人士，多数除了衣着光鲜地每回一次乡下，就刺激一次乡亲，显耀富豪地位势力外，多数从行为到语言，以对旧风俗看透、不屑、破坏、改变来显示自己是文明人、文化人等等，最为坏礼害俗。
　　从对唢呐代表的传统民间乐队和戏曲的冷落，可以解读中国农村文化之凋敝，到了简直无力回天的地步。距离我老家村子仅数里之遥的南原上一带，风气已经彻底变坏，原本义务帮忙料理丧事的乡亲即“相奉”们，已经演变为挟尸讹亲的团伙了，即在孝男孝女悲伤痛哭之际，粗暴打断，索要钱财，讨价还价，否则不抬桌子、不干活。此情此景，令人不寒而栗。至于趁机掀起的“吃破户儿”陋俗，就更令人发指了。
　　坏风气的产生，如污垢的滋生，是难避免的，自然的，不奇怪，也不应该害怕，怕的是没有阻挡这种坏风气的制约力量了。我曾经将整饬礼仪，比喻为扎鞋带裤腰带：鞋带裤腰带，久而久之松弛是难免的、自然的，关键是你要记得时不时紧一紧就行了。今天的悲哀是，没有人记得时不时需要将松弛的带子，紧一紧，而差不多都认为，那个带子太束缚人了，不要它了吧。
　　从前的时代，“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各种社会角色，都有其让别的角色尊重的分量，“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知礼之士才能说话占地方，在今天，只能惹人讥笑甚至谩骂。
　　我想，吴天明先生一定是感受到了农村如上所说的文化颓败，才有了借一个唢呐艺人的故事，来表达他隐隐的忧虑。但是，他的确太潦草、肤浅了。
　　忧虑归忧虑，总得想方设法死马当活马医——这不是又重新提恢复乡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