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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给老家的双亲安装监视器，源于弟弟的一個提议。
分别住在北、深、广的我们姐弟三人，经常在微信上讨论远在河南的父母的养老细节。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抱怨保姆偷东西，今天说偷了她的描花盘子，明天说偷了她的虾仁和汤圆。有一次，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保姆偷了她8000元钱，我们要是不管，她就去报警。
我们心里明白，保姆是不可能偷她8000元钱的。父母的工资由父亲保管，母亲花钱大手大脚，每月发到手的零用钱迅速用完，不可能有8000元那么多。但是母亲不依不饶，说保姆光吃闲饭不干活，说不想用保姆，自己完全能行。
这个保姆是我们姐弟三人出钱给父母请的，人很可靠。她不是全职，每天只是上午半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中午就离开。我们跟母亲据理力争，让她不要冤枉保姆，但是母亲依然不依不饶。
弟弟提议给家里安装一个监视器。有新闻说，有子女通过监视器，发现家里老人被保姆虐待。于是，我和姐姐同意了。监视器安装好了，我们在手机上一打开视频，便可看见老家客厅的全貌。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机器。
安装监视器的头一个月，就发现了很多让我们姐弟三人震惊的事情。
我发现，母亲跟保姆的关系根本没有她说的那么紧张。保姆除了上午跟她一起出门买菜外，大部分时间，客厅里就她们俩。保姆和母亲一人躺一个沙发，一起看电视剧，还不时讨论剧情。而她们周围，是乱得像猪窝一样的客厅。父亲不在家吃午饭时，保姆和母亲从早晨就开始聊天。母亲高谈阔论，保姆用心听着，恰到好处地插一句，引来母亲更加热烈的高谈阔论。周围，依然如猪窝一般。
我怒不可遏地打电话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不让保姆收拾房间，养着保姆就为了扯闲话吗？母亲有点猝不及防，像被我偷窥了隐私，又像被我揭了短，既恼怒又羞愧。刚开始她企图否认，但铁证如山，她就改变策略，冲着电话这边的我翻了个白眼（我用座机打电话，用手机看着视频里的母亲），说：“这房间不用收拾，我看着挺好。让她（保姆）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我气得给姐姐打电话告状，我们感觉这几年请保姆的钱全白花了。姐姐代表我们姐弟三人打电话给父亲。父亲的态度很暧昧，觉得这不是问题，只要老伴跟保姆聊得开心就好。
还有一件事，更让我生气。我发现母亲跟保姆沆瀣一气地骗我。平时母亲和父亲都是10点准时上床睡觉，父亲偶尔出差，保姆就全天在家陪母亲。我特意交代保姆，一定要按时伺候老太太上床睡觉，保姆也答应得很好。安装监视器的两个月后，一次父亲出差，夜里11点半我打开视频，赫然看见客厅灯火通明，母亲和保姆正坐在客厅里津津有味地看综艺节目。
我立刻拨通家里的电话。母亲意识到我的来意，撒谎说：“我都准备睡了，正要关灯呢。”我说：“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俩都在看电视，看的是中央三套。”我话音刚落，保姆就把电视关了。
母亲渐渐明白了监视器对她的不利，她开始抗议，说这是对她的不尊重，还企图把网线拔掉，不过都被我们一一识破。父亲的态度跟母亲相反。父亲热爱新事物，上微信、逛淘宝。他觉得监视器非常先进，并很适应被监视的生活，经常在中午吃饭时，端着酒杯（他每天中午都喝二两）冲着镜头这边的我们举杯致意。
有一次监视器坏了，父亲着急地致电弟弟，问怎么修。弟弟立刻指挥在老家的堂弟找人上门维修。3天后，监视器修好了，父亲特地在微信群里通知我们：“视频修好了，欢迎观看。”
安装监视器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打开视频，发现母亲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眼睛半闭。我打家里的电话，电话铃响着，母亲却一动不动。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姑姑。小姑姑赶到家里，发现母亲已昏迷。母亲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又合并糖尿病，引起了晕厥。她的双侧甲状腺已切除，需要终身服药补充甲状腺素，但她总是忘记吃药，保姆也不提醒，久而久之酿成恶果。医生说，像母亲这种情况，如果发现不及时，会死人的。
这件事，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对监视器心存感激。母亲也不再嫌弃它，服服帖帖地被它监视着。
最欢乐的时候，是我、弟弟、姐姐其中一个回家时。下了飞机往家赶的时候，回家的那个孩子就在群里提醒：“注意看视频，20分钟后直播开始。”远在家乡之外的另两个，会打开视频守着看直播，比半夜起床看球赛还准时。回家的那个孩子一进门，还得意地冲监视器挥挥手，就像主持人走进直播间一样。
父亲欢快的声音从那边传来，他略带夸张地介绍自己的生活。他拿出一瓶酒说：“中午喝这个，这是老二买的，据说不错。”又指着电视机，半埋怨半自得地说：“哎，你弟弟上个月换的，买个这么大的！没必要嘛。”盯着视频的人听到自己的名字，露出会心的微笑，仿佛也在现场。
寒暄过后，回家的那个孩子就会进入厨房，煎炒烹炸。我们姐弟三人受父母熏陶，都喜欢美食和烹饪，无论谁回家，都会去厨房做一頓可口的饭菜。即便我们3个生活在东南西北若干年，记忆深处那几味最可口的菜肴，总能在此时被准确地想起。姐姐做的饭最丰盛，我会把视频放大，对准餐桌，依次观察桌子上的菜。视频放大会变虚，但我仅凭模糊的酱红色方块，就能准确地猜出那是黄焖带鱼还是红烧排骨。
其实，这些特别事件都是少数。监视器里记录的，90%都是老爸老妈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光。他们有时候整晚不说一句话，看到10点，默默起身关掉电视，慢慢走进洗手间，再慢慢走出洗手间，路过客厅，关上灯，消失在卧室门口。
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们甚至一整天都坐在沙发里，固定的姿势，固定的位置，看着同一个频道。有时候从视频里听到朱军或者朱迅的声音，就知道是那个已看过几遍的节目，但他们还是盯着荧屏，说不上感兴趣，也说不上不感兴趣。
这时候我会忍不住打个电话过去，给他们介绍几个时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但家里的电视没配数字机顶盒，不能看回放，而电视剧已经播过开头了。这时候我会说：“等我回去给你带光碟。”父亲“嗯”“唔”地应着，听到这句，飞快地插话：“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被问得语塞，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唯唯诺诺地搪塞几句，匆匆挂掉电话。
安装监视器半年后，很少打电话的弟弟，有一次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他什么事，弟弟东拉西扯了一会，终于下了决心，斟词酌句地说：“你看了吗？老头老太太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我随口回答：“那怎么了，不坐在那里能干什么？”说完，我就沉默了，我心里清楚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安装监视器的时候，我们仅凭电话沟通，父母那边总是热闹的———院子里谁家添了个孙子，白白胖胖的，好玩；医院的老同事来家里看他们了，小时候还抱过我；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今年花开得特别多。我们这些身处忙碌中的人，想当然地认为，父母的日子跟我们一样忙碌不堪，每天没有闲暇。
安装了监视器后，才知道父母的日子是被大段大段的空白铺满的。这些空白是荒芜的原野，没有庄稼，收割不了希望。
母亲撒谎说保姆偷东西，是想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参与她平淡如水的生活。那片荒芜，不是干净的地面和洁净的桌椅所能填补的。监视器把这荒芜的真相，摊在我们姐弟三人眼前。身处异乡的我们远远看着那大片的荒芜，静静地、日复一日地吞噬着衰老的父母。
本来，安装监视器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心安，但安装了监视器以后，我们姐弟三人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被划过父母生命的每一次滴答声弄得焦虑和内疚不堪。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子女，年轻时远走异乡，无论混得得意还是失意，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选自《37°女人》
分别住在北、深、广的我们姐弟三人，经常在微信上讨论远在河南的父母的养老细节。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抱怨保姆偷东西，今天说偷了她的描花盘子，明天说偷了她的虾仁和汤圆。有一次，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保姆偷了她8000元钱，我们要是不管，她就去报警。
我们心里明白，保姆是不可能偷她8000元钱的。父母的工资由父亲保管，母亲花钱大手大脚，每月发到手的零用钱迅速用完，不可能有8000元那么多。但是母亲不依不饶，说保姆光吃闲饭不干活，说不想用保姆，自己完全能行。
这个保姆是我们姐弟三人出钱给父母请的，人很可靠。她不是全职，每天只是上午半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中午就离开。我们跟母亲据理力争，让她不要冤枉保姆，但是母亲依然不依不饶。
弟弟提议给家里安装一个监视器。有新闻说，有子女通过监视器，发现家里老人被保姆虐待。于是，我和姐姐同意了。监视器安装好了，我们在手机上一打开视频，便可看见老家客厅的全貌。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机器。
安装监视器的头一个月，就发现了很多让我们姐弟三人震惊的事情。
我发现，母亲跟保姆的关系根本没有她说的那么紧张。保姆除了上午跟她一起出门买菜外，大部分时间，客厅里就她们俩。保姆和母亲一人躺一个沙发，一起看电视剧，还不时讨论剧情。而她们周围，是乱得像猪窝一样的客厅。父亲不在家吃午饭时，保姆和母亲从早晨就开始聊天。母亲高谈阔论，保姆用心听着，恰到好处地插一句，引来母亲更加热烈的高谈阔论。周围，依然如猪窝一般。
我怒不可遏地打电话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不让保姆收拾房间，养着保姆就为了扯闲话吗？母亲有点猝不及防，像被我偷窥了隐私，又像被我揭了短，既恼怒又羞愧。刚开始她企图否认，但铁证如山，她就改变策略，冲着电话这边的我翻了个白眼（我用座机打电话，用手机看着视频里的母亲），说：“这房间不用收拾，我看着挺好。让她（保姆）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我气得给姐姐打电话告状，我们感觉这几年请保姆的钱全白花了。姐姐代表我们姐弟三人打电话给父亲。父亲的态度很暧昧，觉得这不是问题，只要老伴跟保姆聊得开心就好。
还有一件事，更让我生气。我发现母亲跟保姆沆瀣一气地骗我。平时母亲和父亲都是10点准时上床睡觉，父亲偶尔出差，保姆就全天在家陪母亲。我特意交代保姆，一定要按时伺候老太太上床睡觉，保姆也答应得很好。安装监视器的两个月后，一次父亲出差，夜里11点半我打开视频，赫然看见客厅灯火通明，母亲和保姆正坐在客厅里津津有味地看综艺节目。
我立刻拨通家里的电话。母亲意识到我的来意，撒谎说：“我都准备睡了，正要关灯呢。”我说：“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俩都在看电视，看的是中央三套。”我话音刚落，保姆就把电视关了。
母亲渐渐明白了监视器对她的不利，她开始抗议，说这是对她的不尊重，还企图把网线拔掉，不过都被我们一一识破。父亲的态度跟母亲相反。父亲热爱新事物，上微信、逛淘宝。他觉得监视器非常先进，并很适应被监视的生活，经常在中午吃饭时，端着酒杯（他每天中午都喝二两）冲着镜头这边的我们举杯致意。
有一次监视器坏了，父亲着急地致电弟弟，问怎么修。弟弟立刻指挥在老家的堂弟找人上门维修。3天后，监视器修好了，父亲特地在微信群里通知我们：“视频修好了，欢迎观看。”
安装监视器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打开视频，发现母亲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眼睛半闭。我打家里的电话，电话铃响着，母亲却一动不动。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姑姑。小姑姑赶到家里，发现母亲已昏迷。母亲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又合并糖尿病，引起了晕厥。她的双侧甲状腺已切除，需要终身服药补充甲状腺素，但她总是忘记吃药，保姆也不提醒，久而久之酿成恶果。医生说，像母亲这种情况，如果发现不及时，会死人的。
这件事，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对监视器心存感激。母亲也不再嫌弃它，服服帖帖地被它监视着。
最欢乐的时候，是我、弟弟、姐姐其中一个回家时。下了飞机往家赶的时候，回家的那个孩子就在群里提醒：“注意看视频，20分钟后直播开始。”远在家乡之外的另两个，会打开视频守着看直播，比半夜起床看球赛还准时。回家的那个孩子一进门，还得意地冲监视器挥挥手，就像主持人走进直播间一样。
父亲欢快的声音从那边传来，他略带夸张地介绍自己的生活。他拿出一瓶酒说：“中午喝这个，这是老二买的，据说不错。”又指着电视机，半埋怨半自得地说：“哎，你弟弟上个月换的，买个这么大的！没必要嘛。”盯着视频的人听到自己的名字，露出会心的微笑，仿佛也在现场。
寒暄过后，回家的那个孩子就会进入厨房，煎炒烹炸。我们姐弟三人受父母熏陶，都喜欢美食和烹饪，无论谁回家，都会去厨房做一頓可口的饭菜。即便我们3个生活在东南西北若干年，记忆深处那几味最可口的菜肴，总能在此时被准确地想起。姐姐做的饭最丰盛，我会把视频放大，对准餐桌，依次观察桌子上的菜。视频放大会变虚，但我仅凭模糊的酱红色方块，就能准确地猜出那是黄焖带鱼还是红烧排骨。
其实，这些特别事件都是少数。监视器里记录的，90%都是老爸老妈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光。他们有时候整晚不说一句话，看到10点，默默起身关掉电视，慢慢走进洗手间，再慢慢走出洗手间，路过客厅，关上灯，消失在卧室门口。
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们甚至一整天都坐在沙发里，固定的姿势，固定的位置，看着同一个频道。有时候从视频里听到朱军或者朱迅的声音，就知道是那个已看过几遍的节目，但他们还是盯着荧屏，说不上感兴趣，也说不上不感兴趣。
这时候我会忍不住打个电话过去，给他们介绍几个时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但家里的电视没配数字机顶盒，不能看回放，而电视剧已经播过开头了。这时候我会说：“等我回去给你带光碟。”父亲“嗯”“唔”地应着，听到这句，飞快地插话：“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被问得语塞，像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唯唯诺诺地搪塞几句，匆匆挂掉电话。
安装监视器半年后，很少打电话的弟弟，有一次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他什么事，弟弟东拉西扯了一会，终于下了决心，斟词酌句地说：“你看了吗？老头老太太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我随口回答：“那怎么了，不坐在那里能干什么？”说完，我就沉默了，我心里清楚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安装监视器的时候，我们仅凭电话沟通，父母那边总是热闹的———院子里谁家添了个孙子，白白胖胖的，好玩；医院的老同事来家里看他们了，小时候还抱过我；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今年花开得特别多。我们这些身处忙碌中的人，想当然地认为，父母的日子跟我们一样忙碌不堪，每天没有闲暇。
安装了监视器后，才知道父母的日子是被大段大段的空白铺满的。这些空白是荒芜的原野，没有庄稼，收割不了希望。
母亲撒谎说保姆偷东西，是想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参与她平淡如水的生活。那片荒芜，不是干净的地面和洁净的桌椅所能填补的。监视器把这荒芜的真相，摊在我们姐弟三人眼前。身处异乡的我们远远看着那大片的荒芜，静静地、日复一日地吞噬着衰老的父母。
本来，安装监视器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心安，但安装了监视器以后，我们姐弟三人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被划过父母生命的每一次滴答声弄得焦虑和内疚不堪。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子女，年轻时远走异乡，无论混得得意还是失意，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选自《37°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