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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做过20年文学编辑，先后在中少社、《十月》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任职，现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出版有散文集《鸟群》《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收藏：时光的魔法书》《你的身体是个仙境》《聋天使》《巨鲸歌唱》《有如候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庄重文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新作《有如候鸟》获2018年花地文学排行榜年度散文奖。
去年，当过八年儿童文学编辑的周晓枫第一次写了一篇童话。她一度以为自己不适合，“我的情感和语言不仅是成人化的，而且绵密粘稠，写成童话，读者看着得累死了。”
这篇名为《小翅膀》的童话里，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每天负责给孩子递送噩梦，后来，孩子通过噩梦理解了人生中的暗面，并且不再畏惧噩梦，小精灵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成长。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晓枫式”的故事——阴暗的表皮剥开是善意，冷峻的文字里是温情。她笃信“越明亮的光越是有阴影”，阴影不可怕，反而证明有明亮的光线照耀，证明事物的真实立体。
周晓枫写人，犀利冷峻，不留余地。新书《有如候鸟》内容涉及家暴、善恶、异化、食物链、迁徙、世相……题材沉重，不离困境。对她来说，这是最易引发情感的部分，羞耻、狂喜、愤怒、好奇……她敏感地捕捉情绪，汇聚内心留下划痕，继而激发写作冲动。
周晓枫的部分敏感源于警惕，她谨慎地避免忽略他人的情感。中学时班级聚会，她打算从家里带个铜火锅，同学也说拿一个，她问对方，你家火锅烧什么的？对方答不出来。周晓枫意识到同学只是出于虚荣心的吹嘘，家里并没有火锅，所以才尴尬。想起这位同学平常对他人的嘲讽，周晓枫并未立即说出答案——木炭或酒精，她有意停顿，让对方更长时间陷入窘境，直到大哭起来。这是一次教育，从此周晓枫明白，尽量不要伤害别人，尤其不要在公众面前轻视他人感受。
相比起来，她对自然的态度温和不少：怜惜、疼爱、珍视，笔触柔软温暖。
写人写物其实都在挖掘自我。除去在山东上大学那几年，周晓枫其余时间都在北京。生活简单，甚少跌宕。“我没有什么生活渠道，过得很乏味。能写什么呢？可不是先从自我开刀。”
自我解剖永远不遗余力，情感绵绵不绝，密度极大。早期写作，编辑看她的校样回话说：“我得吸氧。”还有人告诉她：“你的文字很密，这种井喷状态没两年就会结束。”于是周晓枫想，反正快完蛋了，赶紧把这种风格写到极端，写到极致，哪怕写得气血两亏。她不留存货和后路，把每篇都当作最后一篇。从此，篇篇都是“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疯狂，最后的告别演出”。结果，别人口中的两年延续至今20年，写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长篇散文《离歌》中，她难得地自我抽离，稀释情感，谱了一曲给故交的挽歌。故事情节老套又寻常，年少才子中年沦丧，继而走向自缢。在追悼故交的过程中，他婚姻的失败、事业的坎坷、家庭关系的决绝断裂一一浮现，真相步步紧逼，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罅隙渐渐浮现。
这篇文章被周围的朋友称为“转型之作”，因为它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挽歌，更讲述了一个人如何与他的时代相处的故事。周晓枫认为，这个题材依然是自我的，“大众感兴趣的题材，假如我内心没有很大的反应，不管这个题材多宏大，多重要，我的语言系统和想象系统都无法抵达。”她一直觉得写作者像个坐井观天的口技演员，“见识很有限，生命很有限，但在对万事万物的倾听中，忘记自己的存在，附体般进入他者的生命，以逼真的模仿者方式，发声。”
人物周刊：提及童年，你的记忆是残损的，在你眼中，童年好像没那么快乐，且时常愤怒？
周晓枫：我记忆力很差，有一部分是真的记忆，但大多是片段场景，是漂浮物，没有时间地点的坐标。有时候我会有意呈现这种漂浮感，有时候我会把这个片断放在一个情境或情节里呈现。我的童年，就是一个普通孩子的童年，悲喜都有，谈不上特殊。记忆具有选择性，快乐记得清楚，最羞耻的事情更不会忘记。写作中的记忆还原，并非史料性质的，而是创造性的。
有人觉得我的风格沉重，我自己并不觉得，挺正常的啊。悲伤和愤怒这些东西相当于人体的微量元素，多了有毒，少了有病。年轻人会有很多莫名而干净的愤怒，使他冲动而莽撞，但也支撑某种不功利和勇气。单纯看是负面情绪，但负面情绪也许有积极的作用。比如人到晚年，身体乏力，有时都缺乏愤怒所需要的体能。如果老年还有愤怒、还有这种元气未必是坏事，也许说明你还保持着一些始自年少的天真。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吗？
周晓枫：我的愤怒基本通过写作来发泄。假设嚷嚷一句，嗓子都缓半天，你的身体机能就会替你做出倾向于平和的选择。心态宽容，有时并非见多识广，就是没辙了，没本事计较了，只好一派慈祥。
人物周刊：童年之外，女性成长是你写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为什么会想在这方面从事创作？
周晓枫：最早《人民文学》的散文专栏空窗，紧急需要替补队员，我正好有篇稿子被留用，他们就让我一咬牙，再写两期。我的题材平常缺乏储备，都是写完这个，再想下一个。一下交了两篇作业，彈尽粮绝，只好把以前脑子里转过、但没勇气动笔的女性成长题材用上了。《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发表以后，我特别难堪，恨自己没钱，有钱我就能把杂志全买回家，销赃灭迹。我特别不想让父母读到，很担忧。后来父母看了，虽然他们不适应，也带着难堪，简短地批评了我，但我的心理包袱就此解决。从此，我的直径变成了半径，我可以重新出发。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希望女性都在彼此分担中变得减少压力，更有勇气。我参加一个读书会，大家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被吓了一跳。因为，女性的很多心结是不愿被触碰的，难与父母和爱侣分享，当你发现，每个女性都不容易，都有过深深浅浅的坎坷，你不会因为自己被小流氓骚扰过，而怨恨自己的不洁。 人物周刊：坎坷和痛苦仅限于女性？
周晓枫：当然不，男性受挫一点不比女性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假设承受力弱，我们就会感觉痛苦来得更频繁，程度更深。
人物周刊：看你写女性成长，感觉挺痛苦的。
周晓枫：人啊，没事儿的时候不哼哼，哪儿疼才会叫，但是叫肯定比不叫的时候少，常态是平静，只不过平静的时候不引人注意罢了。女性成长中有大量的平静、愉悦、美好，有作家在写;把难过的东西说出来，也没什么罪过。痛苦，有時也是敏感和激情的产物，体现了我们对世界态度强烈的反应。
人物周刊：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对比你写植物和动物都很美好，有柔软的地方在里面。
周晓枫：嗯，可能因为我跟动植物不熟;而我写人更愿意深挖，触及灵魂。动物身上有妙趣。我迷恋它们身上丰富而复杂的样貌与习性。植物知识，我更不了解，但我知道那里有秘密和奇迹。张爱玲写玉兰树，说从来没有见过得那么邋遢的花，这里有观察心态在里面。虽然似乎不美好，但这段是美的文字，美的类型不一定是和风煦日的，它可能是思考的、沉痛的、爆裂的、反思的、让我们沉默的。
人物周刊：你文字中涉及到人的都挺黑暗。
周晓枫：啊，是吗？我骨子里还是很羞怯的，不是很会抒情。写人我会剥除得很狠，但是我依然觉得这里面有温情，有惋惜，甚至是自责。所有的灾难都有获益者，你要是个军火商的话，所有的战争对你来说就是发财，你要是个医药商的话，疾病来了你就发财，对有黑衣服和擅长写悼词的人，葬礼就发财。《离歌》对我来说是个写作的转型题材，我因此获得掌声，可是对屠苏（文章主角）呢？他其实没有生死转折的机会。我是挖掘到人性自身的阴影，不觉得自己是那么暗黑。
人物周刊：你提到自己的过往，比如说幼儿园，比如老师，涉及到人的恶。
周晓枫：我是对人有惋惜。奥康纳的书多狠啊，她特别影响我。她说使我们能看见黑暗的只有光，你为什么能看见黑暗，是因为有更大的光照出那个黑的地方，这个光可能完全在作品之外，你会发现她东西写得磊落。你能看见阴影，是因为有光照着你;你会发现只有黑暗，其实不是，是作品之外有更大的光。
像《小荷》，我心里有特别大的痛惜，一个美而脆弱的姑娘，被一个微小的原因推下深渊，但又谈不上多大的恶。你是无能的，甚至都不太可以呐喊，忍耐和沉默中，心里会有疼痛。
作品里加诸的光芒，你到底是让它有了灵魂的飞升，还是写得轻飘了？你加上黑暗的力量，到底是让作品更有分量还是把它按到泥浆里？如果说我写得狠，我写什么都这样，我写自己看个牙也挺狠的。我的理念就是不管写什么，尽量靠近;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要靠到一个自己几乎不能承受的时候，再忍忍，看自己能不能承受下去。我喜欢这样，尽管做不到，我倒是希望自己有这种勇气。
人物周刊：你对人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觉得你认同“性本恶”。
周晓枫：不，我现在没想清楚。性本善和性本恶，我不太知道能不能分得那么开，我不太知道是否需要整体性地来看待。我们都携带着魔鬼与天使，而且不能剥离，那个天使模样的人同时可能就是魔鬼，那个看起来就是魔鬼的，可能有她天使的一面。我以前觉得要分离看待的，现在觉得它可能就是同一个东西，相生相克到你看不出善恶……不可轻易概括，不能忽略，不敢征服，这是个复杂的话题。
人物周刊：善恶可以教化吗？
周晓枫：可以激发，我在热天出汗，我在冷天颤抖，什么样的环境激发什么样的身体反应。这个跟善恶的教化环境是一样的。在一个鼓励善的环境，我们释放美好;当我们释放美好，回报的又是美好的话，我们就会慢慢发育善的部分。有时，恶就跟癌细胞侵蚀、扩散、转移一样，最后没办法防御和免疫。
人物周刊：当下的社会环境是激发恶还是善？
周晓枫：最美好的环境里也会有细菌，一个蛆也可以像幼嫩的婴儿，皮肤晶莹透亮。整体环境很重要，但是你的内心也很重要。我有时候很难做出什么整体判断。就像今天有人问我智能机器人写作，以我有限的视角，以我现在的理解，我真的不能判断未来那么辽阔的东西。你要是把一只猴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百万年来，它每天胡乱敲击键盘，从几率上说，它总有一天能敲出个好短篇，何况人工智能？但文学是要出错的，文学就是从正确和规范中开始偏离，出现无法辩驳的错，它才有意思。人内心的对和错，都有意思;社会中的善和恶，都能进入文学。
人物周刊：你说你的作品关注人的困境，人的困境是指？
周晓枫：各方面。我一直是一个欢乐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悲观，我格外珍惜过路的喜悦和欢乐。我在生活中没太多情绪的剧烈反应，既不手舞足蹈，也不垂头丧气。我骨子里，会有害羞和忧伤，这让我对明亮和温暖很敏感。人的困境种种，物质贫困是，精神贫困也是。我始终认为，作家要像猎食者追逐猎物一样：猎物上树，你就跟着攀爬;猎物进入沼泽，你就不怕陷入泥泞;猎物逃到夜色里了，你就不要怕被黑暗吞没。困境就像深海，但深海里动物自己会发光。不要觉得我写困境就唉声叹气，苦大仇深，其实我特别在意压力之下绽放的那种光亮。
人物周刊：但你骨子里还是悲观的。
周晓枫：积极的悲观。我做事天生不是高歌猛进、锣鼓喧天，而是预想，这个事儿最坏的结果我能承受吗？为了弥补这个坏，我会做出一系列的心理预警和修补。其实还是一种很积极的筹备。这种悲观是自我保护，对悲观的弥补甚至显得我像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
人物周刊：你平时生活简单，童年经历和人生履历也没有那么跌宕，文字里却有很浓烈的情感，是由于自我情绪调节？ 周晓枫：文字很美好，能反映我们的生活，还能创造一个我们其实并没有的生活。你所创造的世界，有一部分是为你所熟悉的;还有的时候，你创造的那个世界甚至是你自己此前完全陌生的。弥补心态也好，反差心态也好，我可能会这样，带来一种反差式的呈现。
人物周刊：这种反差是因为我们的想象而非真实？
周晓枫：有句诗的大意是，那些让我放弃梦想的人，就像让我用一条腿走路一样。真实和非真实看你怎么看。想起一件事，你会心跳加速，你会因羞愧而脸红，实际上就是你想象的事，却真实影响了你的身体。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想起来就恐惧紧张，同样影响身体，这就是说，一个抽象的事情能带来具体的影响，你能说它无形吗？它非常具体，非常真实。
人物周刊：这几年自己一直有进步吗？
周晓枫：这几年啊，我自己觉得有吧，虽然很微弱。
人物周刊：微弱是怎么感知到的？
周晓枫：当然不能变成一个新人，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我能看到自己题材和语言节奏的变化，像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一样，很微弱。但对个体来说，产生小数点后面微弱的变化，其实都是很艰难的。
人物周刊：看到周围的变化推及自身的变化，会一直往未来想甚至想到死亡吗？你似乎特别关注死亡这个话题，很多文章中都有提及。
周晓枫：谁都没死过，没什么经验，所以多描写，增加對死亡的理解。死亡很重要，是生命的重要内容。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生的绝对威胁，也可以当作一个鞭策的倒计时——在倒计时的尾音里，你也可以入睡，也可以做更多的事儿。
生命肯定是会磨损。比如身体的磨损，让人疼痛，一早上起来觉得浑身疼，像用过大刑。实际上，疾病和疼痛变成了对死亡的减震，这时所有痛苦都变成通往死亡的减震方式，很多痛苦的病人，走入最后的归宿，反倒是种温暖的解脱。
人物周刊：你现在怎么看待死亡？
周晓枫：死亡就是谁都没有经验，但谁都终身被它威胁。
人物周刊：是一种威胁吗？
周晓枫：不知道，也有人说体会过濒死是种美妙的体验。就像有人会潜水，有人怕水，潜水能看到的斑斓世界，后者无从知道。死亡也是。但亡灵不过来给咱通气儿，通气儿的时候咱也害怕，不想听人家说什么。我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保持充分的好奇，但很少做出绝对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会向往自己老年之后的状态吗？
周晓枫：不知道，没什么想象。希望自己……首先我没觉得自己老，虽然年近半百，但我自己没这意识，尤其在心理上，我没觉得跟自己的20岁、30岁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还经常开玩笑呢，我老了想要让扭秧歌的老头为了我决斗。你有体力的时候你可以保持你的锋芒，没体力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你的慈祥。老年的状态什么样，不知道，我希望自己到时不倚老卖老。我希望自己老了的时候不自我宣判老了。我希望自己老了，只是增加经验上的积累，而不减少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好奇和尊重……人生有时候就像被放了高利贷，你想得到一些沧桑的经历，付出的代价也会很高。我希望我老了的时候，跟现在一样，根本想不起来老了是什么样。
去年，当过八年儿童文学编辑的周晓枫第一次写了一篇童话。她一度以为自己不适合，“我的情感和语言不仅是成人化的，而且绵密粘稠，写成童话，读者看着得累死了。”
这篇名为《小翅膀》的童话里，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每天负责给孩子递送噩梦，后来，孩子通过噩梦理解了人生中的暗面，并且不再畏惧噩梦，小精灵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成长。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晓枫式”的故事——阴暗的表皮剥开是善意，冷峻的文字里是温情。她笃信“越明亮的光越是有阴影”，阴影不可怕，反而证明有明亮的光线照耀，证明事物的真实立体。
周晓枫写人，犀利冷峻，不留余地。新书《有如候鸟》内容涉及家暴、善恶、异化、食物链、迁徙、世相……题材沉重，不离困境。对她来说，这是最易引发情感的部分，羞耻、狂喜、愤怒、好奇……她敏感地捕捉情绪，汇聚内心留下划痕，继而激发写作冲动。
周晓枫的部分敏感源于警惕，她谨慎地避免忽略他人的情感。中学时班级聚会，她打算从家里带个铜火锅，同学也说拿一个，她问对方，你家火锅烧什么的？对方答不出来。周晓枫意识到同学只是出于虚荣心的吹嘘，家里并没有火锅，所以才尴尬。想起这位同学平常对他人的嘲讽，周晓枫并未立即说出答案——木炭或酒精，她有意停顿，让对方更长时间陷入窘境，直到大哭起来。这是一次教育，从此周晓枫明白，尽量不要伤害别人，尤其不要在公众面前轻视他人感受。
相比起来，她对自然的态度温和不少：怜惜、疼爱、珍视，笔触柔软温暖。
写人写物其实都在挖掘自我。除去在山东上大学那几年，周晓枫其余时间都在北京。生活简单，甚少跌宕。“我没有什么生活渠道，过得很乏味。能写什么呢？可不是先从自我开刀。”
自我解剖永远不遗余力，情感绵绵不绝，密度极大。早期写作，编辑看她的校样回话说：“我得吸氧。”还有人告诉她：“你的文字很密，这种井喷状态没两年就会结束。”于是周晓枫想，反正快完蛋了，赶紧把这种风格写到极端，写到极致，哪怕写得气血两亏。她不留存货和后路，把每篇都当作最后一篇。从此，篇篇都是“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疯狂，最后的告别演出”。结果，别人口中的两年延续至今20年，写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长篇散文《离歌》中，她难得地自我抽离，稀释情感，谱了一曲给故交的挽歌。故事情节老套又寻常，年少才子中年沦丧，继而走向自缢。在追悼故交的过程中，他婚姻的失败、事业的坎坷、家庭关系的决绝断裂一一浮现，真相步步紧逼，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罅隙渐渐浮现。
这篇文章被周围的朋友称为“转型之作”，因为它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挽歌，更讲述了一个人如何与他的时代相处的故事。周晓枫认为，这个题材依然是自我的，“大众感兴趣的题材，假如我内心没有很大的反应，不管这个题材多宏大，多重要，我的语言系统和想象系统都无法抵达。”她一直觉得写作者像个坐井观天的口技演员，“见识很有限，生命很有限，但在对万事万物的倾听中，忘记自己的存在，附体般进入他者的生命，以逼真的模仿者方式，发声。”
“悲伤和愤怒这些东西全是人体的微量元素，多了有毒，少了有病”
人物周刊：提及童年，你的记忆是残损的，在你眼中，童年好像没那么快乐，且时常愤怒？
周晓枫：我记忆力很差，有一部分是真的记忆，但大多是片段场景，是漂浮物，没有时间地点的坐标。有时候我会有意呈现这种漂浮感，有时候我会把这个片断放在一个情境或情节里呈现。我的童年，就是一个普通孩子的童年，悲喜都有，谈不上特殊。记忆具有选择性，快乐记得清楚，最羞耻的事情更不会忘记。写作中的记忆还原，并非史料性质的，而是创造性的。
有人觉得我的风格沉重，我自己并不觉得，挺正常的啊。悲伤和愤怒这些东西相当于人体的微量元素，多了有毒，少了有病。年轻人会有很多莫名而干净的愤怒，使他冲动而莽撞，但也支撑某种不功利和勇气。单纯看是负面情绪，但负面情绪也许有积极的作用。比如人到晚年，身体乏力，有时都缺乏愤怒所需要的体能。如果老年还有愤怒、还有这种元气未必是坏事，也许说明你还保持着一些始自年少的天真。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吗？
周晓枫：我的愤怒基本通过写作来发泄。假设嚷嚷一句，嗓子都缓半天，你的身体机能就会替你做出倾向于平和的选择。心态宽容，有时并非见多识广，就是没辙了，没本事计较了，只好一派慈祥。
人物周刊：童年之外，女性成长是你写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为什么会想在这方面从事创作？
周晓枫：最早《人民文学》的散文专栏空窗，紧急需要替补队员，我正好有篇稿子被留用，他们就让我一咬牙，再写两期。我的题材平常缺乏储备，都是写完这个，再想下一个。一下交了两篇作业，彈尽粮绝，只好把以前脑子里转过、但没勇气动笔的女性成长题材用上了。《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发表以后，我特别难堪，恨自己没钱，有钱我就能把杂志全买回家，销赃灭迹。我特别不想让父母读到，很担忧。后来父母看了，虽然他们不适应，也带着难堪，简短地批评了我，但我的心理包袱就此解决。从此，我的直径变成了半径，我可以重新出发。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希望女性都在彼此分担中变得减少压力，更有勇气。我参加一个读书会，大家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被吓了一跳。因为，女性的很多心结是不愿被触碰的，难与父母和爱侣分享，当你发现，每个女性都不容易，都有过深深浅浅的坎坷，你不会因为自己被小流氓骚扰过，而怨恨自己的不洁。 人物周刊：坎坷和痛苦仅限于女性？
周晓枫：当然不，男性受挫一点不比女性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假设承受力弱，我们就会感觉痛苦来得更频繁，程度更深。
人物周刊：看你写女性成长，感觉挺痛苦的。
周晓枫：人啊，没事儿的时候不哼哼，哪儿疼才会叫，但是叫肯定比不叫的时候少，常态是平静，只不过平静的时候不引人注意罢了。女性成长中有大量的平静、愉悦、美好，有作家在写;把难过的东西说出来，也没什么罪过。痛苦，有時也是敏感和激情的产物，体现了我们对世界态度强烈的反应。
人物周刊：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对比你写植物和动物都很美好，有柔软的地方在里面。
周晓枫：嗯，可能因为我跟动植物不熟;而我写人更愿意深挖，触及灵魂。动物身上有妙趣。我迷恋它们身上丰富而复杂的样貌与习性。植物知识，我更不了解，但我知道那里有秘密和奇迹。张爱玲写玉兰树，说从来没有见过得那么邋遢的花，这里有观察心态在里面。虽然似乎不美好，但这段是美的文字，美的类型不一定是和风煦日的，它可能是思考的、沉痛的、爆裂的、反思的、让我们沉默的。
“我们都携带着魔鬼和天使”
人物周刊：你文字中涉及到人的都挺黑暗。
周晓枫：啊，是吗？我骨子里还是很羞怯的，不是很会抒情。写人我会剥除得很狠，但是我依然觉得这里面有温情，有惋惜，甚至是自责。所有的灾难都有获益者，你要是个军火商的话，所有的战争对你来说就是发财，你要是个医药商的话，疾病来了你就发财，对有黑衣服和擅长写悼词的人，葬礼就发财。《离歌》对我来说是个写作的转型题材，我因此获得掌声，可是对屠苏（文章主角）呢？他其实没有生死转折的机会。我是挖掘到人性自身的阴影，不觉得自己是那么暗黑。
人物周刊：你提到自己的过往，比如说幼儿园，比如老师，涉及到人的恶。
周晓枫：我是对人有惋惜。奥康纳的书多狠啊，她特别影响我。她说使我们能看见黑暗的只有光，你为什么能看见黑暗，是因为有更大的光照出那个黑的地方，这个光可能完全在作品之外，你会发现她东西写得磊落。你能看见阴影，是因为有光照着你;你会发现只有黑暗，其实不是，是作品之外有更大的光。
像《小荷》，我心里有特别大的痛惜，一个美而脆弱的姑娘，被一个微小的原因推下深渊，但又谈不上多大的恶。你是无能的，甚至都不太可以呐喊，忍耐和沉默中，心里会有疼痛。
作品里加诸的光芒，你到底是让它有了灵魂的飞升，还是写得轻飘了？你加上黑暗的力量，到底是让作品更有分量还是把它按到泥浆里？如果说我写得狠，我写什么都这样，我写自己看个牙也挺狠的。我的理念就是不管写什么，尽量靠近;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要靠到一个自己几乎不能承受的时候，再忍忍，看自己能不能承受下去。我喜欢这样，尽管做不到，我倒是希望自己有这种勇气。
人物周刊：你对人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觉得你认同“性本恶”。
周晓枫：不，我现在没想清楚。性本善和性本恶，我不太知道能不能分得那么开，我不太知道是否需要整体性地来看待。我们都携带着魔鬼与天使，而且不能剥离，那个天使模样的人同时可能就是魔鬼，那个看起来就是魔鬼的，可能有她天使的一面。我以前觉得要分离看待的，现在觉得它可能就是同一个东西，相生相克到你看不出善恶……不可轻易概括，不能忽略，不敢征服，这是个复杂的话题。
人物周刊：善恶可以教化吗？
周晓枫：可以激发，我在热天出汗，我在冷天颤抖，什么样的环境激发什么样的身体反应。这个跟善恶的教化环境是一样的。在一个鼓励善的环境，我们释放美好;当我们释放美好，回报的又是美好的话，我们就会慢慢发育善的部分。有时，恶就跟癌细胞侵蚀、扩散、转移一样，最后没办法防御和免疫。
人物周刊：当下的社会环境是激发恶还是善？
周晓枫：最美好的环境里也会有细菌，一个蛆也可以像幼嫩的婴儿，皮肤晶莹透亮。整体环境很重要，但是你的内心也很重要。我有时候很难做出什么整体判断。就像今天有人问我智能机器人写作，以我有限的视角，以我现在的理解，我真的不能判断未来那么辽阔的东西。你要是把一只猴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百万年来，它每天胡乱敲击键盘，从几率上说，它总有一天能敲出个好短篇，何况人工智能？但文学是要出错的，文学就是从正确和规范中开始偏离，出现无法辩驳的错，它才有意思。人内心的对和错，都有意思;社会中的善和恶，都能进入文学。
“有体力的时候保持锋芒，没体力的时候利用慈祥”
人物周刊：你说你的作品关注人的困境，人的困境是指？
周晓枫：各方面。我一直是一个欢乐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悲观，我格外珍惜过路的喜悦和欢乐。我在生活中没太多情绪的剧烈反应，既不手舞足蹈，也不垂头丧气。我骨子里，会有害羞和忧伤，这让我对明亮和温暖很敏感。人的困境种种，物质贫困是，精神贫困也是。我始终认为，作家要像猎食者追逐猎物一样：猎物上树，你就跟着攀爬;猎物进入沼泽，你就不怕陷入泥泞;猎物逃到夜色里了，你就不要怕被黑暗吞没。困境就像深海，但深海里动物自己会发光。不要觉得我写困境就唉声叹气，苦大仇深，其实我特别在意压力之下绽放的那种光亮。
人物周刊：但你骨子里还是悲观的。
周晓枫：积极的悲观。我做事天生不是高歌猛进、锣鼓喧天，而是预想，这个事儿最坏的结果我能承受吗？为了弥补这个坏，我会做出一系列的心理预警和修补。其实还是一种很积极的筹备。这种悲观是自我保护，对悲观的弥补甚至显得我像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
人物周刊：你平时生活简单，童年经历和人生履历也没有那么跌宕，文字里却有很浓烈的情感，是由于自我情绪调节？ 周晓枫：文字很美好，能反映我们的生活，还能创造一个我们其实并没有的生活。你所创造的世界，有一部分是为你所熟悉的;还有的时候，你创造的那个世界甚至是你自己此前完全陌生的。弥补心态也好，反差心态也好，我可能会这样，带来一种反差式的呈现。
人物周刊：这种反差是因为我们的想象而非真实？
周晓枫：有句诗的大意是，那些让我放弃梦想的人，就像让我用一条腿走路一样。真实和非真实看你怎么看。想起一件事，你会心跳加速，你会因羞愧而脸红，实际上就是你想象的事，却真实影响了你的身体。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想起来就恐惧紧张，同样影响身体，这就是说，一个抽象的事情能带来具体的影响，你能说它无形吗？它非常具体，非常真实。
人物周刊：这几年自己一直有进步吗？
周晓枫：这几年啊，我自己觉得有吧，虽然很微弱。
人物周刊：微弱是怎么感知到的？
周晓枫：当然不能变成一个新人，进入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我能看到自己题材和语言节奏的变化，像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一样，很微弱。但对个体来说，产生小数点后面微弱的变化，其实都是很艰难的。
人物周刊：看到周围的变化推及自身的变化，会一直往未来想甚至想到死亡吗？你似乎特别关注死亡这个话题，很多文章中都有提及。
周晓枫：谁都没死过，没什么经验，所以多描写，增加對死亡的理解。死亡很重要，是生命的重要内容。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生的绝对威胁，也可以当作一个鞭策的倒计时——在倒计时的尾音里，你也可以入睡，也可以做更多的事儿。
生命肯定是会磨损。比如身体的磨损，让人疼痛，一早上起来觉得浑身疼，像用过大刑。实际上，疾病和疼痛变成了对死亡的减震，这时所有痛苦都变成通往死亡的减震方式，很多痛苦的病人，走入最后的归宿，反倒是种温暖的解脱。
人物周刊：你现在怎么看待死亡？
周晓枫：死亡就是谁都没有经验，但谁都终身被它威胁。
人物周刊：是一种威胁吗？
周晓枫：不知道，也有人说体会过濒死是种美妙的体验。就像有人会潜水，有人怕水，潜水能看到的斑斓世界，后者无从知道。死亡也是。但亡灵不过来给咱通气儿，通气儿的时候咱也害怕，不想听人家说什么。我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保持充分的好奇，但很少做出绝对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会向往自己老年之后的状态吗？
周晓枫：不知道，没什么想象。希望自己……首先我没觉得自己老，虽然年近半百，但我自己没这意识，尤其在心理上，我没觉得跟自己的20岁、30岁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还经常开玩笑呢，我老了想要让扭秧歌的老头为了我决斗。你有体力的时候你可以保持你的锋芒，没体力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你的慈祥。老年的状态什么样，不知道，我希望自己到时不倚老卖老。我希望自己老了的时候不自我宣判老了。我希望自己老了，只是增加经验上的积累，而不减少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好奇和尊重……人生有时候就像被放了高利贷，你想得到一些沧桑的经历，付出的代价也会很高。我希望我老了的时候，跟现在一样，根本想不起来老了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