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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方针确定后，全国革命运动开始向纵深方向快速发展，呈现出了风起云涌的发展势头。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开始起步，不但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党员，而且还出现了以宣传党的革命纲领、路线，动员少数民族群众认清自身处境，积极行动起来投身革命洪流的报刊。这些报刊中最早出现的是由北京蒙藏学校的一些蒙古族先进分子于1925年4月创办的《蒙古农民》周刊。该杂志不但是中国少数民族斗争史上第一个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且还是中共北京蒙藏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在少数民族期刊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蒙藏学校与《蒙古农民》的创办
蒙藏学校全称“国立蒙藏学校”，该校在中国革命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是一批少数民族革命先驱的成长摇篮。
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蒙藏学校不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等活动，而且还在北京的《晨报》上刊登了题为《蒙藏学界之愤激》的罢课宣言，其中学生代表荣耀先等还与瞿秋白、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当时的社会上和学界引起了轰动。
“五四”后，由于办学经费出现问题，蒙藏学校停办。1923年秋学校恢复招生。也就是在这一年，乌兰夫、奎璧、多松年等四十多个绥远地区的蒙古族学生进入蒙藏学校就读。这些蒙古族新生来蒙藏学校之前就曾在归绥（呼和浩特）发动过学潮，参加过“五四”周年纪念活动，在思想上属于进步学生之列。
这些敢于斗争、思想先进的学生很快引起了中共北方党组织的注意。中共北方区委经常派遣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等到蒙藏学校，给这批蒙古族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解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理论。通过系统化的教育，这批蒙古族学生逐步认识到，要进行革命斗争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政党。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内蒙古也应该尽快建立共产党组织。
1923年冬，经中共北方区委发展，乌兰夫、奎璧、赵诚、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等第一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24年春，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润等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组建了全国第一个蒙古族团支部，多松年和乌兰夫先后担任团支部书记。到1924年下半年，多松年、云澤、李裕智、奎璧等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诞生。
为了更好地向内蒙古地区的普通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在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启发下，1925年年初，乌兰夫、多松年、奎璧3人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蒙古农民》周刊。
《蒙古农民》的办刊目的十分明确，其第一期开篇只有16个字的短文——“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很快，中共北方局便把《蒙古农民》确定为国立蒙藏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刊物。这份32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杂志后来还发行到了今天的呼和浩特、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等地，对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蒙古农民》的办刊特色
虽然出版时间不长、期数不多，但是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下，《蒙古农民》还是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办刊特色，概括为：
（一）观点鲜明+漫画辅助
办刊初期，针对目标读者文化水平不高，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对统治阶级还抱有幻想的实际情况，《蒙古农民》对一些需要读者弄清真相的问题采取了直接点明事物本质，旗帜鲜明表明正确观点的做法，使读者在阅读完文章后头脑中对孰是孰非就能有一个科学的判断。
例如，面对办刊时期恰逢直奉大战这一节点，《蒙古农民》发表了《吴佩孚并不是好人！》一文，不但标题态度鲜明、观点直接，而且在正文中更是尖锐地写道：“这次吴佩孚打了败仗，热河归了奉天管辖，听说现在热河的百姓很盼望吴佩孚来赶走奉天。错了！吴佩孚并不是好人！也是坏东西！上次打仗糟蹋热河，吴佩孚就是一个大罪人，不仅是奉天一方面干的，若吴佩孚起来赶奉天，你们又要受一次糟蹋！”
同样，在《听差的讲演录》一文中，作者在回顾1919年“五四运动”的经验之后，非常直白地提出：光市民不行，光学生也不行……必须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一点一点的干，国一定有得救的……
刊物语句上观点直接、爱憎分明，为了使读者能更加直白地看清封建地主、资本家、军阀压迫、剥削农民的实质，《蒙古农民》还充分利用起了漫画这一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的报道形式，来加深读者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例如其第一期便在第3页和封底刊登了形象表现压在蒙古族农民身上的“四座大山”（外力、军阀、王公和租税）的两组漫画，让人仅看其图便知其意，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二）调查走访+讲故事风格
为了能有效教育广大普通蒙古农民，使其自觉走到正确的革命轨道之上，《蒙古农民》还通过调查走访等方式获得了很多普通蒙古族农民亲身经历的事实，然后将这些事实运用在具体的报道之中，以这种贴近性来感染读者。
例如，《直奉打仗内蒙古农民遭殃》这篇报道即是多松年等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尔、绥远一些地方进行社会调查期间，耳闻目染了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军阀混战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之上写就的。由于贴近了读者的切身经历，文章刊出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其文章结尾所呼吁的“农民同胞啊！这些痛苦，全是外国人帮助军阀内乱赐予你们的。你们此时，不要忍受，起来向你们的仇敌进攻吧！”以振聋发聩的“怒吼”深入人心。
考虑到大多数读者文化水平极低的状况，《蒙古农民》在一些文章中还大量采用了讲故事式的报道手法。例如在《可怜的王公的奴才讲话》一文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用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我是哟个孤苦伶仃，给王公作牛马，受专制压迫的蒙古人……事（侍）奉的王爷，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我当时把‘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的9个字，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边，以为王爷杀死我父亲是应该的，所以我照旧还是一（日）复一日小心谨慎的事（侍）奉我那杀父母的仇人……我想蒙古人中，像我一样受苦痛的人多的很！我很盼望你们快些醒悟，一同联络起来打倒王公！” （三）使用白话+设置悬念
由于目标读者文化水平较低，《蒙古农民》在行文风格上很注重白话文的应用，用白话文写作。这种白话风格既表现在标题制作上，也渗透进了正文写作中。
例如，《吴佩孚并不是好人！》《靠租银生活的蒙古人赶快自己也种地吧！》《不早醒悟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呢！》这些口语化、白话化的标题是《蒙古农民》最惯常采用的标题风格。
此外，在每期的必设栏目《蒙古曲》中，作者则采用了民间歌谣的形式进行了写作。例如在第一期《蒙古农民》的《蒙古曲》中就写道，“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傷！天光光、地光光，列强欺压哭断肠！”
而另一期的《蒙古曲》则针对军阀混战所带来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象，以民间歌谣的形式直白地写道：“张才去，吴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
一首民间歌谣直白地唱出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谁上台对农民都是一样的剥削、压迫，都是农民需要打倒的对象。
除了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报道风格，《蒙古农民》还经常性地采用了在报道中设置一定的悬念来吸引读者的方法。例如在第一期的一篇报道中就出现了“现在听说热河地方，一棵树上吊死了7个人，这是什么原（缘）故？”通过设置悬念既可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发人深思。让读者思考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实现了对读者思想的启发与升华作用。
三、《蒙古农民》的影响
作为蒙古族所创办的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在异常艰苦的办刊条件下坚持面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的蒙汉农民半价发行（原价每份铜元两枚，农牧民每份铜元一枚）。因为该刊真实反映了当时蒙古农民的心声，发出了蒙汉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呼声，因此在蒙古族聚居区的民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内蒙古的革命史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方面，在《蒙古农民》的宣传下，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及党组织建设蓬勃发展了起来。就在《蒙古农民》创刊后不久，中共北方区委便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使内蒙古地区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党组织。
另一方面，《蒙古农民》在内蒙古地区农民中的巨大影响力，还进一步坚定了日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组织对革命报刊重要性的认知。1925年冬天（《蒙古农民》当时已经停刊），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出于更好地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创办了《农工兵》杂志。该杂志的出版成为我党领导下内蒙古地区继《蒙古农民》后的第二份革命刊物，为进一步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蒙古农民》的创办对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内蒙古革命斗争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期刊业的发展历程来看，该刊的出现对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期刊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江鸿，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
编辑：王洪越
一、蒙藏学校与《蒙古农民》的创办
蒙藏学校全称“国立蒙藏学校”，该校在中国革命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是一批少数民族革命先驱的成长摇篮。
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蒙藏学校不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等活动，而且还在北京的《晨报》上刊登了题为《蒙藏学界之愤激》的罢课宣言，其中学生代表荣耀先等还与瞿秋白、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当时的社会上和学界引起了轰动。
“五四”后，由于办学经费出现问题，蒙藏学校停办。1923年秋学校恢复招生。也就是在这一年，乌兰夫、奎璧、多松年等四十多个绥远地区的蒙古族学生进入蒙藏学校就读。这些蒙古族新生来蒙藏学校之前就曾在归绥（呼和浩特）发动过学潮，参加过“五四”周年纪念活动，在思想上属于进步学生之列。
这些敢于斗争、思想先进的学生很快引起了中共北方党组织的注意。中共北方区委经常派遣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等到蒙藏学校，给这批蒙古族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解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理论。通过系统化的教育，这批蒙古族学生逐步认识到，要进行革命斗争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政党。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内蒙古也应该尽快建立共产党组织。
1923年冬，经中共北方区委发展，乌兰夫、奎璧、赵诚、佛鼎、高布泽博、康根成等第一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1924年春，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润等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组建了全国第一个蒙古族团支部，多松年和乌兰夫先后担任团支部书记。到1924年下半年，多松年、云澤、李裕智、奎璧等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诞生。
为了更好地向内蒙古地区的普通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在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启发下，1925年年初，乌兰夫、多松年、奎璧3人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蒙古农民》周刊。
《蒙古农民》的办刊目的十分明确，其第一期开篇只有16个字的短文——“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革命性。很快，中共北方局便把《蒙古农民》确定为国立蒙藏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刊物。这份32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杂志后来还发行到了今天的呼和浩特、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等地，对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蒙古农民》的办刊特色
虽然出版时间不长、期数不多，但是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下，《蒙古农民》还是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办刊特色，概括为：
（一）观点鲜明+漫画辅助
办刊初期，针对目标读者文化水平不高，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对统治阶级还抱有幻想的实际情况，《蒙古农民》对一些需要读者弄清真相的问题采取了直接点明事物本质，旗帜鲜明表明正确观点的做法，使读者在阅读完文章后头脑中对孰是孰非就能有一个科学的判断。
例如，面对办刊时期恰逢直奉大战这一节点，《蒙古农民》发表了《吴佩孚并不是好人！》一文，不但标题态度鲜明、观点直接，而且在正文中更是尖锐地写道：“这次吴佩孚打了败仗，热河归了奉天管辖，听说现在热河的百姓很盼望吴佩孚来赶走奉天。错了！吴佩孚并不是好人！也是坏东西！上次打仗糟蹋热河，吴佩孚就是一个大罪人，不仅是奉天一方面干的，若吴佩孚起来赶奉天，你们又要受一次糟蹋！”
同样，在《听差的讲演录》一文中，作者在回顾1919年“五四运动”的经验之后，非常直白地提出：光市民不行，光学生也不行……必须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一点一点的干，国一定有得救的……
刊物语句上观点直接、爱憎分明，为了使读者能更加直白地看清封建地主、资本家、军阀压迫、剥削农民的实质，《蒙古农民》还充分利用起了漫画这一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的报道形式，来加深读者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例如其第一期便在第3页和封底刊登了形象表现压在蒙古族农民身上的“四座大山”（外力、军阀、王公和租税）的两组漫画，让人仅看其图便知其意，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二）调查走访+讲故事风格
为了能有效教育广大普通蒙古农民，使其自觉走到正确的革命轨道之上，《蒙古农民》还通过调查走访等方式获得了很多普通蒙古族农民亲身经历的事实，然后将这些事实运用在具体的报道之中，以这种贴近性来感染读者。
例如，《直奉打仗内蒙古农民遭殃》这篇报道即是多松年等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尔、绥远一些地方进行社会调查期间，耳闻目染了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军阀混战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之上写就的。由于贴近了读者的切身经历，文章刊出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其文章结尾所呼吁的“农民同胞啊！这些痛苦，全是外国人帮助军阀内乱赐予你们的。你们此时，不要忍受，起来向你们的仇敌进攻吧！”以振聋发聩的“怒吼”深入人心。
考虑到大多数读者文化水平极低的状况，《蒙古农民》在一些文章中还大量采用了讲故事式的报道手法。例如在《可怜的王公的奴才讲话》一文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用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我是哟个孤苦伶仃，给王公作牛马，受专制压迫的蒙古人……事（侍）奉的王爷，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我当时把‘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的9个字，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边，以为王爷杀死我父亲是应该的，所以我照旧还是一（日）复一日小心谨慎的事（侍）奉我那杀父母的仇人……我想蒙古人中，像我一样受苦痛的人多的很！我很盼望你们快些醒悟，一同联络起来打倒王公！” （三）使用白话+设置悬念
由于目标读者文化水平较低，《蒙古农民》在行文风格上很注重白话文的应用，用白话文写作。这种白话风格既表现在标题制作上，也渗透进了正文写作中。
例如，《吴佩孚并不是好人！》《靠租银生活的蒙古人赶快自己也种地吧！》《不早醒悟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呢！》这些口语化、白话化的标题是《蒙古农民》最惯常采用的标题风格。
此外，在每期的必设栏目《蒙古曲》中，作者则采用了民间歌谣的形式进行了写作。例如在第一期《蒙古农民》的《蒙古曲》中就写道，“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傷！天光光、地光光，列强欺压哭断肠！”
而另一期的《蒙古曲》则针对军阀混战所带来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象，以民间歌谣的形式直白地写道：“张才去，吴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
一首民间歌谣直白地唱出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谁上台对农民都是一样的剥削、压迫，都是农民需要打倒的对象。
除了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报道风格，《蒙古农民》还经常性地采用了在报道中设置一定的悬念来吸引读者的方法。例如在第一期的一篇报道中就出现了“现在听说热河地方，一棵树上吊死了7个人，这是什么原（缘）故？”通过设置悬念既可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发人深思。让读者思考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实现了对读者思想的启发与升华作用。
三、《蒙古农民》的影响
作为蒙古族所创办的第一份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在异常艰苦的办刊条件下坚持面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的蒙汉农民半价发行（原价每份铜元两枚，农牧民每份铜元一枚）。因为该刊真实反映了当时蒙古农民的心声，发出了蒙汉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呼声，因此在蒙古族聚居区的民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内蒙古的革命史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方面，在《蒙古农民》的宣传下，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及党组织建设蓬勃发展了起来。就在《蒙古农民》创刊后不久，中共北方区委便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使内蒙古地区逐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党组织。
另一方面，《蒙古农民》在内蒙古地区农民中的巨大影响力，还进一步坚定了日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组织对革命报刊重要性的认知。1925年冬天（《蒙古农民》当时已经停刊），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出于更好地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创办了《农工兵》杂志。该杂志的出版成为我党领导下内蒙古地区继《蒙古农民》后的第二份革命刊物，为进一步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蒙古农民》的创办对推动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内蒙古革命斗争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期刊业的发展历程来看，该刊的出现对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期刊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江鸿，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
编辑：王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