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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她总是能在不经意间从嘴角流露出一种被人崇拜的高贵。而她的生活则是安享那个曾被她歌声征服的世界。
今天,谢莉斯的生活仿如是一个大众生活中的普通人。你可以完全把她与现实生活中的喧嚣隔绝开的时候,却永远无法抹去她在一个时代中的印记。与绝大多数人不同,她是一个享受过大众如痴如醉地崇拜的人。
“80 年代,文化部曾做过一个调查,富裕后农民家中增添了几大件,其中包括有录音机,而凡是有录音机的家庭则一定会有谢莉斯、王洁实的歌曲盒带。”谢莉斯是这么回忆那段生活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中,谢、王的歌声走近农村,象征着整个中国的日新月异,象征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远离吃穿的困扰,正在积极地进入全社会的文化更新中去。
听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长起来的演员都崇信着群众才是艺术的真正主人,如果夸张一点地说,在他们那一代的演员心目中,或许群众是排在艺术之前的。
80年代的韵味
如果说许巍的歌声象征着一种细分的文化时尚,那么周杰伦则代表了一种强势的文化宣言。对今天而言,谢莉斯她们的歌声则记录了一个文化实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之初的欣喜和义无反顾的精神。
王洁实与谢莉斯的合作始于1978 年,提起30 年前的事,谢莉斯仍然难以掩饰内心的骄傲:“不是我夸自己,我真是慧眼识英雄。王洁实当时考电影乐团的时候,声音是很柔和很好听的。我就觉着和他唱二重唱可能不错。他来团不久,我们就去大庆油田慰问演出,那次演出时一对二重唱老病,团里让我唱独唱。我就给领导说,我独唱不合适,唱民歌的嗓子要比较尖,我唱着比较吃亏;还有西洋唱法的,要求很宏伟很有气势的那种,我又小又瘦。我分析了一下还是唱二重唱比较合适,领导问,那你和谁唱。我说,和新来的王洁实唱。领导觉着很奇怪。我等于是毛遂自荐,把我推了出来,也把王洁实推了出来。”
对于大多数女演员而言,能够在舞台上独唱应该是一种荣耀,因为她能够占据所有观众的视觉。只是在谢莉斯看来,那已经不再是她追求的了,她更喜欢也更愿意唱那种观众们愿意接受的能够真正打动观众的歌曲。
“王洁实在戏剧学院特别爱唱歌,往往是唱歌掩盖了表演上的不足,领导说他老不务正业,光想着唱,不注意表演。”那时候,王洁实是新手,而谢莉斯已经是台柱子了,实际上是谢莉斯在带王洁实。因为还是有同辈的众多二重唱组合在,谢莉斯总是希望能够在这其中有所突破。
1981 年法国的歌手米哈伊来中国,谢莉斯与王洁实在现场被他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了。作为专业的歌手,他们为这位法国同行对唱法上的创新打动。那种传统美声结合流行的唱法给了谢莉斯很大的震撼,一场演唱会之后,那种自由、美妙的感觉深深地植入了谢莉斯的心里。在那个开放伊始的年代中一切外来的东西都是那么地新鲜,令人难拒诱惑。而在进一步地与海外音乐界同行的交流的过程中,谢莉斯更是被“只会傻唱歌,不会巧用劲”的外来评价刺痛。
其实突破唱法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唱法,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条件,不片面地追求音乐上的完美,而是更着力表达作品本身的魅力,或者说是让听众更能够理解作品本身的魅力。谢莉斯和她的搭档王洁实,把他们自己的这个发现命名为“现代唱法”。之所以这么命名仅因为谢王二人觉得这样的唱法更接近当时的生活,当时人们的喜好。虽然没有后来理论研究者给这个唱法命名的“通俗”二字确切,但它在当时“现代”,代表着一种方向,一种时尚。
此后谢莉斯和王洁实开始唱《红河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谢莉斯回忆说“我们试用米哈伊的唱法,因为和现代人和现代生活比较靠近,一下就火了。那时候在北京的大小剧场唱,都有固定的粉丝。”王谢就是用这种方法赢得了听众,甜美、不过分、恰到好处,用声情并茂的演唱的方式,不装腔作势、不扭捏。
有个台湾的电视台报道谢莉斯和王洁实的消息,说刚听他们歌还以为是台湾的,后来才知道是大陆。而他们的一盒磁带卖了500 万盒,台湾人觉得不可思议。“500 万只是初步统计,再加上其他的盗版,还有一些公司趁机捞油水的,加起来怎么得1000 万。”谢莉斯在谈到500 万这个数字时脸上还是不自觉地流露着傲色。那段时间,王洁实和谢莉斯除了灌制磁带之外,做的最多的就是慰问演出,深入工厂农村。谢莉斯说:“那时候都没有钱的,走到哪都一路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感觉终于有人承认了,有成就感,特高兴。我们都是很扎实的演,所以到今天观众还记得我们。”
踩不死的杂草
交谈中,谢莉斯对现在的流行音乐及歌手一直表示不满,她说:“现在年轻人的根基浅,而且对民族音乐了解少。唱老歌都不拐弯。好像味道没掌握好,感觉怪里怪气的,我不喜欢。”说到这里,谢莉斯放开嗓子唱了两句“大海边嘞沙滩上嘞......”然后自豪说:“它里面有挑的音,这是根据无锡人的口气来的。这才是歌曲的韵味”。谢莉斯是熟谙发声技巧的,但在评价当代歌手的时候,谢莉斯连“言外之意”都懒得用..
其实音乐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它是在传承和颠覆的过程中不断前行的,每个时代的音乐,既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上一代的传统,又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谢莉斯这一代艺术家是听着郭兰英、郑玉华的歌声长大的,但谢莉斯也没有始终固守她们的唱法,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谢莉斯对于现在年轻人的音乐态度的不认可倒是情有可原的,而今天的歌手很难想像她那个时代面对的重重阻碍,她和王洁实当年承受的来自各方的压力。谢莉斯说当时自己的歌曲是野草,被踩在脚下,只是没有被踩住,反而郁郁葱葱地成长了起来。
谈及那个时代,谢莉斯异常感慨:“从我和王决定这么唱开始,团里领导就一直反对。我们唱《祝愿歌》,领导老觉着歌词里的‘岁岁平安天天快乐’是‘四旧’,好像和升官发财一样的感觉。还有我们的唱法也受到过非议。有人说,这种唱法也能红?甚至反应到文化部,说像王谢这些的唱法你们文化部也允许存在,那我们不是就没饭碗了吗。”团里开始压制王谢,给他们规定歌。谢莉斯至今不服把《祝愿歌》归于“四旧”,在她的心中那歌曲更应是那种最简单质朴的祝福。领导一看说不过谢莉斯,就找王洁实,说:“你是党员,要服从组织,我们党支部决定不能唱这个”。谢莉斯知道后就去找他们吵起来了,“党支部算什么级别啊,又不是中央定的。我那时经常为唱歌和领导吵架。后来,北大清华几个高校联合组织演出,请我们去演出。领导不让我们去,他们怕我们把毒散到了学生中,还怕影响电影乐团的声誉。”
回忆起那段往事,谢莉斯没有太多感慨,只有骄傲,她说:“当时的文化部和团里面都压着我们,不承认我们,我们完全是爹不疼娘不爱。也不是单位里的培养目标,但他们培养的往往出不来,我和王洁实就是踏踏实实地钻研。这和我成长在重庆和湖南有关系,湖南的人都坚强有韧性,吃辣椒的人就是厉害。那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选择很多,不用像我们那样单一发展。只从事一个职业,干一行爱一行。但干什么都离不开执著的,这永远是不会变的。”
一曲新歌记录着一段历史,王、谢的歌声在挣扎间成长起来更像是一次对传统的伟大颠覆。如果放在历史的背景中看,文明就是在一场场的叛逆中前进的,也是在一次次地对叛逆的维护中得以稳固。相信无论哪场刻入时代的颠覆其终极目的都是在争取一个新的对幸福的注解。我们也许有理由相信曾有那种从生到死的斗争进程,如切·格瓦拉那样永远为了斗争而存在。但更主流的社会形态一定是在颠覆之后的维护。
强者注定将成为命运的主人,因此似乎可以说曾经身处叛逆时代是一件人生幸事,因为一旦有机会他们会获得一种永生,那是一个人人生中最具激情的年代。谢莉斯把她的歌声融入了一段激情的历史当中去了。有人说80 年代的中国人在20 世纪最后一次集体迸发之后耗尽了全部的气力。在新的激情涌动之前,以往的叛逆之情将统治世界。而今天的一切新的艺术成果也注定将是以往叛逆的受惠者,也必将充当下一次叛逆的发起人。
颠覆与建构也许是一个恒定的规律,但是每个时代对一个人都会有特殊的诱惑。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直接与整个世界相联的,面对眼前这个纷乱的世界,人们往往像老农进入了色彩缤纷的花园,想迈步却不敢轻易出脚,因为你迈出的每一步同时意味着你将远离另一个诱惑。
可以让我们联想的那个热播电视剧《奋斗》恰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剧中会有展现整个奋斗的过程,但却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方向。相比而言,谢莉斯那一辈人在这方面恰是幸运的,这也就在于他们当时眼中的外部世界是完整的,而他们也就有了一个异常明确的方向,为了那个方向能够一往无前。而今天的我们也许耗尽了一生,最终连方向都没有找到,这个世界太多元也变化太快了。
那个时代的谢莉斯曾是时尚的偶像,她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制造着时尚。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凡是曾经崇拜过她的人,迄今都依旧会拜倒在她的光芒之下。今天的她总是能在不经意间从嘴角流露出一种被人崇拜的高贵。而她的生活则是安享那个曾被她歌声征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