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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和深圳、上海共同构建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OTC原则通过
2008年3月17日，天津市于2006年9月递交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
在其带动下，隔日两市的天津板块快速活跃回暖。
原以为当年即可获批的综改方案，因为牵涉领域和部门众多，试验性改革尺度较大，经各部门多次修改商议，18个月后方姗姗迟来。此前，2008年两会期间，天津代表团刚刚提交了关于申请尽快批复滨海新区综改方案和尽快批准OTC(柜台交易市场)的议案和提案。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20号文)，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新特区”的身份正式被认定。其中，涵盖了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的金融改革创新成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项重要任务。天津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李力说，在一个区域、一个试点，试验这么多内容，全国仅有滨海新区。
据2007年4月29日《经济观察报》报道，《意见》下发之后，国家各部委与天津市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即每个部委拿出一个政策，先行支持滨海的开发开放，以响应国务院的20号文。具体程序是，天津市可以先自行向各相关部委申请一个政策，由相关部委进行批复。
当年9月，天津市政府按《意见》要求完成《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在资本市场方面申请设立OTC市场的决定也包括在综改方案之内。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发展OTC市场的呼声已日久。因为试点选择涉及到诸多地方利益，国内首个OTC市场将于何方落地一直未知，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地都有意申请成为筹建试点，竞争相当激烈。
随着《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正式获批，从此拥有无与伦比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的天津滨海新区终于拔得头筹，如愿取得所有综改政策中政府最为看重的OTC试点。有观察家认为，国家在经流财政、金融诸方面所给予的具有先行试点意义的政策倾斜，将使得天津重振“北方金融中心”，中国金融改革的大幕或即此拉开。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和深圳、上海共同构建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曾参与申请OTC的天津某官员毫不讳言天津的宏图大愿，他亦透露开办OTC市场的具体实施细则和筹建方案还需设计和筹划，“这个市场最终建立起来，至少还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2008年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我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取得了成效，其中，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加快推进。
从1986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到2005年温家宝总理带领16个国家部委的主要负责人考察滨海新区，再到2007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天津时希望滨海新区要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在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关注下，滨海新區的开发开放大计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2006年3月22日，天津市“新城规”获国务院批准，“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成为这座北方滨海城市的新定位；
2006年5月，20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007年10月，十七大赋予滨海新区更高的地位，强调“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冯之浚看来，天津滨海新区成其为现代经济中心的主要标志有三：
第一，成为带动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发展极”。对一个国家来讲，综合国力的提高首先要形成若干个发展极，即经济中心城市的超前发展，而后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产生带动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当是华北乃至更大范围内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极”。
第二，成为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当今，资本的国际化已成为国际投资主流，而天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的重建与发挥，将为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争取更加主动的地位，也将加快国际金融渠道与我国资本市场的沟通。
第三，成为资源配置和权威价格的信号台。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依照价值规律进行后，若没有能提供权威价格信号的中心市场，众多分散的、即时的价格信号将导致整个市场的紊乱，而权威的信号台，只能在交易最集中的大型批发、转口或期货交易市场才能形成。天津独特的港口和经济腹地优势具备这种条件。
不能“极化”的焦虑
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天津“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发展战略，也是实施加快环渤海地区建设的重要一环。2008年两会期间，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告诉记者，滨海新区未来应该成为天津的一个大的亮点，同时，这个新区应当不仅仅是天津的新区，它是环渤海地区的新区，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新区。
然而当滨海新区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之间的对比已经铺天盖地，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的称号似已当之无愧之时，需要质疑的是，在缺乏产业联系的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滨海新区如何为整个区域提供服务?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中心龙头”的被认可度如何?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陈剑曾告诉记者，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重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京津之间自19世纪中期即开始的互惠互补逐渐终止，毗邻的两个工业巨头相互争夺资金和项目、排斥掣肘的典故逸事贯穿上个世纪后20余年，“环渤海经济圈”与“大首都经济圈”开始遥相呼应。
有人形象地称滨海新区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亦被认为是国家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然而有学者指出，即便自2007年首钢搬迁，北京撤换重化工业的旗帜，其千万入口所带动的经济需求依然巨大，青岛、大连等城市同样拥有港口和经济腹地优势，河北省则继唐山曹妃甸战略之后再提出“沧州渤海新区”战略，再加上为众多学者所质疑的滨海新区内部行政与功能分割和环渤海经济圈内五个省级行政单元所带来的行政阻力，以及服务意识不够，缺乏“亲商”环境，诸多“不能极化”的焦虑也让天津倍感压力。
通往“第三极”的路还很长。与上海浦东和广东深圳相比，滨海新区还需要展示更多的市场魅力。
OTC原则通过
2008年3月17日，天津市于2006年9月递交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
在其带动下，隔日两市的天津板块快速活跃回暖。
原以为当年即可获批的综改方案，因为牵涉领域和部门众多，试验性改革尺度较大，经各部门多次修改商议，18个月后方姗姗迟来。此前，2008年两会期间，天津代表团刚刚提交了关于申请尽快批复滨海新区综改方案和尽快批准OTC(柜台交易市场)的议案和提案。
2006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20号文)，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新特区”的身份正式被认定。其中，涵盖了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的金融改革创新成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项重要任务。天津市发改委总经济师李力说，在一个区域、一个试点，试验这么多内容，全国仅有滨海新区。
据2007年4月29日《经济观察报》报道，《意见》下发之后，国家各部委与天津市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即每个部委拿出一个政策，先行支持滨海的开发开放，以响应国务院的20号文。具体程序是，天津市可以先自行向各相关部委申请一个政策，由相关部委进行批复。
当年9月，天津市政府按《意见》要求完成《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在资本市场方面申请设立OTC市场的决定也包括在综改方案之内。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发展OTC市场的呼声已日久。因为试点选择涉及到诸多地方利益，国内首个OTC市场将于何方落地一直未知，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地都有意申请成为筹建试点，竞争相当激烈。
随着《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正式获批，从此拥有无与伦比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的天津滨海新区终于拔得头筹，如愿取得所有综改政策中政府最为看重的OTC试点。有观察家认为，国家在经流财政、金融诸方面所给予的具有先行试点意义的政策倾斜，将使得天津重振“北方金融中心”，中国金融改革的大幕或即此拉开。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和深圳、上海共同构建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曾参与申请OTC的天津某官员毫不讳言天津的宏图大愿，他亦透露开办OTC市场的具体实施细则和筹建方案还需设计和筹划，“这个市场最终建立起来，至少还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2008年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我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取得了成效，其中，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加快推进。
从1986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到2005年温家宝总理带领16个国家部委的主要负责人考察滨海新区，再到2007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天津时希望滨海新区要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在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关注下，滨海新區的开发开放大计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2006年3月22日，天津市“新城规”获国务院批准，“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成为这座北方滨海城市的新定位；
2006年5月，20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007年10月，十七大赋予滨海新区更高的地位，强调“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冯之浚看来，天津滨海新区成其为现代经济中心的主要标志有三：
第一，成为带动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发展极”。对一个国家来讲，综合国力的提高首先要形成若干个发展极，即经济中心城市的超前发展，而后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产生带动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当是华北乃至更大范围内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极”。
第二，成为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当今，资本的国际化已成为国际投资主流，而天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的重建与发挥，将为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争取更加主动的地位，也将加快国际金融渠道与我国资本市场的沟通。
第三，成为资源配置和权威价格的信号台。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依照价值规律进行后，若没有能提供权威价格信号的中心市场，众多分散的、即时的价格信号将导致整个市场的紊乱，而权威的信号台，只能在交易最集中的大型批发、转口或期货交易市场才能形成。天津独特的港口和经济腹地优势具备这种条件。
不能“极化”的焦虑
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天津“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发展战略，也是实施加快环渤海地区建设的重要一环。2008年两会期间，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告诉记者，滨海新区未来应该成为天津的一个大的亮点，同时，这个新区应当不仅仅是天津的新区，它是环渤海地区的新区，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新区。
然而当滨海新区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之间的对比已经铺天盖地，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的称号似已当之无愧之时，需要质疑的是，在缺乏产业联系的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板块，滨海新区如何为整个区域提供服务?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中心龙头”的被认可度如何?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陈剑曾告诉记者，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重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京津之间自19世纪中期即开始的互惠互补逐渐终止，毗邻的两个工业巨头相互争夺资金和项目、排斥掣肘的典故逸事贯穿上个世纪后20余年，“环渤海经济圈”与“大首都经济圈”开始遥相呼应。
有人形象地称滨海新区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亦被认为是国家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然而有学者指出，即便自2007年首钢搬迁，北京撤换重化工业的旗帜，其千万入口所带动的经济需求依然巨大，青岛、大连等城市同样拥有港口和经济腹地优势，河北省则继唐山曹妃甸战略之后再提出“沧州渤海新区”战略，再加上为众多学者所质疑的滨海新区内部行政与功能分割和环渤海经济圈内五个省级行政单元所带来的行政阻力，以及服务意识不够，缺乏“亲商”环境，诸多“不能极化”的焦虑也让天津倍感压力。
通往“第三极”的路还很长。与上海浦东和广东深圳相比，滨海新区还需要展示更多的市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