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资本的运行逻辑和现代性的推进下，现代生活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流动性和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涌入我们的生活。陌生人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既可能作为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遥远”和“未来”的陌生人存在，也可能作为道德和文化意义上的“道德异乡人”。“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为当代中国展示了全新的生活场景和伦理视野，同时导致了许多未曾遇到的新挑战、新困惑，面对数不清的“陌生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伦理经验与其交往？
【关键词】现代性;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伦理
一、“陌生人社会”来临及伦理诉求
“陌生人（Stranger）”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然而，“陌生人社会”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提出，却是与现代性有着本质上的关联。一般而言，现代性被理解为某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费孝通最先从社会学视角研究“陌生人”，分析社会结构变迁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在这里，“陌生人”是作为整体性概念而被提出的。西美尔说过，“陌生人”概念的意义随现代性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影响的加深，我国社会结构加快公共转型的步伐，“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已不可避免。在面对陌生人及其利益问题时，每个人都必须依照某种道德尺度，表达自己的内在感受和伦理态度。建构“陌生人伦理”已成为现代文明的迫切诉求。
二、“现代性断裂”下的道德冷漠
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现代性断裂”，这种断裂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而且内在地冲撞着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传统和现代的断裂体现地更为明显。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冲撞、震荡甚至连根拨起，另一方面，现代秩序和现代价值又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于是，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经常交织在一起，人处于一种“角色重叠”的身份，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的混淆和错位经常会引起交往方式上的冲突。于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体现为一种“熟人的陌生”，家庭伦理逐渐受到现代性的冲击，而在公共生活领域，则体现为一种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冷漠”。一个人可能对家人与朋友有很好的感情，而对陌生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在陌生人需要救助的时候，表现出极为冷漠和事不关己的态度，各种道德冷漠现象频频发生。对于道德冷漠现象的讨论，很对学者停留于就事论事，而且偏重于从各种现象及其具体解决路径出发，而没有将其放在整个现代性的背景和陌生人社会中予以关注。道德冷漠现象并非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恰恰是现代性发展的伦理后果，更是人类整体性道德危机的具体体现。
三、“陌生人伦理”的当代建构及其价值
1.陌生人伦理的当代建构：一种可能的责任伦理学
道德冷漠现象并非是个人领域的道德现象，而恰恰是陌生人社会的公共道德问题。现代性道德困境及其道德冷漠现象的解决，需要一种陌生人伦理的建构。陌生人伦理的道德空间是开放的，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具有一种开放的“世界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眼光，去面对多元陌生的他者。这种陌生人伦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既不是传统社会的自然的情感关系或城邦关系，也不是世俗社会的资本关系或利益关系，更不仅仅是现代国家建立的契约（权利）和法律纽带，而是每一个人作为“自主道德人”的实践理性。在这种整体性的实践理性的思考方式下，从道德自主性可以产生对陌生他者的权利责任和德性责任，为陌生人伦理的当代建构提供一种可能的责任伦理学。
2.“陌生人伦理”的当代价值及其悖论
“陌生人伦理”警示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存在，并强调这种存在的不容忽视性。要求个人关注其行为中的公共性内涵。正是这种公共性构成陌生人伦理的价值源泉，也是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惟有对陌生人及其存在的意义有充分理解，且有真诚而强烈的认同愿望时，才能转化为个人的理性自觉。构建“陌生人伦理”，也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将伦理归属于“法”的范畴中。黑格尔也认为，在德一法体系中，惟有伦理才是“客观意志的法”，法律乃是外在的法。即是说，伦理与法律不仅具有相近的非人格化要求，而且强制地发挥规范公共生活秩序的功能。現代社会，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既有赖于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成熟，也需要合理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加以约束。
作为现代性不可分割的要素，“陌生人伦理”先天携有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和冲突，即一方面它要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另一方面，又要以牺牲个体之间的情感为代价。作为制度化的伦理规范，“陌生人伦理”仅仅要求人们严格遵守规则，而不是成为有道德的“好人”。伦理道德不仅要关注现代性，更要反思、批判和提升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文化使命，同样内含对亲近性道德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完善。不过，现代文明视野下的亲近性道德，作为现代文化意义中的功能性元素，与其作为传统文化的意义已大为不同。所以，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伦理，并非要完全消解亲近性道德及其功能，以异质的“陌生人伦理”取代它;亦非亲近性道德与“陌生人伦理”的相互排斥或否定，而是要实现二者的总体扬弃与现代转换，推进当代公共伦理生活的自觉建构。
四、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及化解对策
1.陌生人社会存在伦理风险。
首先表现为信任危机。熟人社会也存在欺骗，但在多数情况下，采取配合和信任是熟人之间行为的默认选项。但在陌生、生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信任往往缺位，这也限制了人们的日常交往。其次是身份认同危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社会身份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这也是当我们刚刚走出农村、小县城的时候特别喜欢寻找老乡做朋友，以老家的身份来建构个人身份的原因。而过去的“单位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形成“单位人”的身份认同。在陌生人社会，职业身份、居住环境都有可能频频发生变化，建立和维系友情、老乡感情的成本很高，这使得许多人难以寻求这方面的身份认同作为内心的慰藉。第三，价值纷争。一个很显著的事实在于，如果长期居住在大城市，很可能对于很多问题的价值判断，与稳定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中小城市的亲友是不同的。陌生人社会中，一些人更可能对生活、职业选择、个人行为的道德意义产生困惑。
2.化解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
要化解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建立起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信任，从而通过制度、文化、经济合作等方式来降低伦理风险。要推崇包容和允许，来获得道德权威。重构责任理念唤起陌生人之间的道德热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国内不少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许多人积极争当志愿者，通过承担这方面的道德责任，推动城乡社区信任的强化。重新发现和建构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可以积极化解陌生人社会秩序伦理风险，以重建陌生人社会秩序价值基础。我国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得以筑实，需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动在价值多元的时代确立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善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推进民间团体与民间组织尤其是志愿组织的发展，弘扬志愿精神，培育责任意识，在各地城乡促进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1]龚长宇.陌生人社会：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2]程立涛.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刘静.我们为什么彼此负有义务？--陌生人伦理的规范性来源及其当代建构[J].吉林：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关键词】现代性;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伦理
一、“陌生人社会”来临及伦理诉求
“陌生人（Stranger）”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然而，“陌生人社会”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提出，却是与现代性有着本质上的关联。一般而言，现代性被理解为某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费孝通最先从社会学视角研究“陌生人”，分析社会结构变迁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在这里，“陌生人”是作为整体性概念而被提出的。西美尔说过，“陌生人”概念的意义随现代性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影响的加深，我国社会结构加快公共转型的步伐，“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已不可避免。在面对陌生人及其利益问题时，每个人都必须依照某种道德尺度，表达自己的内在感受和伦理态度。建构“陌生人伦理”已成为现代文明的迫切诉求。
二、“现代性断裂”下的道德冷漠
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现代性断裂”，这种断裂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而且内在地冲撞着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传统和现代的断裂体现地更为明显。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冲撞、震荡甚至连根拨起，另一方面，现代秩序和现代价值又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于是，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经常交织在一起，人处于一种“角色重叠”的身份，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的混淆和错位经常会引起交往方式上的冲突。于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体现为一种“熟人的陌生”，家庭伦理逐渐受到现代性的冲击，而在公共生活领域，则体现为一种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冷漠”。一个人可能对家人与朋友有很好的感情，而对陌生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在陌生人需要救助的时候，表现出极为冷漠和事不关己的态度，各种道德冷漠现象频频发生。对于道德冷漠现象的讨论，很对学者停留于就事论事，而且偏重于从各种现象及其具体解决路径出发，而没有将其放在整个现代性的背景和陌生人社会中予以关注。道德冷漠现象并非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恰恰是现代性发展的伦理后果，更是人类整体性道德危机的具体体现。
三、“陌生人伦理”的当代建构及其价值
1.陌生人伦理的当代建构：一种可能的责任伦理学
道德冷漠现象并非是个人领域的道德现象，而恰恰是陌生人社会的公共道德问题。现代性道德困境及其道德冷漠现象的解决，需要一种陌生人伦理的建构。陌生人伦理的道德空间是开放的，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具有一种开放的“世界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眼光，去面对多元陌生的他者。这种陌生人伦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既不是传统社会的自然的情感关系或城邦关系，也不是世俗社会的资本关系或利益关系，更不仅仅是现代国家建立的契约（权利）和法律纽带，而是每一个人作为“自主道德人”的实践理性。在这种整体性的实践理性的思考方式下，从道德自主性可以产生对陌生他者的权利责任和德性责任，为陌生人伦理的当代建构提供一种可能的责任伦理学。
2.“陌生人伦理”的当代价值及其悖论
“陌生人伦理”警示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存在，并强调这种存在的不容忽视性。要求个人关注其行为中的公共性内涵。正是这种公共性构成陌生人伦理的价值源泉，也是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惟有对陌生人及其存在的意义有充分理解，且有真诚而强烈的认同愿望时，才能转化为个人的理性自觉。构建“陌生人伦理”，也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将伦理归属于“法”的范畴中。黑格尔也认为，在德一法体系中，惟有伦理才是“客观意志的法”，法律乃是外在的法。即是说，伦理与法律不仅具有相近的非人格化要求，而且强制地发挥规范公共生活秩序的功能。現代社会，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既有赖于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成熟，也需要合理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加以约束。
作为现代性不可分割的要素，“陌生人伦理”先天携有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和冲突，即一方面它要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另一方面，又要以牺牲个体之间的情感为代价。作为制度化的伦理规范，“陌生人伦理”仅仅要求人们严格遵守规则，而不是成为有道德的“好人”。伦理道德不仅要关注现代性，更要反思、批判和提升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文化使命，同样内含对亲近性道德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完善。不过，现代文明视野下的亲近性道德，作为现代文化意义中的功能性元素，与其作为传统文化的意义已大为不同。所以，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伦理，并非要完全消解亲近性道德及其功能，以异质的“陌生人伦理”取代它;亦非亲近性道德与“陌生人伦理”的相互排斥或否定，而是要实现二者的总体扬弃与现代转换，推进当代公共伦理生活的自觉建构。
四、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风险及化解对策
1.陌生人社会存在伦理风险。
首先表现为信任危机。熟人社会也存在欺骗，但在多数情况下，采取配合和信任是熟人之间行为的默认选项。但在陌生、生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信任往往缺位，这也限制了人们的日常交往。其次是身份认同危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社会身份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这也是当我们刚刚走出农村、小县城的时候特别喜欢寻找老乡做朋友，以老家的身份来建构个人身份的原因。而过去的“单位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形成“单位人”的身份认同。在陌生人社会，职业身份、居住环境都有可能频频发生变化，建立和维系友情、老乡感情的成本很高，这使得许多人难以寻求这方面的身份认同作为内心的慰藉。第三，价值纷争。一个很显著的事实在于，如果长期居住在大城市，很可能对于很多问题的价值判断，与稳定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中小城市的亲友是不同的。陌生人社会中，一些人更可能对生活、职业选择、个人行为的道德意义产生困惑。
2.化解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
要化解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建立起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信任，从而通过制度、文化、经济合作等方式来降低伦理风险。要推崇包容和允许，来获得道德权威。重构责任理念唤起陌生人之间的道德热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国内不少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许多人积极争当志愿者，通过承担这方面的道德责任，推动城乡社区信任的强化。重新发现和建构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可以积极化解陌生人社会秩序伦理风险，以重建陌生人社会秩序价值基础。我国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得以筑实，需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动在价值多元的时代确立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善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推进民间团体与民间组织尤其是志愿组织的发展，弘扬志愿精神，培育责任意识，在各地城乡促进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1]龚长宇.陌生人社会：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2]程立涛.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刘静.我们为什么彼此负有义务？--陌生人伦理的规范性来源及其当代建构[J].吉林：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