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组织的活动上遇到沈珂老师，就听他说起要在2015年的平遥摄影节上策划一个关于海关的展览，从行业摄影的角度视觉化地呈现中国海关的生活以及作为进出境管理机关在当下遇到的种种问题。海关除了其行业的特殊性之外还是很多国内与国外一些问题的交汇点，在全球化大背景的今天，人类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改变是不是也能够在这里找到思考的出口？海关的工作人员转换身份成为摄影师后，面对他们熟知的领域又会产生怎样的图像？海关这个夹层空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复杂地带.没想到由于各种原因无缘去平遥观看的《国门·2015》摄影展却在几个月之后的连州摄影节上相遇了。
　　在连州市文化馆的一楼大厅，虽然一进入展厅看到的照片并不刺激眼球，但是图像的问题意识与现实的复杂性扑面而来。中越边境的走私现场、伪装成日常生活用品的毒品、中国制造与山寨文化、穿戴充斥着流行文化符号去国外消费的中国大妈、违规超量携带货品谋取利益的“水客”、禁止出境的物品等等，不同系列的作品里充斥着禁忌与矛盾，“海关摄影”就好像是圆规的中心点，依靠这个支撑点我们进入对世界其他维度的理解与观看。
　　吴长军常年在海关从事缉私工作，他所拍摄的静物就是他工作中缉查到的毒品。《面具》系列照片用非常普通的方式正面记录了那些藏纳毒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这些静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毒品所穿戴的“衣服”。摄影师用拍摄静物的方式带入我们直面毒品走私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突破了这个主题以往被报道再现的方式，找到了颇具个人特点的摄影话语。看到这些静物不免让人想起英国的摄影组合亚当·布鲁姆博格 & 奥利费·切纳林拍摄的被巴勒斯坦人改装成为生活用品的“炸弹”，这些静物在看似平常的背后都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故事。
　　北仑河风景秀丽，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广西与越南芒街的边境线，然而在袁国宏的照片里并没有呈现出抒情的人文风光，运送走私货物的船只、缉私警察办案的现场等场景都出现在他粗颗粒的照片中，时而晃动时而虚焦的图像关系让我们感受到拍摄者所面对的触目惊心的危险处境，犹如一部正在上演的侦破大片。
　　许玉川所拍摄的“侵权产品”，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下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平民化的一种社会现实。《虚假的真实》中所呈现的A货路易威登包、苹果手机、名牌春药等物品被仿制得惟妙惟肖、真假难辨，我们在艺术语境中常见的复制、挪用等手法在当下经济生产链条中被频繁的使用。他的作品折射出山寨产品多层次的复杂性，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是民间的一种智慧，将奢侈品文化融入低收入人群从而创造出另外一种民主价值，可能许玉川关注的内容也正是我们迫切需要探讨的话题。
　　《国门·2015》展览上给大多数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俞波的《中国大妈》。从当代摄影进程的角度来看，关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算是新鲜的话题，比如英国摄影师马丁·帕尔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最后的度假胜地》中集体无意识的英国度假人群，美国摄影师蒂姆·戴维斯拍摄的位于城市郊区边缘房子的玻璃窗上映射出的消费符号，或者是安德烈亚斯·古斯基的《99美分》，这些作品都见证了全球化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但是，俞波的《中国大妈》似乎很幽默地为这个领域的摄影又提供了一个中国海关版本的全球化证明。在这个系列中，摄影再现了经过海关去境外消费的中产阶级人群，摄影师以类型化的方式获取肖像，背景简单、被拍摄人物的面部不带有过多个人情绪的表情，这样中性的甚至客观的审美让观者将目光分散在画面的每一个角落，使各种免税商品、名牌箱包、时髦的造型以及充斥了流行文化符号的服装都呈现在图像中与人物形象同样重要。《中国大妈》也是海关工作人员“转身”之后为中国当代摄影以及对外开放现状带来的珍贵文献。
　　当然这几位摄影师并不是“海关摄影”的全貌，毕为民所记录的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迫将工厂迁至境外的企业，周建伟打破报道摄影的规则用非线性叙事的结构拍摄的《警察故事》，王博的《单身宿舍》中的青年肖像，还有邓光华从制度与秩序的角度拍摄的《国际空港》，这些图像都充满了对现实复杂性的思考。
　　17世纪伟大的荷兰画家伦勃朗在进行自画像时经常会更换入画的服装，在他的自画像中的衣着特点里不时透露出“外国情调”。如果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伦勃朗的自画像既是荷兰在当时作为世界上最重要和发达的国际通商口岸的证明，也是从“一点来看世界”的重要案例。而此次海关的《国门·2015》摄影展似乎也具备这样的特点，他们的作品既是海关的、社会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虽然这次展览的一些作品在技巧和语言上并未达到尽善尽美，还需要更多时间与更加严谨的态度来打磨和沉淀。
　　作者为天津美术学院摄影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