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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好声音”火了三年，为什么火？全新的模式，先进的设备，还是能够深深打动每一个人的文化内涵？在专业性的映衬之下，节目内在的自由精神、本真文化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无异于一股清风，这样的文化内涵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艺术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音乐文化；社会；大众；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从2012年7月浙江卫视推出《中国好声音》开始到2014年10月第三季结束，三年的时间里，好声音人气不减，每一年的收视率都足以傲视群雄，而第三季总决赛的“6.511”更是一举打破第一季的收视记录。以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起点，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到了2012年已有了明显的式微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好声音”能够成功地从同类节目中杀出重围，并连续三年吸引人们眼球，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显然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对于普罗大众、传播媒体、社会发展有何意义，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
二、“好声音”的文化现象及思考
（一）“盲选”产生的重大意义
相对于只有两期盲选的美国版“好声音”，《中国好声音》将盲选进行了扩充，例如在2012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里，盲选总共有六期节目，占到了全部节目的二分之一，而且还备受好评，不能不让人惊叹。为什么门槛较低的盲选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目光，只是碰巧装上了中国人民的喜好还是因为其本身契合了某些内在诉求呢？
当四位导师与选手之间没有直接接触时，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只能依靠选手的声音，选手的声音促使导师做出转身与否的决定，只有当导师转过身来时，导师与选手之间才会出现第一次正面接触。尽管每位导师的偏好与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四位导师的盲听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正，而这种公平、公正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上的。“管理越是专门化，管理本身就越非个人化，是公务的执行越不受爱憎及各种纯粹个人的，尤其是非理性的和无法预知的情感因素的影响。”正是有这公平的流程和保障公平的设备，“好声音”的盲选在中国取得了绝佳的口碑，其中透露出来的，正是国人对于公平、真实、透明化的渴求，而一个能够保障公平、透明的基础设备、平台设置又是多么重要！
（二）多种音乐风格成就多元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工业生产慢慢渗透至文化艺术领域而忧心忡忡，担心文化领域会随着工业生产逐渐被同质化、模式化，对人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在“好声音”之前的许多选秀节目里，大部分选手对于音乐的理解都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和水准，流行音乐的占比相当重。这种被同质化、模式化的选秀节目确实一度令观众唾弃和厌烦。而在《中国好声音》里，一切都回到了音乐本身。选手参赛需要唱片公司、音乐人推荐，而不是报名海选；盲选环节靠专业人士投票而不是网络投票等一系列做法让专业主义彰显无遗。而最后的结果也是喜人的，专业主义的存在让《中国好声音》在多元化这一点上十分耀眼，是对选手的个性的解放，是对于小众音乐者的关注和呵护，也是对以往选秀节目单调的曲目风格的反抗。导师们对于多元化的鼓励和支持都让这个节目充满了活力和人文关怀。
例如；在第一季好声音里，王韵壹PK赵可时将《一样的月光》改为了爵士乐版，二人高水平的发挥获得了导师们很高的评价。而爵士乐在中国本身属于小众，能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展现出选手独特的风格，显然是在向大众述说着选手对于自身的坚持，对于单向度的反抗，对于多元和自由的向往，这需要选手多么大的勇气！
在反抗单向度的问题上，不仅仅选手在努力，导师也在出力。刘欢在该组四进一保住袁娅维时说过：“哪怕是小众的，但是可以丰富我们的中国听众的耳朵和类型判别力。”尊重我们每个人的个体价值，解放我们的价值，为社会贡献我们独特而个性鲜明的价值——多元化正是这个节目所要传达的、所要彰显的。
（三）追求个人梦想，追求个体价值
汪峰的“你的梦想是什么”虽然被很多人“吐槽”，但是每个人在参加选秀节目之前必然都是怀揣梦想而来的。以往的选秀节目中，选手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一曲完毕，众评委纷纷开启“毒舌”模式，火力全开，大有选手不哭倒在台上不罢休的架势，而选手则忽略了唱歌，纷纷讲述起自己的悲惨往事。不仅音乐在这样的一来一回间消亡殆尽，评委和选手都在弱化自己的价值，完全没有了任何正面效应。
而《中国好声音》的模式则在最大程度上保全了每个人的权利，导师对选手有选择权，选手在多位导师转身之后对导师同样有选择权，在这样双向的交流、互动中，每个人的主体性都得到了保护，人在舞台上也更健全，得到更多尊重。
人的主体性不仅仅体现在赛制上，还体现在每一位选手的故事里，从对音乐的坚持里可以延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位站在舞台上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只是平静地述说着自己对于音乐的追求，没有矫情，没有刻意煽情，有的只是每一位个体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勇敢追求自己梦想的故事。其中选手平安听从父母意见读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然后在34岁时勇敢地站在了舞台上，用他鲜活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个体价值的可贵之处。对于消解集体性话语，个体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个性化、多元化的音乐创作在音乐教学上的应用
“音乐至上”的理念，贯穿了整个“好声音”的始末，而在当今的音乐院校中，在更纯粹的音乐氛围里，音乐更是应该成为“主角”，成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桥梁。而多元化、个性化、自我价值更是应当贯穿到教学理念、教学形式、评价体系等方方面面，为培养优秀音乐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教学当中，老师可以适当强化和构建更加国际化、多元化的音乐审美意识。例如吉克隽逸的《I feel good》就把彝族民歌和摇滚相结合；前文提到的袁娅维在第一季第七期所演唱的《渔光曲》则融合了中国古典艺术歌曲以及诞生时间不长的新爵士乐；用宣泄情感的蓝调音乐来对中国流行歌曲进行改编同样出现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一言以蔽之，老师在对学生进行培养时，不应当照本宣科，而是应当从学生的兴趣入手，向学生展现音乐之美，启发学生的自我精神，注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和独创性。如果有学生偏重某一项能力或者某一种风格的时候，作为指导者的老师应当给予学生鼓励和肯定，让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只有注重学生的特性发展，这样的教学才能够真正创造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优秀音乐人才，而不是一个没有独立行动能力的应声虫，音乐和音乐教学的现状才会有所改变和进步。
在《中国好声音》展现出个性的演唱意识、鲜活的多样风格、不同的音乐元素的渗透、老歌新唱的背景下，当今的音乐院校、音乐老师、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管理、评价体系都需要受到重新审视。正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只有当多元化、个性化成为共识的时候，整个教学才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选择，激发学生的创造性、鲜活性，让音乐成为每一位学生心中最鲜活的梦想。
三、结语
公平、透明、多元、自由，这些价值观通过《The Voice》节目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而变化中的中国人民敏锐地察觉到了节目里所蕴含的信息，难免吸引到大量的目光。而正是这样一个带有启蒙意味的节目，给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意义，虽然不足以做到全面的个性解放，但人们至少会重新审视自己，审视整个社会，审视整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教育，特别是音乐艺术教育。而一些改变虽然看似细小，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音乐开始，未来的艺术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梓轩，刘春阳.从《中国好声音》看大众文化中蕴含的启蒙意义[J].新闻春秋，2014，（04）：37-44.
[3]任树燕《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之道[J].今传媒，2012，（12）：94-95.
作者简介：刘和智（1964-），男，山西人，大学本科，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珠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音乐教学、创作。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音乐文化；社会；大众；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从2012年7月浙江卫视推出《中国好声音》开始到2014年10月第三季结束，三年的时间里，好声音人气不减，每一年的收视率都足以傲视群雄，而第三季总决赛的“6.511”更是一举打破第一季的收视记录。以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起点，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到了2012年已有了明显的式微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好声音”能够成功地从同类节目中杀出重围，并连续三年吸引人们眼球，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显然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对于普罗大众、传播媒体、社会发展有何意义，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
二、“好声音”的文化现象及思考
（一）“盲选”产生的重大意义
相对于只有两期盲选的美国版“好声音”，《中国好声音》将盲选进行了扩充，例如在2012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里，盲选总共有六期节目，占到了全部节目的二分之一，而且还备受好评，不能不让人惊叹。为什么门槛较低的盲选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目光，只是碰巧装上了中国人民的喜好还是因为其本身契合了某些内在诉求呢？
当四位导师与选手之间没有直接接触时，他们之间的交流就只能依靠选手的声音，选手的声音促使导师做出转身与否的决定，只有当导师转过身来时，导师与选手之间才会出现第一次正面接触。尽管每位导师的偏好与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四位导师的盲听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正，而这种公平、公正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上的。“管理越是专门化，管理本身就越非个人化，是公务的执行越不受爱憎及各种纯粹个人的，尤其是非理性的和无法预知的情感因素的影响。”正是有这公平的流程和保障公平的设备，“好声音”的盲选在中国取得了绝佳的口碑，其中透露出来的，正是国人对于公平、真实、透明化的渴求，而一个能够保障公平、透明的基础设备、平台设置又是多么重要！
（二）多种音乐风格成就多元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工业生产慢慢渗透至文化艺术领域而忧心忡忡，担心文化领域会随着工业生产逐渐被同质化、模式化，对人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在“好声音”之前的许多选秀节目里，大部分选手对于音乐的理解都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和水准，流行音乐的占比相当重。这种被同质化、模式化的选秀节目确实一度令观众唾弃和厌烦。而在《中国好声音》里，一切都回到了音乐本身。选手参赛需要唱片公司、音乐人推荐，而不是报名海选；盲选环节靠专业人士投票而不是网络投票等一系列做法让专业主义彰显无遗。而最后的结果也是喜人的，专业主义的存在让《中国好声音》在多元化这一点上十分耀眼，是对选手的个性的解放，是对于小众音乐者的关注和呵护，也是对以往选秀节目单调的曲目风格的反抗。导师们对于多元化的鼓励和支持都让这个节目充满了活力和人文关怀。
例如；在第一季好声音里，王韵壹PK赵可时将《一样的月光》改为了爵士乐版，二人高水平的发挥获得了导师们很高的评价。而爵士乐在中国本身属于小众，能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展现出选手独特的风格，显然是在向大众述说着选手对于自身的坚持，对于单向度的反抗，对于多元和自由的向往，这需要选手多么大的勇气！
在反抗单向度的问题上，不仅仅选手在努力，导师也在出力。刘欢在该组四进一保住袁娅维时说过：“哪怕是小众的，但是可以丰富我们的中国听众的耳朵和类型判别力。”尊重我们每个人的个体价值，解放我们的价值，为社会贡献我们独特而个性鲜明的价值——多元化正是这个节目所要传达的、所要彰显的。
（三）追求个人梦想，追求个体价值
汪峰的“你的梦想是什么”虽然被很多人“吐槽”，但是每个人在参加选秀节目之前必然都是怀揣梦想而来的。以往的选秀节目中，选手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一曲完毕，众评委纷纷开启“毒舌”模式，火力全开，大有选手不哭倒在台上不罢休的架势，而选手则忽略了唱歌，纷纷讲述起自己的悲惨往事。不仅音乐在这样的一来一回间消亡殆尽，评委和选手都在弱化自己的价值，完全没有了任何正面效应。
而《中国好声音》的模式则在最大程度上保全了每个人的权利，导师对选手有选择权，选手在多位导师转身之后对导师同样有选择权，在这样双向的交流、互动中，每个人的主体性都得到了保护，人在舞台上也更健全，得到更多尊重。
人的主体性不仅仅体现在赛制上，还体现在每一位选手的故事里，从对音乐的坚持里可以延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位站在舞台上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只是平静地述说着自己对于音乐的追求，没有矫情，没有刻意煽情，有的只是每一位个体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勇敢追求自己梦想的故事。其中选手平安听从父母意见读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然后在34岁时勇敢地站在了舞台上，用他鲜活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个体价值的可贵之处。对于消解集体性话语，个体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个性化、多元化的音乐创作在音乐教学上的应用
“音乐至上”的理念，贯穿了整个“好声音”的始末，而在当今的音乐院校中，在更纯粹的音乐氛围里，音乐更是应该成为“主角”，成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桥梁。而多元化、个性化、自我价值更是应当贯穿到教学理念、教学形式、评价体系等方方面面，为培养优秀音乐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教学当中，老师可以适当强化和构建更加国际化、多元化的音乐审美意识。例如吉克隽逸的《I feel good》就把彝族民歌和摇滚相结合；前文提到的袁娅维在第一季第七期所演唱的《渔光曲》则融合了中国古典艺术歌曲以及诞生时间不长的新爵士乐；用宣泄情感的蓝调音乐来对中国流行歌曲进行改编同样出现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一言以蔽之，老师在对学生进行培养时，不应当照本宣科，而是应当从学生的兴趣入手，向学生展现音乐之美，启发学生的自我精神，注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和独创性。如果有学生偏重某一项能力或者某一种风格的时候，作为指导者的老师应当给予学生鼓励和肯定，让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只有注重学生的特性发展，这样的教学才能够真正创造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优秀音乐人才，而不是一个没有独立行动能力的应声虫，音乐和音乐教学的现状才会有所改变和进步。
在《中国好声音》展现出个性的演唱意识、鲜活的多样风格、不同的音乐元素的渗透、老歌新唱的背景下，当今的音乐院校、音乐老师、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管理、评价体系都需要受到重新审视。正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只有当多元化、个性化成为共识的时候，整个教学才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选择，激发学生的创造性、鲜活性，让音乐成为每一位学生心中最鲜活的梦想。
三、结语
公平、透明、多元、自由，这些价值观通过《The Voice》节目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而变化中的中国人民敏锐地察觉到了节目里所蕴含的信息，难免吸引到大量的目光。而正是这样一个带有启蒙意味的节目，给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意义，虽然不足以做到全面的个性解放，但人们至少会重新审视自己，审视整个社会，审视整个国家的文化艺术教育，特别是音乐艺术教育。而一些改变虽然看似细小，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音乐开始，未来的艺术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梓轩，刘春阳.从《中国好声音》看大众文化中蕴含的启蒙意义[J].新闻春秋，2014，（04）：37-44.
[3]任树燕《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之道[J].今传媒，2012，（12）：94-95.
作者简介：刘和智（1964-），男，山西人，大学本科，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珠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音乐教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