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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为农业企业提供了新的舞台。业内分析认为，如果能抓住并利用好发展机遇，农村将成为农业企业快速发展的沃土。
7月9日召开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座谈会强调，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发挥好龙头企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在座谈会上指出，农业产业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多年来，一大批龙头企业扎根农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韩俊还强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和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企业的用地政策、融资政策、人才政策、税费政策，改善企业营商软环境。要深入研究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大行动和政策措施，把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切实谋划好，认真落实好。
红利与机遇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实际上，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于“三农”领域缺资金、缺人才、缺机制，企业下乡刚好可以弥补这些历史欠账。
就乡村振兴战略给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带来的红利和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首次将农业农村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预示着一个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郑风田认为，首先，“产业兴旺”要求为质量兴农与绿色兴农提供了机遇。我国过去的农业产业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第二三产业相当弱小，而未来社会需要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为那些融合一二三产业的企业和人带来巨大的机会。这些机会包括但不仅限于四个方面：一是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二是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三是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四是发展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等项目。
其次，“生态宜居”要求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污染治理提供了机遇。比如水处理带来的机遇。以厕所革命为例，过去农民家以旱厕为多，由旱厕转为水厕，背后依靠的是污水处理系统，仅此一项就会带来巨大的需求。垃圾处理也面临很大的机会。过去农民的垃圾没有分类处理，未来要把这些垃圾集中起来，这就需要企业去组织。宜居小镇带来的机遇也非常大，把农村变得生态宜居，不但对农村居民有价值，也可以吸引一大批城里老人来此养老，使城乡人力资源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无论欧洲还是日本，乡村小镇都吸引了不少城市老年人来此养老。我国这个产业非常巨大，有不少地区已经瞄准这个产业，比如广东清远、江西婺源等地。
此外，农业企业发展面临着人才、土地等政策红利。
一是人才下乡政策释放的红利。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吸引人才和投资，都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提供了优厚的创业条件，为人才下乡创业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二是土地和惠农金融服务政策释放的红利。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力度”，“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聯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这些土地政策的突破，为农村休闲农业及养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年的节假日，大量城市居民到农村旅游，乌镇、周庄等地人山人海，但我国大部分的村庄还处在深闺人未识。由于缺乏外部资金的投入，不少农村虽然景色不错，但脏乱差的问题也很严重，缺乏建设和维护。而这种问题的存在恰恰是一些农业企业发展的机遇。
企业在产业振兴中的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表示，要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需要有各种新型经济组织方式。而各种新型经济组织方式，尽管彼此特点不同，但通常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有企业的积极参与。
柯炳生认为，这些企业，不仅仅是参与者，更是发起者和推动者。企业的作用，对于新型经济组织的建立，是催化剂和黏结剂；对于新型经济组织的运行，是发动机和方向盘。这些企业，以农村内生的为主，包括农业生产企业和涉农企业（农业服务业）。
至于其中的内在原因，柯炳生认为是一种“双赢”：农民和企业，都能够获得好处。而这需要两个条件：新的经济组织，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农民和企业，可以分享这些新增的收益。也就是说，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在农民和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柯炳生表示，要把蛋糕做大，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渠道。概括起来，不外乎有六种可能：第一，比原来产出的数量更多；第二，比原来产出的质量更好；第三，比原来销售得更贵；第四，比原来耗费的成本更少；第五，拉长产业链，深加工产品增值更多；第六，开发出资源利用新方式，新产品产出价值更高，这包括特色种植、特种养殖、乡村休闲旅游等。
把蛋糕做大，是基础，最重要，也很不容易。柯炳生认为，这需要想到好点子，懂得新技术，会算经济账，还要能筹资，添置新设施。而这些光靠农民自己，是很难做到的。单个农民不行，把全村农民简单集合到一起，可能也不行。因此，农民需借助企业这个外力。“农民做不到的，企业可以做得到。例如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满足大市场的需要，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开展乡村休闲旅游等；农民能够做到的，企业可能做得更好。例如工厂化育秧、无人机植保、机械化耕种收等。”柯炳生说。 企业与农民的关系
关于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柯炳生认为是双方相互需要的关系。他表示，与企业联系得好，农民就有更多的收入途径：一是把土地交给新的经济组织统一经营，获得保底性质的地租收入；二是到新的经营组织之中劳动，取得务工收入；三是有可能获得一些分红。即便在公司+农户的养猪模式下，农民也能获得不少好处：可以有稳定而相对便宜的投入品（仔猪和饲料）、有生产技术指导、有稳定的销售保证，从而增收稳收。
而企业的目标和兴趣，也是增收，这需要开发各种生财之道。在农村，几乎所有的生财之道，都离不开土地。企业对农民的需要，首先就是对土地的需要。这包括各种类型的土地：耕地、林地、水面、荒地，这些土地，不光有农业价值，也有休闲旅游价值。此外，还有宅基地，也就是建设用地。这些土地，在农民的手上，通常使用效率不高，潜在价值发挥不够。企业需要的，是按照企业的经营方案，去利用这些土地，发挥出最大利用价值。例如，搞粮食加工的企业，通过新的经济组织，就可以指导和要求农民，采用相同的优质品种，进行标准化生产，获得优质原料。又如，进行果茶、药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或者，在自然条件优美的地方，增加新的设施，开展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在柯炳生看来，企业的积极作用，本质上是优秀企业家的作用。“他们视野开阔，在认识、开发和配置资源方面眼光独到；他们关注党的‘三农’大政，对文件的学习领会深度，比很多干部还好；他们对市场规律和行情趋势的把握，不仅远远超过农民，甚至比学者们都敏锐准确；他们通常与‘三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就是农民出身，或者长期为‘三农’服务；他们是“|*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典型。”
柯炳生也指出了一些企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早些年，有的企业进入农业，动机不纯，是想拿到土地，然后再变相改为非农业用地。在做不到这一点后，企业就经营不下去，老板就跑路了。还有些企业，动机虽然良好，但低估了农业的复杂性，也会失败。尤其是有的企業家，既不懂农业，也不懂农民，以为到农业农村淘金是很简单的事，不做好功课，一个猛子扎进去，遇到挫折后，更是怨天尤人，认为是受了“三农利好”说法的蒙骗。
柯炳生表示，未来通过企业参与，以各种方式与农民结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可能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是农民与企业的你情我愿。当然，政府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主要是进行宏观管理指导服务，如土地利用规划、各种公共服务、市场规范管理等。
7月9日召开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座谈会强调，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发挥好龙头企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在座谈会上指出，农业产业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多年来，一大批龙头企业扎根农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韩俊还强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和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企业的用地政策、融资政策、人才政策、税费政策，改善企业营商软环境。要深入研究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大行动和政策措施，把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切实谋划好，认真落实好。
红利与机遇
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实际上，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于“三农”领域缺资金、缺人才、缺机制，企业下乡刚好可以弥补这些历史欠账。
就乡村振兴战略给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带来的红利和机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首次将农业农村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预示着一个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郑风田认为，首先，“产业兴旺”要求为质量兴农与绿色兴农提供了机遇。我国过去的农业产业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第二三产业相当弱小，而未来社会需要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为那些融合一二三产业的企业和人带来巨大的机会。这些机会包括但不仅限于四个方面：一是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二是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三是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四是发展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等项目。
其次，“生态宜居”要求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污染治理提供了机遇。比如水处理带来的机遇。以厕所革命为例，过去农民家以旱厕为多，由旱厕转为水厕，背后依靠的是污水处理系统，仅此一项就会带来巨大的需求。垃圾处理也面临很大的机会。过去农民的垃圾没有分类处理，未来要把这些垃圾集中起来，这就需要企业去组织。宜居小镇带来的机遇也非常大，把农村变得生态宜居，不但对农村居民有价值，也可以吸引一大批城里老人来此养老，使城乡人力资源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无论欧洲还是日本，乡村小镇都吸引了不少城市老年人来此养老。我国这个产业非常巨大，有不少地区已经瞄准这个产业，比如广东清远、江西婺源等地。
此外，农业企业发展面临着人才、土地等政策红利。
一是人才下乡政策释放的红利。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吸引人才和投资，都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提供了优厚的创业条件，为人才下乡创业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二是土地和惠农金融服务政策释放的红利。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力度”，“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聯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这些土地政策的突破，为农村休闲农业及养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农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土特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年的节假日，大量城市居民到农村旅游，乌镇、周庄等地人山人海，但我国大部分的村庄还处在深闺人未识。由于缺乏外部资金的投入，不少农村虽然景色不错，但脏乱差的问题也很严重，缺乏建设和维护。而这种问题的存在恰恰是一些农业企业发展的机遇。
企业在产业振兴中的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表示，要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需要有各种新型经济组织方式。而各种新型经济组织方式，尽管彼此特点不同，但通常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有企业的积极参与。
柯炳生认为，这些企业，不仅仅是参与者，更是发起者和推动者。企业的作用，对于新型经济组织的建立，是催化剂和黏结剂；对于新型经济组织的运行，是发动机和方向盘。这些企业，以农村内生的为主，包括农业生产企业和涉农企业（农业服务业）。
至于其中的内在原因，柯炳生认为是一种“双赢”：农民和企业，都能够获得好处。而这需要两个条件：新的经济组织，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农民和企业，可以分享这些新增的收益。也就是说，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在农民和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柯炳生表示，要把蛋糕做大，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渠道。概括起来，不外乎有六种可能：第一，比原来产出的数量更多；第二，比原来产出的质量更好；第三，比原来销售得更贵；第四，比原来耗费的成本更少；第五，拉长产业链，深加工产品增值更多；第六，开发出资源利用新方式，新产品产出价值更高，这包括特色种植、特种养殖、乡村休闲旅游等。
把蛋糕做大，是基础，最重要，也很不容易。柯炳生认为，这需要想到好点子，懂得新技术，会算经济账，还要能筹资，添置新设施。而这些光靠农民自己，是很难做到的。单个农民不行，把全村农民简单集合到一起，可能也不行。因此，农民需借助企业这个外力。“农民做不到的，企业可以做得到。例如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满足大市场的需要，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开展乡村休闲旅游等；农民能够做到的，企业可能做得更好。例如工厂化育秧、无人机植保、机械化耕种收等。”柯炳生说。 企业与农民的关系
关于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柯炳生认为是双方相互需要的关系。他表示，与企业联系得好，农民就有更多的收入途径：一是把土地交给新的经济组织统一经营，获得保底性质的地租收入；二是到新的经营组织之中劳动，取得务工收入；三是有可能获得一些分红。即便在公司+农户的养猪模式下，农民也能获得不少好处：可以有稳定而相对便宜的投入品（仔猪和饲料）、有生产技术指导、有稳定的销售保证，从而增收稳收。
而企业的目标和兴趣，也是增收，这需要开发各种生财之道。在农村，几乎所有的生财之道，都离不开土地。企业对农民的需要，首先就是对土地的需要。这包括各种类型的土地：耕地、林地、水面、荒地，这些土地，不光有农业价值，也有休闲旅游价值。此外，还有宅基地，也就是建设用地。这些土地，在农民的手上，通常使用效率不高，潜在价值发挥不够。企业需要的，是按照企业的经营方案，去利用这些土地，发挥出最大利用价值。例如，搞粮食加工的企业，通过新的经济组织，就可以指导和要求农民，采用相同的优质品种，进行标准化生产，获得优质原料。又如，进行果茶、药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或者，在自然条件优美的地方，增加新的设施，开展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在柯炳生看来，企业的积极作用，本质上是优秀企业家的作用。“他们视野开阔，在认识、开发和配置资源方面眼光独到；他们关注党的‘三农’大政，对文件的学习领会深度，比很多干部还好；他们对市场规律和行情趋势的把握，不仅远远超过农民，甚至比学者们都敏锐准确；他们通常与‘三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就是农民出身，或者长期为‘三农’服务；他们是“|*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典型。”
柯炳生也指出了一些企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早些年，有的企业进入农业，动机不纯，是想拿到土地，然后再变相改为非农业用地。在做不到这一点后，企业就经营不下去，老板就跑路了。还有些企业，动机虽然良好，但低估了农业的复杂性，也会失败。尤其是有的企業家，既不懂农业，也不懂农民，以为到农业农村淘金是很简单的事，不做好功课，一个猛子扎进去，遇到挫折后，更是怨天尤人，认为是受了“三农利好”说法的蒙骗。
柯炳生表示，未来通过企业参与，以各种方式与农民结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可能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是农民与企业的你情我愿。当然，政府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主要是进行宏观管理指导服务，如土地利用规划、各种公共服务、市场规范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