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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善的当代意义
历史证明,慈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
（一）慈善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民生。慈善与民生究竟是什么关系呢？2008年在中华慈善大会上，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时特别指出：“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胡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慈善与民生是一种切肉连皮，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199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署名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指出，“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人们都心慈面善，都乐善好施，乐于助人，那么，社会中的假、丑、恶便会无容身之地，我们为之奋斗的文明祥和、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会早日实现。”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民生有多重要，慈善就会有多重要。正因为慈善对于民生的重要性，所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慈善事业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并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并列，成为由政府所承担社会保障主体部分的必要补充，成为社会保障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组成部分。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兼顾效率、公平，就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那么，许多老弱病残人员需要给予救助就在情理之中了。如何救助弱势群体更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以重庆为例，全市城乡低保对象近180万人，享受医疗救助的已达300余万人次，因各种自然灾害需救助的灾民也近300万人次，还有需要帮助的临时困难群体也达10万之众。要救助弱势群体，仅仅靠政府包打天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通过慈善这种社会力量参与，移富济贫式地改善困难群体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从而达到：国家所关心的，就是慈善所关注的；国家所需要的，就是慈善所要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慈善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二）慈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力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不断造成我国的经济成分、就业方式、收入水平、利益群体多元化，贫富差距的趋势也在不断扩大，差异性社会格局日益形成。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敦促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慈善家”为由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理论。慈善对市场经济机制是无形的社会调节，是一柔性调节，是“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以此进一步均衡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这样一种调节方式。这种社会调节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这个环节并非是维持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再生产可有可无的环节。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慈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越密不可分。2006年2月，美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一文指出，慈善资本正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运作。慈善家即社会投资家，他们通过慈善投资的方式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为社会弱势群体增权。资本主义有慈善资本市场，社会主义是否有慈善市场呢？据有关资料记载，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者已超过960万人，英国有60多万人，香港为4万多人，而我国内地不足2万人。中国的慈善就业市场虽小但已存在，中国的慈善产业正在萌动。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慈善经济的国际化也更加明显。哪个企业慈善元素越多越新，国际竞争力就越强，赢得国际经济市场份额的机会就越优先。中国慈善离不开企业，中国企业也离不开慈善。中国慈善是中国企业涵养慈善元素的土壤，中国慈善的发展必将给中国企业注入强劲的慈善元素。这样，中国企业就更有实力参与国外慈善经济蛋糕的切分，用慈善营销企业，就有可能达到外国慈善企业的境地：“10万捐赠、100万宣传、1000万收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慈善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了慈善本身，慈善不是企业的负担和包袱，而是企业品质和实力的提升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提升环节。
（三）慈善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手段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总书记的讲话，不难提炼出这么两个关键词：创新、民本。创新， 就要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 “民本”， 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慈善以公民的微观社会基础介入社会建设管理，在拾遗补缺社会保障体系、辅助救助临时困难群体、助推和谐幸福社会构建中，推动着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减少着社会矛盾，改变着社会格局，这不能不说慈善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慈善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慈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在改善困难群体的生存权、就医权、教育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步实现“富人不藏富，穷人不仇富”，社会就有和谐稳定的可能。二是通过慈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通过慈善资本市场的运作解决企业发展、人民群众就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企业不倒闭，人人有事干”，社会和谐稳定也有可能。三是通过慈善提升人民的精神文明水平的过程中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在改善个人和群体精神面貌、道德境界、情感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人心向善，人人行善”，社会和谐稳定更有可能。
二、谈谈慈善的实现途径
慈善的意义丰富且多元，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慈善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慈善工作者要包容大众对慈善的认识。慈善工作者对慈善意义认识的提高会增加做慈善的底气和拓宽做慈善的思路，从而实现慈善作为，增加大众对慈善的信任。
（一）继续争取党委、政府加强对慈善的领导和主导，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慈善事业发展最具影响的号召力
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只有党和政府的号召才能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那么，社会主义慈善离不开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就是不争的事实。尽管社会上有较多对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的微词，但究竟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恐怕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也许“凡是政府管了涉及自己的利益就不该管”的本位思想较多。建国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到199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发表《为慈善正名》，从那至今，正面使用慈善才17年，与西方国家相比社会主义慈善只能算刚刚起步。要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慈善步入健康的民间自主发展轨道，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和主导。
当前，需要争取党和政府植根国情，放眼世界，担当起慈善理念宣传的主角和引导角色，营造慈善包容式发展的软环境；需要争取党和政府以立法形式鼓励慈善制度创新和慈善捐赠创新，鼓励慈善对外交流；需要争取党和政府出台对慈善组织的扶持和慈善人物的奖励政策。当前，更需要慈善主动与政府的民生工程对接，如:把慈善助医项目与政府的大病医疗救助相结合，把慰问困难群众与党委政府的节日慰问困难群众相结合，由被动为政府拾遗补缺向主动为政府分责转变，从而实现被动施舍性慈善向主动作为式慈善转身。
重庆市和兄弟省市一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都很重视慈善工作。就以2011年3月底换届来讲，市长黄奇帆、市人大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出任我会名誉会长。程贻举会长给四位名誉会长一封信后，引起高度重视，市政府专门召集10多个相关部门开会，以文件形式确认：要大力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要加强慈善文化宣传，同意成立重庆市慈善基金会并给予1000万元的创始基金。
我们要坚持“慈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爱心大动员基本运作方式。慈善不是富人的“专利”，与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要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慈善事业，策划活动项目方便老百姓有更多的时空对慈善进行选择和实践。要拓宽慈善渠道，创设慈善项目，让老百姓有机会参与慈善。普通的公民是慈善事业的主力军，要大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人人都享受慈善服务。慈善是一个靠一个感动引起另一个感动的行为，是靠慈善工作者的激情点燃大众激情的事业，为此，要让每个人享受到做慈善的快乐。要通过宣传普通公民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表扬 “看似不起眼”的普通慈善事件来激发群众参与慈善的愿望与热情。
2011年4月至今，我们开展了共3天的解放思想和团队作战能力的学习和讨论，要求工作人员从“三讲”转到“三不唯”上来（即离开服务客户，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讲“程序”，机械、死板、缺少变通。离开慈善事业的发展讲“条件”，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就是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有好大一砣泥巴就做多大的壶。如此一来，无钱做事倒还气壮如牛。离开时空转换，离开实际效果讲“是非”，按常规办就是“是”，突破常规就是“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足服务，“广结善缘”。讲程序而不唯程序，把执行程序与为客户服务结合起来。在慈善事业发展上讲条件而不唯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讲是非不唯是非，顺应形势，不逆潮流，关注民生，不谋私利为“是”，只知守旧，不图革新为非）。
兄弟省市在慈善募集上思路多，办法灵，效果好，对我们很有启发。为此，我们在移植兄弟省市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实际，开展了以 “发展基金慈善，培育大众慈善，主推项目慈善”的筹募方式探索，力图筹募效果最大化：
发展基金慈善是变革传统募集方式、建立募捐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根据捐赠者的各自情况和意愿，力推常规专项基金(低步入轨，一次到位)、协议基金(一次承诺，分期到位)、留本冠名基金(资金不出户，协商基金大小，协议年度增值比例，确定捐赠额度)的发展，以实现劝募的常态化与机制化。
主推项目慈善就是以项目争取专项捐赠，以专项捐赠落实救助的探索。我们以市委市府“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为指向，通过深入调研，将领导所关注的、捐赠者所乐意的、困难群众所需要的相统一，本着救到实处、救到急处、救到难处的原则，策划助医、助学、助老、助困等专项系统慈善项目。
培育大众慈善是以“人人可慈善，人人能慈善”为价值取向，策划系列活动，让人人参与慈善。比如在市本级恢复“双日捐”，大型商店、宾馆设捐赠箱，为工薪阶层、社会大众提供表达爱心的平台。
（四）努力形成行业协作机制，这是做大做强慈善应该挖掘的潜力
目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合作治理的缺失，慈善组织之间往往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以更加多元和开放的精神，进行合作共治的制度性探索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协调机制，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网络，并围绕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建设和谐与幸福社会的美好愿景，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在合作治理网络中的独特优势，实现多中心的协同发展。
一是需要各慈善组织求同存异。天下慈善本一家，不要在姓“宗”（宗教慈善）还是姓“共”（共产党慈善）上费劲折腾，不要在姓中（中国慈善）还是姓“外”（外国慈善）上过多纠结，不要在姓“慈”（慈善）或姓“公”（公益）上太多徘徊，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在慈善上同样适用，只要本着一个“善”字，是在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不违法乱纪、不违背行规、不损人利己，都可直线或曲线成全。如果这样，就有可能冲破 “慈善屏障”，实现跨区域跨意识形态跨专业的合作，这是建立协作机制的前提。
二是需要有行业自律机制。在当前慈善组织众多，人们观念异动，很容易出现政府“管理失灵”状况。为避免慈善多却滥，避免像一个郭美美打倒一大片的“一荣非共荣，一损皆俱损”局面的出现，行业自律很有必要。目前，需要各级慈善组织加强沟通与协调，建立统一行规，发出慈善自律的共同音符，重拾社会认同。
三是需要组织间的联手联合联动。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显示，截至2010年底，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有44万个，其中基金会2200个。全国已有3.1万个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又据《中国宗教报告2010》及其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宗教活动场所超8万个，宗教团体超5500个，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教，全国信教人数超1亿（据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全国信教人数已达3亿之多）。广覆盖的慈善组织，庞大的爱国爱教团体和人士，如果通过信息分享，项目合作，整合优势资源，集中着力点，搭建“自助－受助－助人”的生态链，也能把慈善这块蛋糕做大做强，从而减少贫困群众对慈善的持续依赖，避免“慈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杂音出现，那么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慈善中就能得到真正体现，这是建立协作机制的目的。
认识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慈善是一门大学问,需进一步提高对慈善意义的认识和进一步探索慈善实现的途径。
历史证明,慈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
（一）慈善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民生。慈善与民生究竟是什么关系呢？2008年在中华慈善大会上，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时特别指出：“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胡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慈善与民生是一种切肉连皮，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199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署名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指出，“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人们都心慈面善，都乐善好施，乐于助人，那么，社会中的假、丑、恶便会无容身之地，我们为之奋斗的文明祥和、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会早日实现。”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民生有多重要，慈善就会有多重要。正因为慈善对于民生的重要性，所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慈善事业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并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并列，成为由政府所承担社会保障主体部分的必要补充，成为社会保障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组成部分。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兼顾效率、公平，就必然会产生贫富差距，那么，许多老弱病残人员需要给予救助就在情理之中了。如何救助弱势群体更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以重庆为例，全市城乡低保对象近180万人，享受医疗救助的已达300余万人次，因各种自然灾害需救助的灾民也近300万人次，还有需要帮助的临时困难群体也达10万之众。要救助弱势群体，仅仅靠政府包打天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通过慈善这种社会力量参与，移富济贫式地改善困难群体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从而达到：国家所关心的，就是慈善所关注的；国家所需要的，就是慈善所要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慈善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二）慈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有力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不断造成我国的经济成分、就业方式、收入水平、利益群体多元化，贫富差距的趋势也在不断扩大，差异性社会格局日益形成。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以“敦促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慈善家”为由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理论。慈善对市场经济机制是无形的社会调节，是一柔性调节，是“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以此进一步均衡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这样一种调节方式。这种社会调节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这个环节并非是维持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再生产可有可无的环节。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慈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越密不可分。2006年2月，美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一文指出，慈善资本正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运作。慈善家即社会投资家，他们通过慈善投资的方式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为社会弱势群体增权。资本主义有慈善资本市场，社会主义是否有慈善市场呢？据有关资料记载，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者已超过960万人，英国有60多万人，香港为4万多人，而我国内地不足2万人。中国的慈善就业市场虽小但已存在，中国的慈善产业正在萌动。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慈善经济的国际化也更加明显。哪个企业慈善元素越多越新，国际竞争力就越强，赢得国际经济市场份额的机会就越优先。中国慈善离不开企业，中国企业也离不开慈善。中国慈善是中国企业涵养慈善元素的土壤，中国慈善的发展必将给中国企业注入强劲的慈善元素。这样，中国企业就更有实力参与国外慈善经济蛋糕的切分，用慈善营销企业，就有可能达到外国慈善企业的境地：“10万捐赠、100万宣传、1000万收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慈善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了慈善本身，慈善不是企业的负担和包袱，而是企业品质和实力的提升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提升环节。
（三）慈善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手段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总书记的讲话，不难提炼出这么两个关键词：创新、民本。创新， 就要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 “民本”， 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慈善以公民的微观社会基础介入社会建设管理，在拾遗补缺社会保障体系、辅助救助临时困难群体、助推和谐幸福社会构建中，推动着民生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减少着社会矛盾，改变着社会格局，这不能不说慈善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慈善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慈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在改善困难群体的生存权、就医权、教育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步实现“富人不藏富，穷人不仇富”，社会就有和谐稳定的可能。二是通过慈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通过慈善资本市场的运作解决企业发展、人民群众就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企业不倒闭，人人有事干”，社会和谐稳定也有可能。三是通过慈善提升人民的精神文明水平的过程中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在改善个人和群体精神面貌、道德境界、情感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人心向善，人人行善”，社会和谐稳定更有可能。
二、谈谈慈善的实现途径
慈善的意义丰富且多元，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慈善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慈善工作者要包容大众对慈善的认识。慈善工作者对慈善意义认识的提高会增加做慈善的底气和拓宽做慈善的思路，从而实现慈善作为，增加大众对慈善的信任。
（一）继续争取党委、政府加强对慈善的领导和主导，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慈善事业发展最具影响的号召力
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历程证明，只有党和政府的号召才能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那么，社会主义慈善离不开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就是不争的事实。尽管社会上有较多对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的微词，但究竟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恐怕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也许“凡是政府管了涉及自己的利益就不该管”的本位思想较多。建国后，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到1994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发表《为慈善正名》，从那至今，正面使用慈善才17年，与西方国家相比社会主义慈善只能算刚刚起步。要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慈善步入健康的民间自主发展轨道，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和主导。
当前，需要争取党和政府植根国情，放眼世界，担当起慈善理念宣传的主角和引导角色，营造慈善包容式发展的软环境；需要争取党和政府以立法形式鼓励慈善制度创新和慈善捐赠创新，鼓励慈善对外交流；需要争取党和政府出台对慈善组织的扶持和慈善人物的奖励政策。当前，更需要慈善主动与政府的民生工程对接，如:把慈善助医项目与政府的大病医疗救助相结合，把慰问困难群众与党委政府的节日慰问困难群众相结合，由被动为政府拾遗补缺向主动为政府分责转变，从而实现被动施舍性慈善向主动作为式慈善转身。
重庆市和兄弟省市一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都很重视慈善工作。就以2011年3月底换届来讲，市长黄奇帆、市人大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出任我会名誉会长。程贻举会长给四位名誉会长一封信后，引起高度重视，市政府专门召集10多个相关部门开会，以文件形式确认：要大力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要加强慈善文化宣传，同意成立重庆市慈善基金会并给予1000万元的创始基金。
我们要坚持“慈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爱心大动员基本运作方式。慈善不是富人的“专利”，与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要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慈善事业，策划活动项目方便老百姓有更多的时空对慈善进行选择和实践。要拓宽慈善渠道，创设慈善项目，让老百姓有机会参与慈善。普通的公民是慈善事业的主力军，要大力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人人都享受慈善服务。慈善是一个靠一个感动引起另一个感动的行为，是靠慈善工作者的激情点燃大众激情的事业，为此，要让每个人享受到做慈善的快乐。要通过宣传普通公民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表扬 “看似不起眼”的普通慈善事件来激发群众参与慈善的愿望与热情。
2011年4月至今，我们开展了共3天的解放思想和团队作战能力的学习和讨论，要求工作人员从“三讲”转到“三不唯”上来（即离开服务客户，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讲“程序”，机械、死板、缺少变通。离开慈善事业的发展讲“条件”，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就是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有好大一砣泥巴就做多大的壶。如此一来，无钱做事倒还气壮如牛。离开时空转换，离开实际效果讲“是非”，按常规办就是“是”，突破常规就是“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立足服务，“广结善缘”。讲程序而不唯程序，把执行程序与为客户服务结合起来。在慈善事业发展上讲条件而不唯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讲是非不唯是非，顺应形势，不逆潮流，关注民生，不谋私利为“是”，只知守旧，不图革新为非）。
兄弟省市在慈善募集上思路多，办法灵，效果好，对我们很有启发。为此，我们在移植兄弟省市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实际，开展了以 “发展基金慈善，培育大众慈善，主推项目慈善”的筹募方式探索，力图筹募效果最大化：
发展基金慈善是变革传统募集方式、建立募捐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根据捐赠者的各自情况和意愿，力推常规专项基金(低步入轨，一次到位)、协议基金(一次承诺，分期到位)、留本冠名基金(资金不出户，协商基金大小，协议年度增值比例，确定捐赠额度)的发展，以实现劝募的常态化与机制化。
主推项目慈善就是以项目争取专项捐赠，以专项捐赠落实救助的探索。我们以市委市府“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为指向，通过深入调研，将领导所关注的、捐赠者所乐意的、困难群众所需要的相统一，本着救到实处、救到急处、救到难处的原则，策划助医、助学、助老、助困等专项系统慈善项目。
培育大众慈善是以“人人可慈善，人人能慈善”为价值取向，策划系列活动，让人人参与慈善。比如在市本级恢复“双日捐”，大型商店、宾馆设捐赠箱，为工薪阶层、社会大众提供表达爱心的平台。
（四）努力形成行业协作机制，这是做大做强慈善应该挖掘的潜力
目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合作治理的缺失，慈善组织之间往往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此以更加多元和开放的精神，进行合作共治的制度性探索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协调机制，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网络，并围绕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建设和谐与幸福社会的美好愿景，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在合作治理网络中的独特优势，实现多中心的协同发展。
一是需要各慈善组织求同存异。天下慈善本一家，不要在姓“宗”（宗教慈善）还是姓“共”（共产党慈善）上费劲折腾，不要在姓中（中国慈善）还是姓“外”（外国慈善）上过多纠结，不要在姓“慈”（慈善）或姓“公”（公益）上太多徘徊，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在慈善上同样适用，只要本着一个“善”字，是在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不违法乱纪、不违背行规、不损人利己，都可直线或曲线成全。如果这样，就有可能冲破 “慈善屏障”，实现跨区域跨意识形态跨专业的合作，这是建立协作机制的前提。
二是需要有行业自律机制。在当前慈善组织众多，人们观念异动，很容易出现政府“管理失灵”状况。为避免慈善多却滥，避免像一个郭美美打倒一大片的“一荣非共荣，一损皆俱损”局面的出现，行业自律很有必要。目前，需要各级慈善组织加强沟通与协调，建立统一行规，发出慈善自律的共同音符，重拾社会认同。
三是需要组织间的联手联合联动。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显示，截至2010年底，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数量有44万个，其中基金会2200个。全国已有3.1万个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又据《中国宗教报告2010》及其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宗教活动场所超8万个，宗教团体超5500个，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教，全国信教人数超1亿（据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全国信教人数已达3亿之多）。广覆盖的慈善组织，庞大的爱国爱教团体和人士，如果通过信息分享，项目合作，整合优势资源，集中着力点，搭建“自助－受助－助人”的生态链，也能把慈善这块蛋糕做大做强，从而减少贫困群众对慈善的持续依赖，避免“慈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杂音出现，那么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慈善中就能得到真正体现，这是建立协作机制的目的。
认识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慈善是一门大学问,需进一步提高对慈善意义的认识和进一步探索慈善实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