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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随着花园口的一声巨响，黄河大堤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滔滔黄河水，夺口奔泻而下，一个又一个的村庄瞬间淹没在滚滚洪流之中。这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挡日军西进，不顾人民的死活所精心导演的一幕。肆虐的洪水从此离开了故道，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广阔的黄淮平原上纵横驰骋，形成了面积达２．９万多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据事后的调查统计，这次决口直接导致８９万人死亡，豫皖苏３省６４县市受灾。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有４４个县，被淹耕地１４００多万亩，１０００多万人流离失所，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引黄归故道的提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修复花园口大堤，引黄河回归故道，并在１９４６年２月特设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负责堵口工程。国民党政府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河床已经断流八年，人民为了生存就在河滩上翻沙培土，植树造林，建设家园，到抗战胜利之初，已建成１７００多个村庄，大约４０万人在此垦耕；故道堤防历经战争的破坏，风雨侵蚀，全岸２０００多里旧坝堤已残破不堪，一旦黄河回归故道，无异于移黄泛区于故道之中，势必造成新的灾难。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在这片黄泛区上建立起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之初，又建起冀鲁豫、渤海两个解放区。因而，国民党堂而皇之的堵口背后，其妄图借黄河水淹解放区及隔断解放区军事运动的险恶用心显而易见，黄河归故道不仅仅事关下游人民的生死，而且是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关注。
当时，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黄泛区人民，堵复花园口、复兴黄泛区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代表的国际友好人士也积极从技术和资金上帮助中国筹组花园口的堵复工作；黄泛区的人民更是渴望早日跳出火坑。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热情赞同这一利国利民的举动。因此，中共在“既不损害解放区人民的利益，又能最大限度地解除黄泛区人民痛苦”的原则方针指导下，主要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就为解放区人民争得最大利益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等两方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国共双方在引黄归故道中的斗争焦点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花园口堵口工程正式开工，国共双方关于此事的谈判也随之开始。参加谈判的有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有中共方面冀鲁豫、渤海区代表，还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中共方面首先通过各种途径表明自己的立场：为免除黄泛区人民的痛苦，同意黄河堵口回归故道，但为避免造成新的灾难，须等故道堤防修复后，再行堵口放水。国民党方面则只强调堵口的必要性而回避复堤问题。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表现为上游堵口、下游复堤以及故道居民的迁移与救济。
国共双方谈判从３月下旬正式开始，在当时国内和谈气氛较浓的情况下，双方先后于４月７日、１５日达成《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商定上游的堵口与下游的复堤同时进行；堵口合龙日期则视下游复堤情形而定；解放区边区政府负责组织故道居民的迁移，其迁移费由行政院发给；豫鲁两省修防处由解放区代表参加。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屡屡违背或拒不执行协议的有关规定，依然按赶在当年大汛前完成堵口的原计划，加速施工。为此，５月７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当局破坏治黄协议，企图水淹解放区》的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加紧堵口，一意孤行的行径。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两个协议，解放区派赵明甫、王笑一同联总河南区主任范海宁前往南京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堵复局、联总、行总的代表进行了谈判，于１８日达成《南京协议》。随后周恩来也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福兰克芮、联总工程顾问塔德商定《六点口头协议》。双方同意下游复堤工程应先完成；由黄委会供给技术；材料、工粮款由国民政府从速拨给；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受灾为前提。冀鲁豫边区政府为防止国民党当局的违约行动给解放区造成损失，迅速命令沿黄故道各专署、县政府和修防处、段，立即组织群众开工疏河复堤，解放区复堤工程全面开工。从６月份起，西起河南濮阳，东至山东平阴、长清，共有１８个县的数十万民工在全长３００余公里的旧堤上进行加高培厚，至年底，共完成土方７７０余万立方米。但国民党政府只热衷于堵口，对协议规定的复堤工款及河床居民迁移费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或大打折扣，其答应的１００亿工款只拨出４０亿，而且尚未到达解放区；原定运来的１１０００吨面粉，也只运到１８００吨；迁移费一事根本未获行政院通过。尽管中共代表曾与水委会和行总多次商谈，冀鲁豫政府也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出呼吁电，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下游复堤工程的进程。
国民党破坏引黄归故道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政府置全国人民望治心切于不顾，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下游人民的利益，中共在进行自卫防击的同时，仍就堵口工程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恰在此时，由于汛期大水，花园口建成的部分工程被洪水冲毁，国民党政府原汛前的堵口计划失败，因此国民党政府也趁机和中共周旋。７月１６日，中共代表周恩来飞抵南京，在同马歇尔商谈时指出，治黄问题应脱离政治、军事来解决。１９日，周恩来亲自考察花园口堵口工程。随后到上海，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等，就堵口复堤又在上海两度会谈，这是国共间就此事进行的最高级别的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我方据理力争，最后在７月２２日，三方签署《上海协议》。国民党当局有关方面被迫承诺为复堤工程向解放区支付６０亿元工料费，给迁移居民拨款１５０亿救济安置费以及洪水期间不再堵口。尽管该协定与解放区的实际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不仅为解放区争取了赶修堤防工程的时间，而且争得了大量的物资和费用。
《上海协议》签定后，国民党政府并未认真履行。相反，国民党军队在８月进攻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并采用特务破坏，武装袭击，挖堤决口，扫射治河员工，抢走和毁坏治河物资等惯用伎俩，使解放区下游的复堤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为此，解放区沿岸居民组成青壮年抢险突击队，冒着国民党军队和飞机的袭击轰炸，在沿岸广设岗哨，昼夜派人看守堤坝，日夜战斗在黄河大堤上。由于组织严密，措施得力，使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解放区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锹，粉碎蒋、黄的进攻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花园口堵口工程在国民党政府的坚持下再度复工。１２月２７日，黄河引河挖成并开始抛石。面对国民党政府这一不顾人民死活，为其军事目的而强行堵口的行动，翌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置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违背堵口与复堤同时进行的原则，揭露国民党方面的违约行动，要求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人士共起呼吁制止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行径。２月７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又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新任署长霍宝树和联总官员在上海会谈。由于中共方面的坚决斗争，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花园口合龙日期视下游复堤情形而定。但国民党当局仍然不顾下游的实际情形，再一次违背协议，在下游复堤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于３月１５日将堵口大坝合龙，黄河水回归故道。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当局水淹解放区的阴谋，冀鲁豫解放区紧急动员，号召全区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锹，用血汗粉碎蒋、黄的进攻”。从４月份开始，３０万民工组成的治黄大军日夜奋战在长达６００余里的大堤上。经过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一条人工筑成的钢铁长城迄立在黄河的北岸，使解放区安全渡过了黄河回归故道后的第一次大汛，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随着内战烽烟四起，５月１７日，解放区代表被迫撤出开封。７月初，双方关于黄河归故的谈判最后结束。
关于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历时一年有余，中共方面始终坚持了有理有利的斗争立场，既照顾到黄泛区人民的利益，也考虑到下游人民的安全，从而在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迫使国民党当局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有力地挫败了它们的阴谋。
引黄归故道的提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修复花园口大堤，引黄河回归故道，并在１９４６年２月特设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负责堵口工程。国民党政府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河床已经断流八年，人民为了生存就在河滩上翻沙培土，植树造林，建设家园，到抗战胜利之初，已建成１７００多个村庄，大约４０万人在此垦耕；故道堤防历经战争的破坏，风雨侵蚀，全岸２０００多里旧坝堤已残破不堪，一旦黄河回归故道，无异于移黄泛区于故道之中，势必造成新的灾难。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在这片黄泛区上建立起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之初，又建起冀鲁豫、渤海两个解放区。因而，国民党堂而皇之的堵口背后，其妄图借黄河水淹解放区及隔断解放区军事运动的险恶用心显而易见，黄河归故道不仅仅事关下游人民的生死，而且是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关注。
当时，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黄泛区人民，堵复花园口、复兴黄泛区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代表的国际友好人士也积极从技术和资金上帮助中国筹组花园口的堵复工作；黄泛区的人民更是渴望早日跳出火坑。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热情赞同这一利国利民的举动。因此，中共在“既不损害解放区人民的利益，又能最大限度地解除黄泛区人民痛苦”的原则方针指导下，主要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就为解放区人民争得最大利益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等两方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国共双方在引黄归故道中的斗争焦点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花园口堵口工程正式开工，国共双方关于此事的谈判也随之开始。参加谈判的有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有中共方面冀鲁豫、渤海区代表，还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中共方面首先通过各种途径表明自己的立场：为免除黄泛区人民的痛苦，同意黄河堵口回归故道，但为避免造成新的灾难，须等故道堤防修复后，再行堵口放水。国民党方面则只强调堵口的必要性而回避复堤问题。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表现为上游堵口、下游复堤以及故道居民的迁移与救济。
国共双方谈判从３月下旬正式开始，在当时国内和谈气氛较浓的情况下，双方先后于４月７日、１５日达成《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商定上游的堵口与下游的复堤同时进行；堵口合龙日期则视下游复堤情形而定；解放区边区政府负责组织故道居民的迁移，其迁移费由行政院发给；豫鲁两省修防处由解放区代表参加。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屡屡违背或拒不执行协议的有关规定，依然按赶在当年大汛前完成堵口的原计划，加速施工。为此，５月７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当局破坏治黄协议，企图水淹解放区》的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加紧堵口，一意孤行的行径。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两个协议，解放区派赵明甫、王笑一同联总河南区主任范海宁前往南京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堵复局、联总、行总的代表进行了谈判，于１８日达成《南京协议》。随后周恩来也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福兰克芮、联总工程顾问塔德商定《六点口头协议》。双方同意下游复堤工程应先完成；由黄委会供给技术；材料、工粮款由国民政府从速拨给；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受灾为前提。冀鲁豫边区政府为防止国民党当局的违约行动给解放区造成损失，迅速命令沿黄故道各专署、县政府和修防处、段，立即组织群众开工疏河复堤，解放区复堤工程全面开工。从６月份起，西起河南濮阳，东至山东平阴、长清，共有１８个县的数十万民工在全长３００余公里的旧堤上进行加高培厚，至年底，共完成土方７７０余万立方米。但国民党政府只热衷于堵口，对协议规定的复堤工款及河床居民迁移费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或大打折扣，其答应的１００亿工款只拨出４０亿，而且尚未到达解放区；原定运来的１１０００吨面粉，也只运到１８００吨；迁移费一事根本未获行政院通过。尽管中共代表曾与水委会和行总多次商谈，冀鲁豫政府也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出呼吁电，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下游复堤工程的进程。
国民党破坏引黄归故道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政府置全国人民望治心切于不顾，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下游人民的利益，中共在进行自卫防击的同时，仍就堵口工程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恰在此时，由于汛期大水，花园口建成的部分工程被洪水冲毁，国民党政府原汛前的堵口计划失败，因此国民党政府也趁机和中共周旋。７月１６日，中共代表周恩来飞抵南京，在同马歇尔商谈时指出，治黄问题应脱离政治、军事来解决。１９日，周恩来亲自考察花园口堵口工程。随后到上海，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等，就堵口复堤又在上海两度会谈，这是国共间就此事进行的最高级别的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我方据理力争，最后在７月２２日，三方签署《上海协议》。国民党当局有关方面被迫承诺为复堤工程向解放区支付６０亿元工料费，给迁移居民拨款１５０亿救济安置费以及洪水期间不再堵口。尽管该协定与解放区的实际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不仅为解放区争取了赶修堤防工程的时间，而且争得了大量的物资和费用。
《上海协议》签定后，国民党政府并未认真履行。相反，国民党军队在８月进攻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并采用特务破坏，武装袭击，挖堤决口，扫射治河员工，抢走和毁坏治河物资等惯用伎俩，使解放区下游的复堤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为此，解放区沿岸居民组成青壮年抢险突击队，冒着国民党军队和飞机的袭击轰炸，在沿岸广设岗哨，昼夜派人看守堤坝，日夜战斗在黄河大堤上。由于组织严密，措施得力，使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解放区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锹，粉碎蒋、黄的进攻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花园口堵口工程在国民党政府的坚持下再度复工。１２月２７日，黄河引河挖成并开始抛石。面对国民党政府这一不顾人民死活，为其军事目的而强行堵口的行动，翌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置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违背堵口与复堤同时进行的原则，揭露国民党方面的违约行动，要求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人士共起呼吁制止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行径。２月７日，中共代表董必武又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新任署长霍宝树和联总官员在上海会谈。由于中共方面的坚决斗争，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花园口合龙日期视下游复堤情形而定。但国民党当局仍然不顾下游的实际情形，再一次违背协议，在下游复堤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于３月１５日将堵口大坝合龙，黄河水回归故道。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当局水淹解放区的阴谋，冀鲁豫解放区紧急动员，号召全区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锹，用血汗粉碎蒋、黄的进攻”。从４月份开始，３０万民工组成的治黄大军日夜奋战在长达６００余里的大堤上。经过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一条人工筑成的钢铁长城迄立在黄河的北岸，使解放区安全渡过了黄河回归故道后的第一次大汛，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随着内战烽烟四起，５月１７日，解放区代表被迫撤出开封。７月初，双方关于黄河归故的谈判最后结束。
关于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历时一年有余，中共方面始终坚持了有理有利的斗争立场，既照顾到黄泛区人民的利益，也考虑到下游人民的安全，从而在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迫使国民党当局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有力地挫败了它们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