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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0)03－0048－03
作为人们记录传递交流彼此信息的工具——汉字，与中华五千年历史相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水乳交融。汉字不仅载录了五千年历史文明，而且对推动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传承发展，创建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直至现在，汉字仍继续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一样，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洪流的巨大冲击下，汉字曾几何时作为革命对象，也经历了一番暴风骤雨，几遭受灭顶之灾。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它也象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一样，高举理性大旗，将以往的一切事物都押向所谓的理性法庭，接受无情的审判，以决定其生死存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定造成中国政治腐败、文化愚昧、科技落后、国力孱弱的终极祸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呼号声中，凡是有异于西方文化的传统文化形态，几乎都被冠之以“封建文化”的帽子，予以扫荡。汉字当然也在劫难逃。“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先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的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是钱玄同在声讨汉字中所讲的一句话。钱氏这一激进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众多学者的思想。鲁迅还喊出了当时汉字改革的最强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4年，中国文化教育艺术界名流688人联名向全社会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呼吁加快废除汉字，推行新的拼音文字。当时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如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陶行知、巴金、鲁迅、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沈钧儒以及赵丹、郑君里等都在上面签了字。
1940年，在解放区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茅盾、周扬等99人发起，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任弼时、高岗、李富春等52人赞助，成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大力推行拉丁拼音文字。边区主席林伯渠代表政府宣布：“边区政府已决定给新文字合法的地位。……一切用途，在法律上与汉字有同等效力”。在边区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字学习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主持汉字改革工作，坚持的仍然是废除汉字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提示我们‘汉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近年来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就是说必须把汉字逐渐改变成拼音文字。……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
主张淘汰汉字者赋予汉字以阶级性，认为“汉字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认为“方块儿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当时陕甘宁解放区和建国初期都是把汉字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来进行的，认为“汉字是和封建势力联系着的，封建势力反对新文字，还反对白话文，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一贯的。
和这相反，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主张革命的”。把对待汉字改革的认识变成了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
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汉字研究才又回归到学术本位。1986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会议没有重申毛泽东关于走拼音化方向的指示。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令颁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项法律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明确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这就是说汉字是国家法定文字，拼音方案只是一种注音工具，而不是文字。
回顾历史并不是查寻陈年旧账、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希望人们明白，没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没有政治环境的改善，汉字也许还得在被淘汰的深渊里挣扎呢。正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人们才得以摆脱种种的思想束缚和认识误区，才能自由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汉字改革。更何况当前的中国由于社会急剧转型，还顾不上对百年来的极左思潮进行认真的、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随同唯科学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思想等在中国还大有市场。一些对汉字持有怀疑和否定思想的人仍旧把持着语言文字工作的话语权。例如1995年11月，在国家语委召开全委干部动员大会上，党组书记林炎志仍坚持提出要实现一语双文制度。尽管众多的人大、政协委员年年呼吁改善重外语、轻母语的教育制度，教育部门依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正体字、繁体字、简体字、简化字、俗体字、手体字，自古以来就有，相互间根本不存在阶级对抗的性质，国家只要确定正体就行了，繁简都有可能成为正体的。关键在于以淘汰汉字为出发点的简化运动，就没有极左的成分在内吗?就不可以反思一下吗?国家语委可以模仿红卫兵的行为，动用全国力量砸掉商店书法匾额，给人民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就不可以思考一下当下洋文西语肆意侵蚀汉字汉语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丧失了民族的语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灵魂。
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虚无的历史。自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赔款以后，中国革新人士对旧体制产生了彻底的绝望。原本士大夫阶层提倡的“中体西用”的强国谋略，伴随着清朝的灭亡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人们把中国的腐败与积弱，一古脑儿归罪于传统文化。“五-四”前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均以绝不妥协的态度，向封建文化发起全方位的挑战——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无论是亲英美的还是亲苏德的，均是如此。陈独秀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这种偏激的观点在当时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仍抱着极左不放就未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很可能是权力利益问题了。
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有一个文字发展三阶段论说，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经历着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样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文字从原始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认为象形文字是原始的、落后的，表音文字是先进的、科学的，把汉字与西文的不同之处一概视为落后。伴随着生物进化论和社会发展史观念的巨大影响，这一理论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科学理念，成了否定汉字最有力的理论 根据。“拼音文字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成为汉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终极目标。这一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也不断扩展，多元文化意识也随之逐渐在人们头脑中确立。现在的研究已表明，一种文字怎样发展，是由它所依存的民族文化与语言所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态环境来决定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模式，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一样。汉字作为原创性文字一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特定环境中，按照自身的构字规律不断发展完善。经五千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磨合，汉字汉语已相当成熟了。有哪一种文字经历过如此长的历史磨合?
语言是口传的，文字是笔录的，言出则音息，字落则形存。汉字在发展中一直保持着重形不重音的特色，与语言保持着若即若离，有分有合的关系，不是单纯地作为语言的附属物而存在。“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通志·七音略》)汉字相对语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总体上看，不因古今、南北读音差异而改变形体。汉字这一特色对保持汉字的稳定性和文化的传承具有极大的作用。而西文的字母则与语言始终保持一致。语言一变，字母的组合就会随之变化，字母完全隶从于语言，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造成西方语种繁杂和时代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点上，汉语犹如两条腿走路，而西语则是一条腿走路。汉字犹如人体中的细胞，是汉语大系统中的词语单位，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音标。
文字区别于语言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可视性，这是衡量两种文字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是通过视觉加以识别的，语言则是通过听觉加以识别的。表音文字的字母本身已失去表意功能，只是以符号记音，它所具备的只是音值。表音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语义。而汉字则不一样。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不仅具备音值，而且还具备形值，同时也包含义值，它所包含的信息量远非西文字母或单词可比。
自西方进入近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时期后，西方发明了现代印刷术、打字机、电报、电脑，汉字确实很难适应这些新技术，这给主张淘汰汉字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针对拼音文字发明设计的。我们的科学界没有为汉字设计出什么新的机械和新的技术，这只能说是我们科技落后而非汉字落后。如果我们科技发达。能创造出适合汉字的新技术，也许拼音文字连适应都谈不上哩。因此，不应当夸大汉字对排印、打字、电报不适应的缺憾。况且，电脑的出现也并未如一些淘汰派人士所断言的那样汉字就要被埋葬了。由于计算机远比打字机、电报先进，它不但没有成为汉字的掘墓人，反倒为发挥汉字的特色和功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在行政管理、市场运作、科技情报检索、机器翻译、人机对话、汉字编辑排版、咨询服务、公用事业、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通讯网络、办公室自动化等各个社会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一切正在为推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中国的汉字键盘技术正向着系统化、机助化、系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应当指出的是，如今的汉字数据化研究是在近百年来汉字学被漠视、被冷落的背景下进行的，汉字更深层次的科学结构和文化底蕴还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
近百年的汉字改革不是为了使汉字更加完善而是为了淘汰汉字，眼中看的都是汉字的缺点甚至是罪恶，因此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公正地对待汉字。极左思潮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为地制造敌人。以淘汰汉字为目的的汉字改革就是人为制造的一个文化冤案。20世纪中国最大的冤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打倒这个冤案，淘汰汉字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冤案的结束是必然的，但有待时日。汉字冤案的初步结束，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根本原因则是汉字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优化和人们对汉字优越性的进一步认识，将更有力地展现出来。
老友李土生能够投身汉字研究，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喜爱、崇敬、珍惜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契入语言文字研究，因为汉字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个细胞。倘能以有机论而非机械论的目光透析汉字，则汉字研究必有所大成。土生新著《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在论述汉字发展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汉字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也是土生弘扬传统文化的又一部力作，可喜可贺。此处仅将我平时同土生交流的一些观点写上，意在与读者沟通，姑且算作序吧。
编辑：国 圳
作为人们记录传递交流彼此信息的工具——汉字，与中华五千年历史相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水乳交融。汉字不仅载录了五千年历史文明，而且对推动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传承发展，创建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直至现在，汉字仍继续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一样，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洪流的巨大冲击下，汉字曾几何时作为革命对象，也经历了一番暴风骤雨，几遭受灭顶之灾。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它也象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一样，高举理性大旗，将以往的一切事物都押向所谓的理性法庭，接受无情的审判，以决定其生死存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定造成中国政治腐败、文化愚昧、科技落后、国力孱弱的终极祸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呼号声中，凡是有异于西方文化的传统文化形态，几乎都被冠之以“封建文化”的帽子，予以扫荡。汉字当然也在劫难逃。“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先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的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是钱玄同在声讨汉字中所讲的一句话。钱氏这一激进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众多学者的思想。鲁迅还喊出了当时汉字改革的最强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4年，中国文化教育艺术界名流688人联名向全社会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呼吁加快废除汉字，推行新的拼音文字。当时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如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陶行知、巴金、鲁迅、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沈钧儒以及赵丹、郑君里等都在上面签了字。
1940年，在解放区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茅盾、周扬等99人发起，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任弼时、高岗、李富春等52人赞助，成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大力推行拉丁拼音文字。边区主席林伯渠代表政府宣布：“边区政府已决定给新文字合法的地位。……一切用途，在法律上与汉字有同等效力”。在边区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字学习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主持汉字改革工作，坚持的仍然是废除汉字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提示我们‘汉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近年来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就是说必须把汉字逐渐改变成拼音文字。……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
主张淘汰汉字者赋予汉字以阶级性，认为“汉字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认为“方块儿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当时陕甘宁解放区和建国初期都是把汉字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来进行的，认为“汉字是和封建势力联系着的，封建势力反对新文字，还反对白话文，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一贯的。
和这相反，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主张革命的”。把对待汉字改革的认识变成了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
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汉字研究才又回归到学术本位。1986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会议没有重申毛泽东关于走拼音化方向的指示。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令颁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项法律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明确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这就是说汉字是国家法定文字，拼音方案只是一种注音工具，而不是文字。
回顾历史并不是查寻陈年旧账、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希望人们明白，没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没有政治环境的改善，汉字也许还得在被淘汰的深渊里挣扎呢。正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人们才得以摆脱种种的思想束缚和认识误区，才能自由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汉字改革。更何况当前的中国由于社会急剧转型，还顾不上对百年来的极左思潮进行认真的、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随同唯科学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思想等在中国还大有市场。一些对汉字持有怀疑和否定思想的人仍旧把持着语言文字工作的话语权。例如1995年11月，在国家语委召开全委干部动员大会上，党组书记林炎志仍坚持提出要实现一语双文制度。尽管众多的人大、政协委员年年呼吁改善重外语、轻母语的教育制度，教育部门依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正体字、繁体字、简体字、简化字、俗体字、手体字，自古以来就有，相互间根本不存在阶级对抗的性质，国家只要确定正体就行了，繁简都有可能成为正体的。关键在于以淘汰汉字为出发点的简化运动，就没有极左的成分在内吗?就不可以反思一下吗?国家语委可以模仿红卫兵的行为，动用全国力量砸掉商店书法匾额，给人民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就不可以思考一下当下洋文西语肆意侵蚀汉字汉语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丧失了民族的语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灵魂。
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虚无的历史。自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赔款以后，中国革新人士对旧体制产生了彻底的绝望。原本士大夫阶层提倡的“中体西用”的强国谋略，伴随着清朝的灭亡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人们把中国的腐败与积弱，一古脑儿归罪于传统文化。“五-四”前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均以绝不妥协的态度，向封建文化发起全方位的挑战——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无论是亲英美的还是亲苏德的，均是如此。陈独秀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这种偏激的观点在当时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仍抱着极左不放就未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很可能是权力利益问题了。
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有一个文字发展三阶段论说，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经历着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样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文字从原始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认为象形文字是原始的、落后的，表音文字是先进的、科学的，把汉字与西文的不同之处一概视为落后。伴随着生物进化论和社会发展史观念的巨大影响，这一理论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科学理念，成了否定汉字最有力的理论 根据。“拼音文字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成为汉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终极目标。这一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也不断扩展，多元文化意识也随之逐渐在人们头脑中确立。现在的研究已表明，一种文字怎样发展，是由它所依存的民族文化与语言所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态环境来决定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模式，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一样。汉字作为原创性文字一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特定环境中，按照自身的构字规律不断发展完善。经五千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磨合，汉字汉语已相当成熟了。有哪一种文字经历过如此长的历史磨合?
语言是口传的，文字是笔录的，言出则音息，字落则形存。汉字在发展中一直保持着重形不重音的特色，与语言保持着若即若离，有分有合的关系，不是单纯地作为语言的附属物而存在。“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通志·七音略》)汉字相对语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总体上看，不因古今、南北读音差异而改变形体。汉字这一特色对保持汉字的稳定性和文化的传承具有极大的作用。而西文的字母则与语言始终保持一致。语言一变，字母的组合就会随之变化，字母完全隶从于语言，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造成西方语种繁杂和时代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点上，汉语犹如两条腿走路，而西语则是一条腿走路。汉字犹如人体中的细胞，是汉语大系统中的词语单位，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音标。
文字区别于语言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可视性，这是衡量两种文字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是通过视觉加以识别的，语言则是通过听觉加以识别的。表音文字的字母本身已失去表意功能，只是以符号记音，它所具备的只是音值。表音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语义。而汉字则不一样。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不仅具备音值，而且还具备形值，同时也包含义值，它所包含的信息量远非西文字母或单词可比。
自西方进入近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时期后，西方发明了现代印刷术、打字机、电报、电脑，汉字确实很难适应这些新技术，这给主张淘汰汉字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针对拼音文字发明设计的。我们的科学界没有为汉字设计出什么新的机械和新的技术，这只能说是我们科技落后而非汉字落后。如果我们科技发达。能创造出适合汉字的新技术，也许拼音文字连适应都谈不上哩。因此，不应当夸大汉字对排印、打字、电报不适应的缺憾。况且，电脑的出现也并未如一些淘汰派人士所断言的那样汉字就要被埋葬了。由于计算机远比打字机、电报先进，它不但没有成为汉字的掘墓人，反倒为发挥汉字的特色和功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在行政管理、市场运作、科技情报检索、机器翻译、人机对话、汉字编辑排版、咨询服务、公用事业、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通讯网络、办公室自动化等各个社会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一切正在为推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中国的汉字键盘技术正向着系统化、机助化、系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应当指出的是，如今的汉字数据化研究是在近百年来汉字学被漠视、被冷落的背景下进行的，汉字更深层次的科学结构和文化底蕴还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
近百年的汉字改革不是为了使汉字更加完善而是为了淘汰汉字，眼中看的都是汉字的缺点甚至是罪恶，因此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公正地对待汉字。极左思潮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为地制造敌人。以淘汰汉字为目的的汉字改革就是人为制造的一个文化冤案。20世纪中国最大的冤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打倒这个冤案，淘汰汉字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冤案的结束是必然的，但有待时日。汉字冤案的初步结束，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根本原因则是汉字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优化和人们对汉字优越性的进一步认识，将更有力地展现出来。
老友李土生能够投身汉字研究，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喜爱、崇敬、珍惜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契入语言文字研究，因为汉字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个细胞。倘能以有机论而非机械论的目光透析汉字，则汉字研究必有所大成。土生新著《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在论述汉字发展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汉字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也是土生弘扬传统文化的又一部力作，可喜可贺。此处仅将我平时同土生交流的一些观点写上，意在与读者沟通，姑且算作序吧。
编辑：国 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