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知名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数十本。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等十余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长篇小说《炸裂志》于近日出版。
　　直到今天，阎连科仍然坚持着用钢笔写字，与其他作家蹲在电脑面前码字截然不同，他固执地守着这一几乎可谓是“被淘汰”的习惯。贾平凹曾经说过，写作时，他就是一包烟、一杯茶，就在家里这么写起来的。相比来说，阎连科更为随意—每天八点左右醒来，倒杯水，写上两个小时，差不多满了五页纸后，就彻底地摆脱掉，然后“该出门的出门，该玩的玩”。
　　在最近出新书的同行中，80后作家蒋方舟抛出这么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作家，究竟是一件幸福还是不幸福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任何职业比中国作家更幸运的了。”阎连科毫不犹豫地回答。阎连科的幸福是，工作地点即为自己的家，没有约束，甚至被催稿当下，用“颈椎不好”、“身体不舒服”来推诿，也理所当然。
　　当然，与此同时，他所谓幸福还包括身处进退两难的写作现状。他的作品一直充满了话题性，2008年出版的《风雅颂》描写了清燕大学的古典文学专家杨科扭曲的人生，这被读者指称是在影射北京大学，甚至是在贬损知识分子，引发争议；随即，长篇小说《四书》被内地出版社拒绝了，只在台湾问世；《受活》一出来便因运用方言和不同寻常的叙述方式而饱受“阅读艰涩”的指责……近日，讲述一个村庄转型成为大都市历程的《炸裂志》，在他的担忧与等待中终于出版了，接下来，争议和话题也随之而来。
　　对于一个作家，中国现实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复杂性，这是阎连科另一处体会到幸福的地方。现实事件如此丰富，如此地荒诞，却又如此深刻，写作素材便无穷无尽。而难处恰恰也在于此，“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它，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
　　大抵每个作家在被称为“作家”前都经历过一段尴尬期。阎连科也不例外。十几年前，在签售会上与梁晓声同场。梁晓声的粉丝多，阎连科的只有寥寥四五人，当时，“为了拖延时间，我甚至还把名字签得复杂一点，多写几句话，以和读者多聊一聊。”如今这些都无所谓了。阎连科将自己归于“老人”。
　　“像我这一代人，几乎写作的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逃离土地。莫言说我要吃一顿饺子，贾平凹说我要进城，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带有功利性的写作，没有所谓纯粹。”年轻时为追逐金钱和名利不停低头哈腰的时代已经过去。写了几十年，阎连科反而更低下了头。这个低却是 “知天命”和不夹杂任何情绪的低。
　　阎连科不懂“三句外文”，却隔三差五地往国外跑。他刚在美国和加拿大完成一趟长途旅行。旅行是理想与现实的一种对照，如同在文学和微博的笔戳之下，阎连科从来不避讳他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阎连科不止一次考虑过离开北京、离开中国大陆。在加拿大的朋友家里，他羡慕朋友“远离了祖国和故乡，却更近了圣境和天堂”。天堂的边儿上，他自己却旧习难易。“我离开大陆就完全无法写作。”这不光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真的无法离开这片土地。流亡作家的才华都非常了不得，但出去以后的写作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欧洲等其他地方十分不同。“我们的节奏是离开五年，就已经完全大变样了。我们的问题是可以选择写什么，这取决于有没有能力或者胆量选择。”
　　在传统作家里，他难得地“亲近”公众交流平台。救助信息、文学评论，甚至时政新闻都是他的话题点。“回到了北京的雾霾沙尘里，方明白那儿是去往天堂的最后一站。我们当然不是在地狱，可我们又怎么不是在地狱的城郊？总是忍不住想问，我们的天空怎么成了這样？走过这片荒野，我们会被发展到哪儿呢？”这样的段子正中微博下怀。
　　阎连科曾在英国花三十英镑买了莎士比亚的原作。带回北京放在书架上，每天互相盯着，阎连科发现他每天被莎翁蔑视和嘲笑着。一念之间，很想把它们甩到窗外去，又可惜那三十英镑的钱。盯着盯着，又发现能经住蔑视和嘲笑，也是一种英武和了不得。“在莎翁的磨炼下，我果真能扛住别人的蔑视和嘲笑了。”
　　阎连科毫不抱怨，也不去“迎合”。“像一只离群的羊”，迎合在于他，不是大众，而是小众。“对于年老的我来说，一个作家有多少读者追逐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自尊心，写出自己的作品。但是对年轻的孩子来说，还是要有‘名利心、事业心、上进心’，这些能促使多做出一点事情。”
　　当年当兵时，阎连科第一次发表小说，《河南日报》把小说目录登了报。那年头的农村都有拿报纸糊墙的习惯，阎连科的父亲把这张报纸贴在主屋墙上。两年后，阎连科回家时，报纸上面满是被人指指点点留下的黑痕。阎连科儿子的学习不是特别好，上了普通大学，做了普通职业。但在伦理道德方面，阎连科对儿子很满意，每年假期，儿子都不会待在北京，而是去河南乡下看奶奶。
　　阎连科写作以来，唯一考虑过的读者也就是这些人。2009年写《我与父辈》，专门为家里人和孩子而写。下笔时想法只有一个，“首先要让我家里的人看得懂。”
　　2012年3月，阎连科出版了《北京，最后的纪念》，写的是他在2011年被拆掉的家—711号园子。三年前，受梭罗的影响，奔着瓦尔登湖，阎连科遇见了坐落在北京四环近旁的711号园子。在近千亩的绿园野地，阎连科“开始了我这一生最奢靡的诗栖生活”。他在里面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专心写作，困乏了便走到园子里种花种菜，记录它们的生长，与它们讲话，还写下了几大本关于蔬菜生长的日记。
　　2011年7月9日，711号接到了一纸通告。由于北京万寿路南延工程，这里将被拆掉，限定业主们在三周之内搬走。阎连科当时签下的租约期限是四十年，而这“田园梦”却只做了短短三年。阎连科在微博上发了一封《致总书记和总理的一封告急信》，提出三个问题：小区内应该征多少地？多少户人家真正应该拆迁？有关的规定和标准又是什么？
　　711号还是逝去了。阎连科住进了市区的高层公寓。“房子变小了，没有那种环境了，现在住在比较热闹、比较乱的地方。北京每天都有雾霾，但我住711号，情况好很多，那里有树林有水。”他念念不忘。 　　阎连科的家已经落在了北京，妻子、孩子都在身边。但也根本没有融入进去，即使想要换一个更宜居、更接近711号园的住处，也没有办法了。他自嘲：“而且我是一个每年都要去做检查的人，不能住太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是，北京的人太多了，堵车就像吃饭一样，天天都在发生。”
　　阎连科离开生长的河南小村庄已逾30年，但乡音依然浓重。他的话语腔调里听不出任何“京片子”，与其说他在讲普通话，不如说他就是在说河南方言。他微微地靠在沙发上，斜着头，看向地面，思绪仿佛飘到了河南。地上的行李箱虚合着。第二天，他就要回河南老家见老母亲。”年轻时候必须尽情地往外闯荡，到了中年或者更大岁数，反而会回归到子女角色上，惦念着照顾正在老去的父母。”
　　莫言获奖了。很多人追着阎连科问问题。“传统作家”和“经典文学”的议题又火热了起来。
　　阎连科生活在城市里，却已经不懂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回到乡村，又总觉得不可思议。他“每天生活在奇闻中，活在看不明白的世界，如同一只离群的羊”。阎连科不懂“年轻人的世界”，却不认为“老一代传统作家”笔下的才是经典文学。“我们说的经典是以我们的文学标准去理解，而也许换一个标准，像郭敬明、韩寒这些都已经写得非常经典了。”
　　他特别愿意和“非经典作家”交往。他最好的同行朋友甚至就是80后作家蒋方舟。两代作家间的矛盾在于是否能“相互理解”，彼此换一种标准看，就能懂得对方的经典。
　　阎连科信仰文学，甚至与纯文学达成内心的沟通。他的经典，在于离人性更近，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深刻而复杂，能提供出内心参照。与此相反，这是现代科技无论如何没法抵达的，这也是他手写的“温度”所在。
　　[记者手记]
　　爱恨交加是写作动力
　　阎连科在1978年应征入伍，“真正”地离开了乡村，已经数十年了。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他，并不了解北京是什么样子，也走不进去。北京，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居住着的城市，不恨也不爱。
　　而“爱恨交加是写作的动力”。阎连科笔下的任何一个故事，如果无所谓爱恨，是写不出那种冷漠。这种动力和与他同乡的另一位写作者刘震云一样，同样来自农村，河南农村。
　　每年，阎连科都会回河南洛阳探望老母亲、哥嫂，串亲戚，用乡音扯閑话。真的只是扯闲话，他“已经不知道和他们聊什么”了。阎连科笔下的乡村是“过去的乡村”，存在于回忆当中。洛阳老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自然环境都变了。“河流没有了，鸡鸭没有了，房屋也不一样了，这些还都可以一点点去适应”，可是精神也变了。“人心变了，他们的心和我的人心都变了。”这种变化把原本最亲的人彼此拉得越来越远。
　　阎连科是忧伤的，尴尬地忧伤着。现在的农村是回不去了，在城市又无法融入。
　　乡土文学危机、天命的困惑，让他越来越偏爱写虚构作品。虚构能呈现出现实所无法抵达的东西。“有很多的非虚构仅仅是停留在真实表面，看到了一些真实的表层现象，但是真实的深层是非虚构所无法抵达的，客观无法抵达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回不去的阎连科“用一个想象的、虚构的东西来抵达内心和灵魂”。这样的想象对他来说，已经无可替代了。新书《炸裂志》这个奇怪的名字需要阎连科解释一遍又一遍。他在一堆韩文中看到这三个字，在当时的语境中，“炸裂志”指人满为患。中国已经到了“炸裂”的年代，这三个鲜为人知的字几乎是最精准地表达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状态。
　　《炸裂志》的写作方式同样诡异。以“书外书”、“人中人”的方式写了一个村庄的“志”。这是阎连科的“神实主义”，是他“最尽情的一次写作”。“我们每个人走到今天，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是现实把我们推到这里的。”阎连科是被动的。被动到如蚂蚁走路，可能随便被一只脚和一阵风改变路线。而如果小说可以说了算，那就回到小说里，回到想象本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