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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市，从清代乾隆年间起这里成为书籍、字画、碑帖、文具、金石文玩等商品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在这里陈设和买卖的书籍文玩对于学术文化的繁荣发达有切实的贡献。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至民国年间，中国国势衰弱，琉璃厂也经历了几度盛衰，而其繁荣也具有了畸形的色彩。到解放前夕，原本兴盛的书业奄奄一息，而文物古玩则大兴。琉璃厂商肆竟成为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我民族文化财产的场所，一些珍贵古籍和文物从这里流失。
中国书店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继承者和主体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兴利除弊，各项事业都步入正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书业文物业，对行业秩序进行了强有力的整顿，琉璃厂也因此获得了新生。琉璃厂的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下，从业主体性质、营业宗旨、经营方式、社会效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琉璃厂多年来第一大产业书业来说，书肆在民国年间先后有约213家，到解放前夕只剩下五六十家，且从业者都为私营。解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书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根本的变化。1952年，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中国书店。1956年，北京的古旧书肆经过公私合营，全市111家古旧书店合并为中国书店一家，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继承者和主体代表。但是仍旧保留了翰文斋、来薰阁、邃雅斋等老字号，作为书店的门市部。为表示接受改造和爱国的决心，旧书、古玩行业的私商代表人物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古籍善本、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如居旧书业之首的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将北京、上海两店公私合营，把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转》这部珍本古籍捐献给国家，以表示态度和决心。陈济川被任命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他积极帮助各地建立中国书店，选派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去协助广州、兰州筹建中国书店。中国书店改变了从前旧书业单纯盈利的目的，改以发掘、抢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为宗旨，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事业提供服务，坚持向广大民众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史书刊资料，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解放以后，琉璃厂书业员工的足迹遍及海内外，搜求中外古旧书刊数以千万计，其中珍善本古籍4000余部(册)，列名国家珍贵馆藏古籍2000余部(册)。松筠阁的魏广洲是协助国家收藏古籍珍本比较典型的代表，促成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了《红楼梦》“庚辰本”。北京解放不久，魏广洲听说清末藏书家徐敦的后人有意出售其藏书中的《红楼梦》手抄本八册。魏赴徐家探访，亲见此书，鉴定确为旧抄的庚辰本。魏深感此书的贵重，认为不应由私人收藏致难见天日，应送往学术单位。于是魏广洲和卖主商量，洽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图书馆。最后经郑振铎作介，燕京大学图书馆以70美元，相当于2两黄金的价格收藏该书。这个价格只有卖主作价的一半，魏广洲又和徐家商量，获得同意，使得这部珍贵的手抄本去了它应去的地方。后来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此书藏于北大图书馆。再后来此书得以公开出版，对红学研究有很大的推动。1956年，魏广洲在天津发现了十分珍贵的汲古阁毛凤苞抄本五种。魏广洲往返京津，反复磋商，终促成北京图书馆收藏此书。1961年，魏广洲发现有宋版娄钥撰《攻集》一册出让，书上有徐乾学、徐访茂、曹寅等人的藏书印。此书全套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正缺一本。魏广洲反复磋商并托人从中斡旋，终于促成此书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使全书配齐。在琉璃厂古旧书业中，有很多出色人物，魏广洲只是其中一员。从他们的经历可以得知解放后琉璃厂书业的变化以及对于国家古籍保护事业的贡献。
文物业统一国营之后，从根本上结束了原来单纯牟利的历史
琉璃厂的第二大行业金石文玩业在新中国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造。金石文玩业起始略晚于旧书业，门店也比旧书业少。在民国前期最兴盛时，琉璃厂的古玩铺曾达到百家左右，其中有一批名店和名家，如铭珍斋的黄敬斋，韵古斋的韩少慈，悦古斋的韩德贤、韩博文，尊古斋黄浚等“三韩一黄”。他们对于金石文玩业的发展有相当的贡献，但是在经营中也有些人利欲熏心，为牟利不择手段，伪造文物，制假卖假，甚至造成珍贵文物外流。在旧中国的纷乱时局中，很多家老店不能维持，如论古斋、德宝斋、茹古斋都在1942年倒闭，大观斋、赏奇斋在1943年关门。经过兴衰更替，1956年公私合营时还有40家上下。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琉璃厂古玩业也进行了彻底整顿，根本改变了文物流通的无序状态。国家打击了一批盗卖国家文物的不法商贩，将他们逮捕判刑。如琉璃厂知名的文物商人岳彬，偷凿洛阳龙马石刻《帝后礼佛图》并卖给美国商人，解放后被判处徒刑。国家对文物古玩行业进行了规范管理，不允许私人经营古玩业。1960年5月，在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市文物商店统一管理，保留了若干老字号继续在琉璃厂挂牌经营。
文物业统一国营之后，从根本上结束了原古玩业单纯牟利的历史，起到了保护文物、调节文物市场、利用经济手段为国家收集珍贵文物的作用。琉璃厂的古玩业解放后先后向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提供了“商代龟鱼纹铜盘”“玉版十三行”“鹿鸣之什图”等国家一级珍品文物。著名的文物商人兼鉴定专家黄镜涵从1952年起，十年中分四批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一百多件稀有文物。1999年故宫博物院向他补发了捐赠证书。故宫博物院从琉璃厂吸收了很多有特长的文物人才，充实了专业研究鉴定队伍，如孙瀛洲、耿宝昌、萧翔翼等(萧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黄镜涵被任命为文物商店门市部主任，后又被聘为历史博物馆顾问。琉璃厂的古玩业，不但为民族、为国家收集了众多珍贵文物古玩，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锻炼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物鉴定专业人才，为我国的文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荣宝斋的新生
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琉璃厂一批老店、老技术获得了新生。古籍刻印业中有三百年历史的荣宝斋是其中的代表。荣宝斋的木刻水印技术极为出色，可是这家店在解放前已经负债累累，难以维持，不得已准备卖房还债。此事经出版总署报请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急事急办，并很快得到批复： “为了扶助该店业务不致因经济困难而陷于停顿，以保存该店出版美术作品的特点而走向繁荣与专业化的道路”，决定由出版总署拨款旧人民币1亿元。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木印科与私营的荣宝斋合营，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北京第一家私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新记开张，郭沫若题写了匾额。1952年，荣宝斋私方拍卖股权还债，国家再次拨款旧人民币4.04亿元，将荣宝斋全部赎买为国有。荣宝斋转为国营后走上了兴旺发达的新路， 召回了因经济困难被辞退的技术工人，又吸收了一批青年人进行培训，将传统的木刻水印技术传承下来，并发展到新的高度。
荣宝斋在解放前以木版水印的笺纸闻名于世。笺纸也称诗笺，或信笺，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涛作或信件往来之用。把笺纸中的佼佼者加重颜色，集结成册，即成笺谱，既是书房中清玩鉴赏之物，又是后人借鉴制笺传统，发展木版水印艺术的重要资料。印制笺纸是荣宝斋1894年开业后的主要生产营业内容。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他们刻印了大量新风格、高品位的笺纸。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编辑的《北平笺谱》6；~330种中，荣宝斋刻印了65种。1935年，荣宝斋重刻《十竹斋笺谱》，是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1952年荣宝斋又按全目重新刻印，之后几次再版，最后一次重印是1999年。1951年，荣宝斋出版了一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两册，笺画200幅。后又有1955年出版的《荣宝斋诗笺谱》四册，收笺画200幅；1958年重刻《北京笺谱》；还出版过《梅花喜神谱》等。
荣宝斋的笺纸、木版水墨套印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是后来用木版水印名家名画的基础。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原理与刻印笺纸相同，但是工艺要复杂得多。它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印，逼肖原作，精准无误，足可乱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荣宝斋开始刻印张大干的画作。50年代公私合营后，荣宝斋实力大增，开始谋求开发新品种。这时徐悲鸿托请荣宝斋用木版印制其名作《奔马》。半个月后，荣宝斋的首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奔马》印制成功，得到徐悲鸿的高度评价，不仅谢绝稿费，而且在开始售卖时亲笔签名以示支持。自《奔马》之后，荣宝斋没有停步。在50年代，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的《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共18幅画，不同规格的版本20多种。他们在齐白石的具体指导下，成功完成了其水墨画《白茶花》的木版水印，成品和原作难分轩轾。之后白石老人的很多作品都经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得以广泛流传。因此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作品是靠徐齐起家之说。此外吴作人、黄胄、吴冠中等现代名家的画作也由荣宝斋复制。
荣宝斋不仅刻印当代名家名作，还进一步复制刊刻古代名画。1954年，他们成功地印制了清代王云的绢本山水《月夜阁楼》，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刷的空白。1956年木版水印著名古画《簪花仕女图》成功，国家曾把此画的木版水印作品作为国礼赠予外宾。之后，荣宝斋对古代名画的木版水印继续进步，由小而大，由单幅到巨幅名作。在单幅精品中有《马远踏歌图》、宋代的《出水芙蓉》、宋代刘松年的《秋窗易读图》等。至80年代以后又有大型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等的木版水印，使得木版水印技术攀登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而这些技术都是在50年代发展成熟的。
琉璃厂还集中了一批与书画相关的技术行当及技工，如裱画业。国营后的荣宝斋1959年合并了宣武区裱画合作社，组成了实力雄厚、北京首屈一指的装裱车间，以裱画圣手张贵桐为首，培养带动了一批年轻人，将裱画技术继承发扬，整修抢修损毁的唐代绢本《女娲图》等一大批古画，为祖国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间，琉璃厂各行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公私合营、国有化的改造，营业性质、目的和业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私营的牟利行业真正回到人民手中，转变为依照法规合法经营的国营企业单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鉴定专家，传承和保护了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为琉璃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书店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继承者和主体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兴利除弊，各项事业都步入正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书业文物业，对行业秩序进行了强有力的整顿，琉璃厂也因此获得了新生。琉璃厂的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下，从业主体性质、营业宗旨、经营方式、社会效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琉璃厂多年来第一大产业书业来说，书肆在民国年间先后有约213家，到解放前夕只剩下五六十家，且从业者都为私营。解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书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根本的变化。1952年，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国营古旧书店——中国书店。1956年，北京的古旧书肆经过公私合营，全市111家古旧书店合并为中国书店一家，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继承者和主体代表。但是仍旧保留了翰文斋、来薰阁、邃雅斋等老字号，作为书店的门市部。为表示接受改造和爱国的决心，旧书、古玩行业的私商代表人物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古籍善本、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如居旧书业之首的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将北京、上海两店公私合营，把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转》这部珍本古籍捐献给国家，以表示态度和决心。陈济川被任命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他积极帮助各地建立中国书店，选派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去协助广州、兰州筹建中国书店。中国书店改变了从前旧书业单纯盈利的目的，改以发掘、抢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为宗旨，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事业提供服务，坚持向广大民众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史书刊资料，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解放以后，琉璃厂书业员工的足迹遍及海内外，搜求中外古旧书刊数以千万计，其中珍善本古籍4000余部(册)，列名国家珍贵馆藏古籍2000余部(册)。松筠阁的魏广洲是协助国家收藏古籍珍本比较典型的代表，促成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了《红楼梦》“庚辰本”。北京解放不久，魏广洲听说清末藏书家徐敦的后人有意出售其藏书中的《红楼梦》手抄本八册。魏赴徐家探访，亲见此书，鉴定确为旧抄的庚辰本。魏深感此书的贵重，认为不应由私人收藏致难见天日，应送往学术单位。于是魏广洲和卖主商量，洽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图书馆。最后经郑振铎作介，燕京大学图书馆以70美元，相当于2两黄金的价格收藏该书。这个价格只有卖主作价的一半，魏广洲又和徐家商量，获得同意，使得这部珍贵的手抄本去了它应去的地方。后来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此书藏于北大图书馆。再后来此书得以公开出版，对红学研究有很大的推动。1956年，魏广洲在天津发现了十分珍贵的汲古阁毛凤苞抄本五种。魏广洲往返京津，反复磋商，终促成北京图书馆收藏此书。1961年，魏广洲发现有宋版娄钥撰《攻集》一册出让，书上有徐乾学、徐访茂、曹寅等人的藏书印。此书全套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正缺一本。魏广洲反复磋商并托人从中斡旋，终于促成此书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使全书配齐。在琉璃厂古旧书业中，有很多出色人物，魏广洲只是其中一员。从他们的经历可以得知解放后琉璃厂书业的变化以及对于国家古籍保护事业的贡献。
文物业统一国营之后，从根本上结束了原来单纯牟利的历史
琉璃厂的第二大行业金石文玩业在新中国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造。金石文玩业起始略晚于旧书业，门店也比旧书业少。在民国前期最兴盛时，琉璃厂的古玩铺曾达到百家左右，其中有一批名店和名家，如铭珍斋的黄敬斋，韵古斋的韩少慈，悦古斋的韩德贤、韩博文，尊古斋黄浚等“三韩一黄”。他们对于金石文玩业的发展有相当的贡献，但是在经营中也有些人利欲熏心，为牟利不择手段，伪造文物，制假卖假，甚至造成珍贵文物外流。在旧中国的纷乱时局中，很多家老店不能维持，如论古斋、德宝斋、茹古斋都在1942年倒闭，大观斋、赏奇斋在1943年关门。经过兴衰更替，1956年公私合营时还有40家上下。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琉璃厂古玩业也进行了彻底整顿，根本改变了文物流通的无序状态。国家打击了一批盗卖国家文物的不法商贩，将他们逮捕判刑。如琉璃厂知名的文物商人岳彬，偷凿洛阳龙马石刻《帝后礼佛图》并卖给美国商人，解放后被判处徒刑。国家对文物古玩行业进行了规范管理，不允许私人经营古玩业。1960年5月，在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市文物商店统一管理，保留了若干老字号继续在琉璃厂挂牌经营。
文物业统一国营之后，从根本上结束了原古玩业单纯牟利的历史，起到了保护文物、调节文物市场、利用经济手段为国家收集珍贵文物的作用。琉璃厂的古玩业解放后先后向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提供了“商代龟鱼纹铜盘”“玉版十三行”“鹿鸣之什图”等国家一级珍品文物。著名的文物商人兼鉴定专家黄镜涵从1952年起，十年中分四批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一百多件稀有文物。1999年故宫博物院向他补发了捐赠证书。故宫博物院从琉璃厂吸收了很多有特长的文物人才，充实了专业研究鉴定队伍，如孙瀛洲、耿宝昌、萧翔翼等(萧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黄镜涵被任命为文物商店门市部主任，后又被聘为历史博物馆顾问。琉璃厂的古玩业，不但为民族、为国家收集了众多珍贵文物古玩，更重要的是培养、造就、锻炼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物鉴定专业人才，为我国的文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荣宝斋的新生
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琉璃厂一批老店、老技术获得了新生。古籍刻印业中有三百年历史的荣宝斋是其中的代表。荣宝斋的木刻水印技术极为出色，可是这家店在解放前已经负债累累，难以维持，不得已准备卖房还债。此事经出版总署报请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急事急办，并很快得到批复： “为了扶助该店业务不致因经济困难而陷于停顿，以保存该店出版美术作品的特点而走向繁荣与专业化的道路”，决定由出版总署拨款旧人民币1亿元。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木印科与私营的荣宝斋合营，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北京第一家私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0年10月19日，公私合营后的荣宝斋新记开张，郭沫若题写了匾额。1952年，荣宝斋私方拍卖股权还债，国家再次拨款旧人民币4.04亿元，将荣宝斋全部赎买为国有。荣宝斋转为国营后走上了兴旺发达的新路， 召回了因经济困难被辞退的技术工人，又吸收了一批青年人进行培训，将传统的木刻水印技术传承下来，并发展到新的高度。
荣宝斋在解放前以木版水印的笺纸闻名于世。笺纸也称诗笺，或信笺，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涛作或信件往来之用。把笺纸中的佼佼者加重颜色，集结成册，即成笺谱，既是书房中清玩鉴赏之物，又是后人借鉴制笺传统，发展木版水印艺术的重要资料。印制笺纸是荣宝斋1894年开业后的主要生产营业内容。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他们刻印了大量新风格、高品位的笺纸。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编辑的《北平笺谱》6；~330种中，荣宝斋刻印了65种。1935年，荣宝斋重刻《十竹斋笺谱》，是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1952年荣宝斋又按全目重新刻印，之后几次再版，最后一次重印是1999年。1951年，荣宝斋出版了一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两册，笺画200幅。后又有1955年出版的《荣宝斋诗笺谱》四册，收笺画200幅；1958年重刻《北京笺谱》；还出版过《梅花喜神谱》等。
荣宝斋的笺纸、木版水墨套印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是后来用木版水印名家名画的基础。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原理与刻印笺纸相同，但是工艺要复杂得多。它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印，逼肖原作，精准无误，足可乱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荣宝斋开始刻印张大干的画作。50年代公私合营后，荣宝斋实力大增，开始谋求开发新品种。这时徐悲鸿托请荣宝斋用木版印制其名作《奔马》。半个月后，荣宝斋的首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奔马》印制成功，得到徐悲鸿的高度评价，不仅谢绝稿费，而且在开始售卖时亲笔签名以示支持。自《奔马》之后，荣宝斋没有停步。在50年代，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的《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共18幅画，不同规格的版本20多种。他们在齐白石的具体指导下，成功完成了其水墨画《白茶花》的木版水印，成品和原作难分轩轾。之后白石老人的很多作品都经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得以广泛流传。因此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作品是靠徐齐起家之说。此外吴作人、黄胄、吴冠中等现代名家的画作也由荣宝斋复制。
荣宝斋不仅刻印当代名家名作，还进一步复制刊刻古代名画。1954年，他们成功地印制了清代王云的绢本山水《月夜阁楼》，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刷的空白。1956年木版水印著名古画《簪花仕女图》成功，国家曾把此画的木版水印作品作为国礼赠予外宾。之后，荣宝斋对古代名画的木版水印继续进步，由小而大，由单幅到巨幅名作。在单幅精品中有《马远踏歌图》、宋代的《出水芙蓉》、宋代刘松年的《秋窗易读图》等。至80年代以后又有大型古画《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等的木版水印，使得木版水印技术攀登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而这些技术都是在50年代发展成熟的。
琉璃厂还集中了一批与书画相关的技术行当及技工，如裱画业。国营后的荣宝斋1959年合并了宣武区裱画合作社，组成了实力雄厚、北京首屈一指的装裱车间，以裱画圣手张贵桐为首，培养带动了一批年轻人，将裱画技术继承发扬，整修抢修损毁的唐代绢本《女娲图》等一大批古画，为祖国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间，琉璃厂各行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公私合营、国有化的改造，营业性质、目的和业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私营的牟利行业真正回到人民手中，转变为依照法规合法经营的国营企业单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鉴定专家，传承和保护了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为琉璃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