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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伦理主要包括“大学出版的伦理”和“伦理的大学出版”两个伦理向度。根据大学出版和母体大学的逻辑关系，大学出版伦理主要来自于以传承大学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发展使命。剖析当下大学出版伦理困境情况及其致因，有助于在“大出版”的视域下提出创新大学出版伦理发展的思路和措施，推动大学出版活动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
大学出版 伦理 建构 研究
潘利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编辑；赵保全，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大学精神培育凝练研究”（12JDSZ2027）；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精神视域下的道德教育创新研究”（2013SJD880121）。
大学出版活动集文化本性、教育属性、商业特性于一体，对于推动高深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积极作用。因其依附的母体大学所承担的立德树人功能使然，大学出版社（或公司）在以文化生产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体现着鲜明的伦理底蕴和道德追求向度。同时，基于伦理在文化和教育中的特殊作用，高等学校无论是进行发展规划之类的顶层设计，还是办学治校实施教育教学的具体措施，都会高度关注和发挥大学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了大学文化与教育伦理的密切结合。与此相比，作为现代文化产业重要生力军的大学出版社，对于关系出版活动本身的伦理审视以及编辑道德的研究与建设，依然处于重视不够、进展缓慢的尴尬境地。
梳理30年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发现关于大学出版社伦理研究的相关专著，一些期刊发表的文章多是如何提升编辑的职业道德和塑造出版人文精神，基本上属于大学出版从业者对工作实践所做的经验式阐述与理论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徐前进于1996年撰写的《编辑伦理学》的部分观点可为建构大学出版伦理所借鉴，可惜历经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已难以适应当下出版伦理发展的需求。究其原因，固然有出版伦理研究的“边区”“盲区”效应，学界缺乏研究的热情和动力的因素，也在于大学出版伦理需要成熟的学科资源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做支撑。不可忽视的是，大学出版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自身理论建构还有待开拓。因此，分析大学出版现状，根据大出版的时代要求推动大学出版伦理建构，是大学出版学人应有的理论自觉。
一、大学出版伦理根基：基于学术传承与文化发展的内在使命
伦理通过柔性方式规范社会组织与成员个体利益，是与法律规章等强制规范方式相互对应、相辅相成的社会调节机制。因此，出版伦理是处理出版关系时应遵循的伦理准则。虽然出版伦理体系还在努力建构之中，但对于维系文化出版价值导向、推动出版行业健康发展应有的作用，业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出版伦理是推动大学出版发展的文化理性支撑，也是协调出版各方利益矛盾的内在自我驱动力。大学出版伦理产生的根源，既与人类社会一直孜孜以求的“对与善”“美和真”“自由与发展”的美好愿景息息相关，更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4大职能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与一般商业出版和文化交流活动相比，大学出版尤其是在推动学术出版方面体现了特殊的伦理追求，即建立于服务高深知识的生产基础之上，融合教育伦理、人文精神和商业经营3大属性，传递着富有大学特色的出版价值理念、伦理意识和道德规范。
1.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基
出版活动贯穿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范畴，跨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领域，努力达到“精神生产的个人自由与其产品社会化的统一”。[1]据此观点，出版活动必然要以满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需求作为其本质规定。大学出版行为体现出来的动机和目的，是出版企业对于出版经营活动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展示，浸润着大学厚重而悠久的文化精神传统，体现着学术共同体对真理的心理向往和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文化场域中，大学出版与其他文化行业、与出版同行之间，出版人与读者、作者之间，以出版活动为媒介进行文化性的交往，“并生成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习惯、道德品格及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包含出版信息中所蕴涵的道德价值观，人们在处理出版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以及出版从业者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等等”。[2]由此，大学出版机构借助文化传播载体，实现了由文化共同体向出版伦理实体的转变，体现出鲜明的组织伦理特性和道德特色。
大学出版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坚守学术出版使命的双重压力。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良好的经济指标，甚至出现了忽视大学出版特色，盲目依据世俗要求实施出版行为的现象。这种被所谓“自由竞争”“市场决定”旗帜掩盖的出版乱象，以及偏离大学出版文化使命和扭曲出版价值导向的状况，需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另外，伦理道德必然要求和经济基础相对应。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依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资本主导形式，所实施的出版经济活动中带有国家意志，直面市场经济时难免产生“虚幻的共同利益和个体诉求的碰撞”。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国家、集体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关系着大学出版活动能否顺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价值目标，也是当下大学出版伦理建设关注的重点问题。
2.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科学发展的“王道”
“出版之道”即在遵循出版伦理的基础上推动出版发展、实现出版目标，是对出版发展质量与内在规律的理性认识与科学总结，体现了出版人的价值与追求。大学出版兼备文化和商业的双重属性，目的在于通过商业运行方式，实现人类文化传承和价值建构。能否实现此目标，取决于大学出版发展的思路、模式和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完成销售码洋等经济指标，更要研究文化理性、核心价值、出版行为等内在逻辑关系，努力探寻出版企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因此，对于学界热议的建立“商业帝国”还是“文化王国”的选择，成为触摸大学出版发展之“道”的关键分水岭，也是决定能否坚守大学出版品牌的核心所在。要想以高质量的出版作品和出版服务来取胜，关键在于坚守本职、练好内功，走内涵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出版发展方式的转变，影响着大学出版在引领社会学术风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伦理担当。也就是说，大学出版社无论是面对媒介大联合的时代命题还是数字出版的商业潮流，只有实施符合出版伦理的行为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3.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大学文化功能之核
大学出版社与大学母体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彰显大学四大功能有着重要作用。贺圣遂曾提出，应把出版社作为与图书馆、实验室并列的第三种力量，倡导以大学出版来建设出版大学的理念。由此而言，大学出版赖以生存的根基应该是学术出版服务，促进学术的传播与发展应该是其重要的工作职责所在。创新知识传播、推进高深理论研究，是衡量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和出版发展水平的风向标。鉴于学术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提升大学学术出版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对于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具有巨大意义。也就是说，从大学承担的出版功能和文化使命而言，大学出版伦理应该集中体现为对学术出版工作的规范和职业操守，并在出版实践中培育和发扬“公共知识分子”式的理性精神，承担起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光荣责任。王明舟也认为，文化产品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人性。大学出版社凭借高品位的出版内涵和高质量的出版服务，直接参与了大学文化的积累传承、创新创造，作用于大学师生乃至社会群体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努力实现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才培养的对接。
二、大学出版伦理困境根源：工具理性与文化本质的冲突
基于出版伦理和大学出版的关系进行推断，出版行为的伦理缺失必然导致行业之痛。研究者把出版伦理缺失归纳为4个方面：不求创新，挖作者就行；不论手段，能畅销就行；不讲道义，我做成就行；不讲质量，有关系就行。[3]大学出版活动除上述缺失现象，最大的困局在于学术出版功利色彩过浓、图书质量整体下滑，大学出版人原有的职业尊敬感正在逐步弱化。周志强将其归纳为“课题化出书质量堪忧，缺少后期出版评价机制；大量高校教材硬伤频出；翻译类图书泛滥，质量良莠不齐”。[4]大学出版困局更是大学出版伦理困局。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约：
1. 技术变革时代出版工具理性极度膨胀
数字化潮流尤其是大数据时代引发了出版理念和出版方式的变革，对大学学术出版产生着重要影响。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逐渐主导人们世俗生活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沦为经济的附庸”，物质属性湮灭了精神属性，经济价值战胜了文化价值，引发了出版诚信等伦理难题。大学出版被异化为“去人化”的商业活动，而学术出版对于知识传播、文化传承的作用也被忽视。出版伦理问题的表象折射出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知识生产和传播价值链条的变异。在为物所役的大环境里，一些道德观念薄弱、缺乏自律精神的出版人“容易被经济利益裹挟，被市场经济异化为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甚至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5]简单而言，大学出版正在经历着“义利之争”。面对“经济至上”的工具理性的冲击，原本坚守的大学出版伦理正在变得支离破碎。更令人愕然的是，部分有违社会伦理道德的出版行为还被业内人士作为能力炫耀。在这种伦理境遇中，大学出版的数字化进程更加举步维艰，一方面是受资本和人力科技资源的限制，难以形成发展数字化大平台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由内容出版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变的过程中，难以引导科学研究前沿成果发布走势，难以满足学科、科研、教学协同发展对信息的复合要求，有违国家设立大学出版社的本意。当下关于大学出版是建立商业帝国谋求经济利益，还是坚守文化职能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纷争，也反映了建构大学出版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如何实现以伦理服务于大学出版的本质目标，成为国内外大学出版社都在努力寻求应对举措的时代命题。
2. 大学出版体制变革不到位带来的“阵痛”
大学出版内部治理结构与母体大学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息息相关，传递着大学管理者对文化出版发展观念的差异。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已于2010年完成，实现了由事业单位向文化企业的转变。后转制时代的各大学出版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原则和方式的差异，进一步引发了出版发展理念、出版模式和文化功能的冲突。许多大学出版社遵循着“以经济形式实现文化出版功能”的发展模式，在组织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为突出资本和经济运行的特征，由传统的“编辑中心”向“策划中心”转变，由注重编辑工作向适应市场需求转向，由“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向“扁平式发展结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内部岗位聘任改革、薪酬津贴制度改革以及业务流程改革，都取决于对大学出版的本质、发展理念的认同程度。出版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体现了出版生态的多样化，但基于文化出版的本质而言，大学出版伦理的整体诉求、价值导向和内部规则尚未真正形成。如何创新大学出版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致使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和谐格局被打乱。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教育出版水平低下，难以开发出熟悉和适应教育规律、符合师生需求的高质量教材；学术出版体系混乱，为经济利益考虑出版了一些低水平著作，难以反映学界的真正研究成果或知识创造趋势，为谋取经济利益，不顾自己的特色，挤上了大众出版快车道，但与大学出版推崇的文化使命相去甚远。
3. 基于服务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构建功能的偏移
出版物所承载的伦理精神，凸显了文化精神的内在价值，与出版人的理想、信仰相互通约，体现为“存在于出版人内心的一种道德力量，并以自己的特定内容和作用方式，在出版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6]从哲学认识根源来看，学界论及的出版伦理困境，在于大学出版社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判断有所偏移，已从大学社设立之初的“服务教学、科研，繁荣高深学术”的时代使命，混同于普通企业追逐经济利益的世俗行为，从大学追求作为“世俗教堂”与“社会良心”的文化传统转向于日常化、生活化的大众文化，导致大学出版社数十年积淀培育而成的出版伦理追求，在市场经济和资本工具理性的冲击下出现了裂变，原本固化的道德追求变得支离破碎，一些大学出版从业者也推波助澜，甚至唯“码洋业绩”是瞻，让人扼腕叹息。总之，无论是当下盛行的动用行政资源和“人脉关系”完成图书销售推广任务，还是在资本运作过程中遵循行业“潜规则”“恶习惯”，均难以掩饰光鲜数字背后的出版生态正在分化的事实。大学出版社服务学术生产的重要功能被严重扭曲。简而言之，浮躁的社会风气，急功近利的心理，从业者缺乏高尚的社会理想，以及现行学术考评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学术出版活动困局的主要原因。 4. 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出版伦理支撑资源的空场
出版的伦理困境，实质上是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价值观缺失和伦理道德失范，以及大学精神文化的缺位，共同作用于出版活动的结果。根据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文化系统对于优化社会制度、维护规则秩序能够提供理性支持。大学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通过学术出版传递先进思想，从价值观、理论文化层面产生凝聚力，引导社会成员自觉接受规则约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大学文化理论部分来源于传统的教育文化和伦理道德资源。当下，我国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新问题，传统的文化信仰、价值规范正在变化分解，新的价值观及其理论文化还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处于理论及其价值文化“空场”“失范”的阶段。“理论和文化蕴涵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存在着游离和冲突”，[7]进一步激发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大学应有的承担崇高使命意识正在沦丧。与其在文化产业中坚守泛道德主义，无视大学出版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如根据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建立与出版行为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因此注重网络出版和数字出版等虚拟世界伦理也是大学出版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需引起重视的是，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全球文化出版产业领域的影响和控制更甚。如何处理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建构符合实践要求的大学出版伦理显得更为迫切。
三、路径与措施：新时期大学出版伦理建构走向
当下，中国已进入文化发展的大时代，呼唤着大出版、大编辑、大作品的出现。探索以出版伦理解决出版现实问题，为大学出版伦理的发展与建构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时代命题。顺应时代要求，不仅要研究“出版的伦理”，更要研究“伦理的出版”，把大学出版伦理研究与大学出版建设真正结合起来。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 以完善大学出版生态来构建出版伦理
大学出版伦理范畴已摆脱了原本单纯的编辑与读者、作者的道德关系研究，将关注的视野扩展到了大学出版行业的整体性生态，通过伦理学所坚守的理论基础、作用方式来介入、规范和调节整个出版活动，处理大学出版行业与教育行业、文化产业之间的伦理关系等。陈昕等人在2013年举行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年会上，一致认同“出版的底色是文化，出版存在的价值是对文化的传布和文明的传承。文化担当、文化追求与文化责任是出版的第一要义”。[8]大学出版业对于承载和创新文化的责任和担当，是在出版全球化的背景下明确了大学出版伦理的发展方向，即要服从出版生态建设，以完善出版生态来丰富出版伦理。一方面，推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实现合理布局，发挥大学出版社在国家文化出版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为此，要研究出版行为与社会文化、社会道德追求的关系，对数字出版和大数据时代的大学出版进行准确定位。全面考量和建设出版人职业操守，也是推动大学出版伦理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出版流程和出版模式的变化，把从策划选择到文稿编校、发行推广都纳入出版人素质考核内容。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借助大学的文化高地，自觉承担起学术出版重任。大学出版伦理不仅是对编辑职业操守的规范，更要承担起大学出版的历史责任，强化中国学术出版走向世界的能力，为打造中国出版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为此，大学出版人要满怀敬畏之心，恪守严谨的专业精神，根据知识生产和传播规律，努力构建科学的学术出版规范与学术评价机制，传递学术尊严与精神魅力。
2. 以增强出版道德理性来构建出版伦理
出版伦理主要体现为出版行业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规范体系，[9]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增强出版道德理性，把编好书、出好书的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动，在传播先进思想、推动社会进步之中实现大学出版人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说，要学会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作者读者和出版者等各种关系，实现深厚人文底蕴与学术出版规律、作者原创性劳动与专业出版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结合，促进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要提升编辑的宏大视野，及时把握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深入发掘作品价值点和创新点，引领学术性研究方向，发挥好“最后的看门人”责任。凸显“好编辑”的品牌价值。好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可以借鉴百道网“寻找中国好编辑，凝聚书业正能量”等类似活动，发掘和表彰一批敬业爱岗、富有创造力的优秀编辑，宣扬他们先进的出版理念、深刻的内在追求，激励大学出版人增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编辑的文化价值和出版文化价值。
3. 以发挥行业组织他律作用来构建出版伦理
大学出版伦理包括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要求不仅要强化出版人的自我修养和自觉自律，更要注重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关系出发为出版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查阅资料所知，中国出版协会2004年修订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未能很好地体现大学出版的特性，而《中国大学出版协会章程》又不能满足大学出版伦理规范要求，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凝练提升大学出版价值追求，优化调整、充实大学出版行为规范，体现大学出版应有的文化特色。为此，建议大学出版协会牵头，成立专门的出版伦理委员会，细化大学出版人的职业操守，加强出版伦理教育和引导，推动出版伦理规范逐步覆盖编辑、策划、发行、校对等环节。如此，方能形成统一的大学出版职业操守，又能体现出不同岗位的价值导向和文化理性。
4. 以发展大学出版精神来建构出版伦理
考虑出版活动的精神生产特性，以及资本对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促进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理念变革，必然以履行文化使命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依托大学精神指引出版精神建设，在出版活动中融合大学共同体的意志和理念，实现大学出版价值回归本位。其中的关键在于，根据伦理学倡导的“善”与“正当”理念，结合大学文化内在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来规范和构建大学出版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理想，增强出版人的理性判断和道德责任，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促进出版活动的求真、向善、尚美，“实现主体和客体在观念形态与实在形态、主体自身素质与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统一”，[10]努力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出版形态。 5. 在解决实践难题中建构大学出版伦理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认为，伦理必须依据时代主题和实践内容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丰富和发展，才能在指导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大学出版伦理主要是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应对网络科技、数字技术时代的出版，利用好现代技术在海量信息中选择出版精品之作，实现大学出版在文化传承、知识传播、内容整合等方面的追求；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传承的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分类标准和知识分类体系，[11]努力做好专业出版工作，帮助读者解决数字时代“阅读什么”“怎么阅读”的问题，更好地促进知识和文化的传承。如此，既能以出版伦理指导解决出版难题，同时又能促进伦理知识的积累、丰富，形成更加适合大学出版的伦理方法论，提升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的能力。
另外，需进一步坚守出版伦理的边界意识。伦理也不是万能的，发挥作用必然要借助完备的制度、科学的理性认识、良好的人文氛围。为此，大力推进大学出版管理建章立制工作，确立现代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保障机制与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出版伦理的作用，激励大学出版人在“大时代”争当“大编辑”，多出“大作品”。
参考文献：
[1] [10] 刘景慧. 编辑的伦理价值观[J]. 湖湘论坛，2004（1）：41-43.
[2] 胡虹霞. 出版的伦理与伦理的出版[J]. 编辑之友，2013（12）：39-41.
[3] 周海忠. 出版伦理缺失之痛[J]. 出版参考，2009（3）：1.
[4] 孙海悦. 业界呼唤构建学术出版共同体[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02-10.
[5] 毛莉. 没有良心科技将失去灵魂[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2-25.
[6] 范军. 让出版拥有尊严理想主义[J]. 现代出版，2013（6）：50-55.
[7] 葛晨虹. 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责任与价值自觉[J]. 中国高教研究，2013（4）：21-25.
[8] 王巍.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出版理论专题研讨会举行[N]. 新华书目报，2013-08-19.
[9] 汪曙华. 论当前我国出版伦理的失范与规范[J]. 东南传播，2013（8）：35-37.
[11] 谢寿光. 我国学术出版的现状、问题与机遇[J]. 出版参考，2013（2）：9-10.
大学出版 伦理 建构 研究
潘利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编辑；赵保全，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副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大学精神培育凝练研究”（12JDSZ2027）；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精神视域下的道德教育创新研究”（2013SJD880121）。
大学出版活动集文化本性、教育属性、商业特性于一体，对于推动高深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积极作用。因其依附的母体大学所承担的立德树人功能使然，大学出版社（或公司）在以文化生产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体现着鲜明的伦理底蕴和道德追求向度。同时，基于伦理在文化和教育中的特殊作用，高等学校无论是进行发展规划之类的顶层设计，还是办学治校实施教育教学的具体措施，都会高度关注和发挥大学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了大学文化与教育伦理的密切结合。与此相比，作为现代文化产业重要生力军的大学出版社，对于关系出版活动本身的伦理审视以及编辑道德的研究与建设，依然处于重视不够、进展缓慢的尴尬境地。
梳理30年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发现关于大学出版社伦理研究的相关专著，一些期刊发表的文章多是如何提升编辑的职业道德和塑造出版人文精神，基本上属于大学出版从业者对工作实践所做的经验式阐述与理论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徐前进于1996年撰写的《编辑伦理学》的部分观点可为建构大学出版伦理所借鉴，可惜历经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已难以适应当下出版伦理发展的需求。究其原因，固然有出版伦理研究的“边区”“盲区”效应，学界缺乏研究的热情和动力的因素，也在于大学出版伦理需要成熟的学科资源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做支撑。不可忽视的是，大学出版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自身理论建构还有待开拓。因此，分析大学出版现状，根据大出版的时代要求推动大学出版伦理建构，是大学出版学人应有的理论自觉。
一、大学出版伦理根基：基于学术传承与文化发展的内在使命
伦理通过柔性方式规范社会组织与成员个体利益，是与法律规章等强制规范方式相互对应、相辅相成的社会调节机制。因此，出版伦理是处理出版关系时应遵循的伦理准则。虽然出版伦理体系还在努力建构之中，但对于维系文化出版价值导向、推动出版行业健康发展应有的作用，业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出版伦理是推动大学出版发展的文化理性支撑，也是协调出版各方利益矛盾的内在自我驱动力。大学出版伦理产生的根源，既与人类社会一直孜孜以求的“对与善”“美和真”“自由与发展”的美好愿景息息相关，更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4大职能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与一般商业出版和文化交流活动相比，大学出版尤其是在推动学术出版方面体现了特殊的伦理追求，即建立于服务高深知识的生产基础之上，融合教育伦理、人文精神和商业经营3大属性，传递着富有大学特色的出版价值理念、伦理意识和道德规范。
1.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基
出版活动贯穿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范畴，跨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领域，努力达到“精神生产的个人自由与其产品社会化的统一”。[1]据此观点，出版活动必然要以满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需求作为其本质规定。大学出版行为体现出来的动机和目的，是出版企业对于出版经营活动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展示，浸润着大学厚重而悠久的文化精神传统，体现着学术共同体对真理的心理向往和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文化场域中，大学出版与其他文化行业、与出版同行之间，出版人与读者、作者之间，以出版活动为媒介进行文化性的交往，“并生成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习惯、道德品格及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包含出版信息中所蕴涵的道德价值观，人们在处理出版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以及出版从业者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等等”。[2]由此，大学出版机构借助文化传播载体，实现了由文化共同体向出版伦理实体的转变，体现出鲜明的组织伦理特性和道德特色。
大学出版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坚守学术出版使命的双重压力。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良好的经济指标，甚至出现了忽视大学出版特色，盲目依据世俗要求实施出版行为的现象。这种被所谓“自由竞争”“市场决定”旗帜掩盖的出版乱象，以及偏离大学出版文化使命和扭曲出版价值导向的状况，需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另外，伦理道德必然要求和经济基础相对应。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依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资本主导形式，所实施的出版经济活动中带有国家意志，直面市场经济时难免产生“虚幻的共同利益和个体诉求的碰撞”。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国家、集体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关系着大学出版活动能否顺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价值目标，也是当下大学出版伦理建设关注的重点问题。
2.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科学发展的“王道”
“出版之道”即在遵循出版伦理的基础上推动出版发展、实现出版目标，是对出版发展质量与内在规律的理性认识与科学总结，体现了出版人的价值与追求。大学出版兼备文化和商业的双重属性，目的在于通过商业运行方式，实现人类文化传承和价值建构。能否实现此目标，取决于大学出版发展的思路、模式和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完成销售码洋等经济指标，更要研究文化理性、核心价值、出版行为等内在逻辑关系，努力探寻出版企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因此，对于学界热议的建立“商业帝国”还是“文化王国”的选择，成为触摸大学出版发展之“道”的关键分水岭，也是决定能否坚守大学出版品牌的核心所在。要想以高质量的出版作品和出版服务来取胜，关键在于坚守本职、练好内功，走内涵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出版发展方式的转变，影响着大学出版在引领社会学术风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伦理担当。也就是说，大学出版社无论是面对媒介大联合的时代命题还是数字出版的商业潮流，只有实施符合出版伦理的行为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3.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大学文化功能之核
大学出版社与大学母体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彰显大学四大功能有着重要作用。贺圣遂曾提出，应把出版社作为与图书馆、实验室并列的第三种力量，倡导以大学出版来建设出版大学的理念。由此而言，大学出版赖以生存的根基应该是学术出版服务，促进学术的传播与发展应该是其重要的工作职责所在。创新知识传播、推进高深理论研究，是衡量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和出版发展水平的风向标。鉴于学术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提升大学学术出版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对于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具有巨大意义。也就是说，从大学承担的出版功能和文化使命而言，大学出版伦理应该集中体现为对学术出版工作的规范和职业操守，并在出版实践中培育和发扬“公共知识分子”式的理性精神，承担起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光荣责任。王明舟也认为，文化产品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人性。大学出版社凭借高品位的出版内涵和高质量的出版服务，直接参与了大学文化的积累传承、创新创造，作用于大学师生乃至社会群体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努力实现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才培养的对接。
二、大学出版伦理困境根源：工具理性与文化本质的冲突
基于出版伦理和大学出版的关系进行推断，出版行为的伦理缺失必然导致行业之痛。研究者把出版伦理缺失归纳为4个方面：不求创新，挖作者就行；不论手段，能畅销就行；不讲道义，我做成就行；不讲质量，有关系就行。[3]大学出版活动除上述缺失现象，最大的困局在于学术出版功利色彩过浓、图书质量整体下滑，大学出版人原有的职业尊敬感正在逐步弱化。周志强将其归纳为“课题化出书质量堪忧，缺少后期出版评价机制；大量高校教材硬伤频出；翻译类图书泛滥，质量良莠不齐”。[4]大学出版困局更是大学出版伦理困局。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约：
1. 技术变革时代出版工具理性极度膨胀
数字化潮流尤其是大数据时代引发了出版理念和出版方式的变革，对大学学术出版产生着重要影响。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逐渐主导人们世俗生活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沦为经济的附庸”，物质属性湮灭了精神属性，经济价值战胜了文化价值，引发了出版诚信等伦理难题。大学出版被异化为“去人化”的商业活动，而学术出版对于知识传播、文化传承的作用也被忽视。出版伦理问题的表象折射出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知识生产和传播价值链条的变异。在为物所役的大环境里，一些道德观念薄弱、缺乏自律精神的出版人“容易被经济利益裹挟，被市场经济异化为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甚至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5]简单而言，大学出版正在经历着“义利之争”。面对“经济至上”的工具理性的冲击，原本坚守的大学出版伦理正在变得支离破碎。更令人愕然的是，部分有违社会伦理道德的出版行为还被业内人士作为能力炫耀。在这种伦理境遇中，大学出版的数字化进程更加举步维艰，一方面是受资本和人力科技资源的限制，难以形成发展数字化大平台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由内容出版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变的过程中，难以引导科学研究前沿成果发布走势，难以满足学科、科研、教学协同发展对信息的复合要求，有违国家设立大学出版社的本意。当下关于大学出版是建立商业帝国谋求经济利益，还是坚守文化职能引领社会文化潮流的纷争，也反映了建构大学出版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如何实现以伦理服务于大学出版的本质目标，成为国内外大学出版社都在努力寻求应对举措的时代命题。
2. 大学出版体制变革不到位带来的“阵痛”
大学出版内部治理结构与母体大学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息息相关，传递着大学管理者对文化出版发展观念的差异。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已于2010年完成，实现了由事业单位向文化企业的转变。后转制时代的各大学出版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原则和方式的差异，进一步引发了出版发展理念、出版模式和文化功能的冲突。许多大学出版社遵循着“以经济形式实现文化出版功能”的发展模式，在组织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为突出资本和经济运行的特征，由传统的“编辑中心”向“策划中心”转变，由注重编辑工作向适应市场需求转向，由“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向“扁平式发展结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内部岗位聘任改革、薪酬津贴制度改革以及业务流程改革，都取决于对大学出版的本质、发展理念的认同程度。出版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体现了出版生态的多样化，但基于文化出版的本质而言，大学出版伦理的整体诉求、价值导向和内部规则尚未真正形成。如何创新大学出版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致使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和谐格局被打乱。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教育出版水平低下，难以开发出熟悉和适应教育规律、符合师生需求的高质量教材；学术出版体系混乱，为经济利益考虑出版了一些低水平著作，难以反映学界的真正研究成果或知识创造趋势，为谋取经济利益，不顾自己的特色，挤上了大众出版快车道，但与大学出版推崇的文化使命相去甚远。
3. 基于服务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构建功能的偏移
出版物所承载的伦理精神，凸显了文化精神的内在价值，与出版人的理想、信仰相互通约，体现为“存在于出版人内心的一种道德力量，并以自己的特定内容和作用方式，在出版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6]从哲学认识根源来看，学界论及的出版伦理困境，在于大学出版社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判断有所偏移，已从大学社设立之初的“服务教学、科研，繁荣高深学术”的时代使命，混同于普通企业追逐经济利益的世俗行为，从大学追求作为“世俗教堂”与“社会良心”的文化传统转向于日常化、生活化的大众文化，导致大学出版社数十年积淀培育而成的出版伦理追求，在市场经济和资本工具理性的冲击下出现了裂变，原本固化的道德追求变得支离破碎，一些大学出版从业者也推波助澜，甚至唯“码洋业绩”是瞻，让人扼腕叹息。总之，无论是当下盛行的动用行政资源和“人脉关系”完成图书销售推广任务，还是在资本运作过程中遵循行业“潜规则”“恶习惯”，均难以掩饰光鲜数字背后的出版生态正在分化的事实。大学出版社服务学术生产的重要功能被严重扭曲。简而言之，浮躁的社会风气，急功近利的心理，从业者缺乏高尚的社会理想，以及现行学术考评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学术出版活动困局的主要原因。 4. 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出版伦理支撑资源的空场
出版的伦理困境，实质上是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价值观缺失和伦理道德失范，以及大学精神文化的缺位，共同作用于出版活动的结果。根据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文化系统对于优化社会制度、维护规则秩序能够提供理性支持。大学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通过学术出版传递先进思想，从价值观、理论文化层面产生凝聚力，引导社会成员自觉接受规则约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大学文化理论部分来源于传统的教育文化和伦理道德资源。当下，我国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新问题，传统的文化信仰、价值规范正在变化分解，新的价值观及其理论文化还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处于理论及其价值文化“空场”“失范”的阶段。“理论和文化蕴涵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存在着游离和冲突”，[7]进一步激发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大学应有的承担崇高使命意识正在沦丧。与其在文化产业中坚守泛道德主义，无视大学出版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如根据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建立与出版行为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因此注重网络出版和数字出版等虚拟世界伦理也是大学出版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需引起重视的是，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全球文化出版产业领域的影响和控制更甚。如何处理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建构符合实践要求的大学出版伦理显得更为迫切。
三、路径与措施：新时期大学出版伦理建构走向
当下，中国已进入文化发展的大时代，呼唤着大出版、大编辑、大作品的出现。探索以出版伦理解决出版现实问题，为大学出版伦理的发展与建构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时代命题。顺应时代要求，不仅要研究“出版的伦理”，更要研究“伦理的出版”，把大学出版伦理研究与大学出版建设真正结合起来。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 以完善大学出版生态来构建出版伦理
大学出版伦理范畴已摆脱了原本单纯的编辑与读者、作者的道德关系研究，将关注的视野扩展到了大学出版行业的整体性生态，通过伦理学所坚守的理论基础、作用方式来介入、规范和调节整个出版活动，处理大学出版行业与教育行业、文化产业之间的伦理关系等。陈昕等人在2013年举行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年会上，一致认同“出版的底色是文化，出版存在的价值是对文化的传布和文明的传承。文化担当、文化追求与文化责任是出版的第一要义”。[8]大学出版业对于承载和创新文化的责任和担当，是在出版全球化的背景下明确了大学出版伦理的发展方向，即要服从出版生态建设，以完善出版生态来丰富出版伦理。一方面，推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实现合理布局，发挥大学出版社在国家文化出版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为此，要研究出版行为与社会文化、社会道德追求的关系，对数字出版和大数据时代的大学出版进行准确定位。全面考量和建设出版人职业操守，也是推动大学出版伦理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出版流程和出版模式的变化，把从策划选择到文稿编校、发行推广都纳入出版人素质考核内容。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借助大学的文化高地，自觉承担起学术出版重任。大学出版伦理不仅是对编辑职业操守的规范，更要承担起大学出版的历史责任，强化中国学术出版走向世界的能力，为打造中国出版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为此，大学出版人要满怀敬畏之心，恪守严谨的专业精神，根据知识生产和传播规律，努力构建科学的学术出版规范与学术评价机制，传递学术尊严与精神魅力。
2. 以增强出版道德理性来构建出版伦理
出版伦理主要体现为出版行业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规范体系，[9]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增强出版道德理性，把编好书、出好书的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动，在传播先进思想、推动社会进步之中实现大学出版人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说，要学会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作者读者和出版者等各种关系，实现深厚人文底蕴与学术出版规律、作者原创性劳动与专业出版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结合，促进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要提升编辑的宏大视野，及时把握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深入发掘作品价值点和创新点，引领学术性研究方向，发挥好“最后的看门人”责任。凸显“好编辑”的品牌价值。好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可以借鉴百道网“寻找中国好编辑，凝聚书业正能量”等类似活动，发掘和表彰一批敬业爱岗、富有创造力的优秀编辑，宣扬他们先进的出版理念、深刻的内在追求，激励大学出版人增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编辑的文化价值和出版文化价值。
3. 以发挥行业组织他律作用来构建出版伦理
大学出版伦理包括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要求不仅要强化出版人的自我修养和自觉自律，更要注重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关系出发为出版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查阅资料所知，中国出版协会2004年修订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未能很好地体现大学出版的特性，而《中国大学出版协会章程》又不能满足大学出版伦理规范要求，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凝练提升大学出版价值追求，优化调整、充实大学出版行为规范，体现大学出版应有的文化特色。为此，建议大学出版协会牵头，成立专门的出版伦理委员会，细化大学出版人的职业操守，加强出版伦理教育和引导，推动出版伦理规范逐步覆盖编辑、策划、发行、校对等环节。如此，方能形成统一的大学出版职业操守，又能体现出不同岗位的价值导向和文化理性。
4. 以发展大学出版精神来建构出版伦理
考虑出版活动的精神生产特性，以及资本对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促进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理念变革，必然以履行文化使命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依托大学精神指引出版精神建设，在出版活动中融合大学共同体的意志和理念，实现大学出版价值回归本位。其中的关键在于，根据伦理学倡导的“善”与“正当”理念，结合大学文化内在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来规范和构建大学出版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理想，增强出版人的理性判断和道德责任，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促进出版活动的求真、向善、尚美，“实现主体和客体在观念形态与实在形态、主体自身素质与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统一”，[10]努力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出版形态。 5. 在解决实践难题中建构大学出版伦理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认为，伦理必须依据时代主题和实践内容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丰富和发展，才能在指导实践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大学出版伦理主要是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应对网络科技、数字技术时代的出版，利用好现代技术在海量信息中选择出版精品之作，实现大学出版在文化传承、知识传播、内容整合等方面的追求；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传承的规律，构建科学合理的知识分类标准和知识分类体系，[11]努力做好专业出版工作，帮助读者解决数字时代“阅读什么”“怎么阅读”的问题，更好地促进知识和文化的传承。如此，既能以出版伦理指导解决出版难题，同时又能促进伦理知识的积累、丰富，形成更加适合大学出版的伦理方法论，提升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的能力。
另外，需进一步坚守出版伦理的边界意识。伦理也不是万能的，发挥作用必然要借助完备的制度、科学的理性认识、良好的人文氛围。为此，大力推进大学出版管理建章立制工作，确立现代出版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的保障机制与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出版伦理的作用，激励大学出版人在“大时代”争当“大编辑”，多出“大作品”。
参考文献：
[1] [10] 刘景慧. 编辑的伦理价值观[J]. 湖湘论坛，2004（1）：41-43.
[2] 胡虹霞. 出版的伦理与伦理的出版[J]. 编辑之友，2013（12）：39-41.
[3] 周海忠. 出版伦理缺失之痛[J]. 出版参考，2009（3）：1.
[4] 孙海悦. 业界呼唤构建学术出版共同体[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02-10.
[5] 毛莉. 没有良心科技将失去灵魂[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2-25.
[6] 范军. 让出版拥有尊严理想主义[J]. 现代出版，2013（6）：50-55.
[7] 葛晨虹. 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责任与价值自觉[J]. 中国高教研究，2013（4）：21-25.
[8] 王巍.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出版理论专题研讨会举行[N]. 新华书目报，2013-08-19.
[9] 汪曙华. 论当前我国出版伦理的失范与规范[J]. 东南传播，2013（8）：35-37.
[11] 谢寿光. 我国学术出版的现状、问题与机遇[J]. 出版参考，2013（2）：9-10.